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翁同书（1810 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巽斋。翁心存长子。本书收录翁同书写给翁心存、翁同爵、翁同龢、翁曾源等人的信札百余通，时间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光绪四年（1878），长达三十多年，涉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除了生活日常，还有耳闻目睹的地方军政、官场百态、历史事件，可与史书记载互证互补，从中亦可见当时人对事件发生的描述与评价，对于清末历史的研究颇具价值。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1844年12月27日）男同书百拜谨禀父亲大人膝下：
　　前月中旬得九月中手谕，久拟发禀，而因循未果。前日又接十月廿二日谕函，知九月初一禀已达。又闻周立庵说其弟南旋遇雨，廿一天始到王营，沈福车轻稍速，计今早抵里。寓中近况垂询可悉，其带归之物，想已收明。王云阁所送之参，似尚佳，其参须殊平常也。皮领二，皮靴一，想可用。骨种羊帽檐当再寄。松子仁，未知佳否？箱中物件，祈即照男前单分开，洋布被面饭单等，此间尚略有之也。史馆仅作小传一篇，现在将纂文苑、（如陈祖范、顾镇等可立传，但须具志状，私传著作及经进书提要等。）儒林、循吏等传，（先大父系校官，虽祀名宦，未知将来可立传否。）或得操笔，亦未可知。至作传自当按照旧式，且具稿后尚有覆辑之员。至于缮写后校勘，则中翰职也。昨日磨勘第三次，江浙、江西、两湖、福建六省试卷分得十二本，除逐卷签免议外，签出应议三卷，湖南一，（重用荐条。）江西、湖北各一，（皆誊录草率。）俱与考官无涉也。
　　寓居太窄，街道沟渠亦不佳，必须移寓。已看得棉花头条胡同一所二十馀间，每月租钱京钱三十三千，上房亦只三间，旁小屋略多耳。（会客小三间，门房等三间，厢房内外东西两间.另有别院，屋尤破碎。）取其朝南有车厂，然以胡同不好，（然可以延师，并做厨房，则够住矣。）尚未定。此时京官正途，赀郎倍多于昔，故觅屋愈难矣。薇客忽迁居南柳巷，月租六十五千。屋极宽大，上房两层铺地板，绝似南方。闻风水不甚佳，伊移居后小恙，尚未出门。伊眷属二月初可到，仑仙则尚未到也。此间自沈福去后，派陈升管帐本，（陈贵未来，想尚未愈，即愈亦断不可用。吴妈母子两月未来，陈福尚在汪处，不过望潘宅转荐耳。）极妥适。而赖、张二仆时掎之，致陈升不肯管，昨日跟姚老四去之。李升忽而回京，问知从河南（饷差）告假而归，满口姚主人，比跟惠州守之张福尤可鄙。伊求赏饭，男已言不必，而陈升忽因与张福口角告假，只得唤李升来矣。（大约张福之为人亦不甚妥，故谢方斋处亦不久而散。）拟俟家眷来，将帐目归上房，方为妥致也。（撞骗者却无，亦不至受其欺。）祖母大人精神虽减，在高年究为颐健。两亲大人侍奉之馀，亦宜调摄。玉甫之恙若不除根，总为可虑，在自己保养耳。伯父之病，惟祝由佳者或可愈，勿以为迂诞也。眷属来时总以三月初为妙。一则天气未热，二则水潦未降，三则车价正平。此间移寓，总在二月，自已布置妥帖，即家眷到京分房未出闱，亦无妨也。专此肃复，谨请福安，不庄。同书敬禀，十一月十八日。
　　河南河工腊底春初可以合龙，高宝已塞。闻山东、江南一常行者有戒心。明年家眷来时，想须大车三四辆，联帮而行，自属无妨。下人则沈福、唐安、坤二、唐四足矣，女使须一婢一媪为妙，倘坤二之妻可以同来，亦似两得，然必其妻肯伺候、吃工食而后可；否则，宅内无挈眷闲住之理。如肯伺候，则此间或拨寓中闲屋一间，以处其夫妇亦可。若已多子息讨厌或另有难处，则亦不必矣。总之，有此意而俟重闱以下酌之可也。来时若从水路，则较安而稍迟，或自清江过坝，在杨庄另雇小太平一只到通，计亦不甚费。若嫌水路迟延，则径由旱路亦可，跟车人若即系戊戌所用却可得力。若用行中人，则大抵皆游手之人，并恐有误，转以不用为妙。其在家中动身时，若嫌太平船太笨，或即雇常州东门埠蒲鞋船略大者二只，（无家眷者，平门花蒲鞋则雇不得也。）似甚稳便。再如有至亲等能送来更妙，但难其入耳。旱路或用太平车或用大车装成太平车，稍费无妨，馀亦不能悬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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