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析与适用

　　将刑法研究方法、适用方法、调研方法相结合，再结合各类侵犯不同法益的犯罪类型案例，进行体系化的推理分析。德国刑法学严谨成体系的案例分析方法将会作为重要参考，用来分析中国案例。

　　司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要防止司法适用中的恣意、偏见。司法官要做到判决的理性，首先要精通司法技术，保持法治精神，减少不适当的案外因素干扰。刑法的分析与适用正是一套专业化的技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着技术“屏障”。

　　《刑法分析与适用》一书立足于我国当下刑法学研究和实务热点，采用分章的专题式分析方法，全面呈现刑法的分析适用过程。全书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实践性，主要面向法学本科学生，也适宜广大刑法学研习者、实务工作人员、刑法学爱好者阅读。

　　焦阳，男，1987年生于河南郑州，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国际刑法学。201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于2012年秋季学期在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访学。已主持各类学术课题多项，参编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曾获得京师高铭暄刑事法学优秀学位论文一等奖、外交学院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荣誉。

　　章　刑法分析理念与刑法解释  

　　第二章　犯罪论体系及主要争论

　　第三章　犯罪客观层面的认定  

　　第四章　犯罪主观层面的认定  

　　第五章　正当化行为的疑难问题

　　第六章　犯罪修正形态的争议问题  

　　第七章　死刑案件的裁量  

　　第八章　刑法分论中的热点问题

　　第九章　犯罪学的思考方式对刑法学的影响

　　后　记  

　　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定性

　　……刑法并未鼓励自杀，与自杀相关联的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相约自杀、看到自杀不救助等行为就值得探讨。

　　(一)教唆、帮助自杀

　　1.教唆自杀行为。这里的教唆是指对他人自杀产生自杀行为的劝说、引导，使他人产生被教唆的意图，与教唆犯的含义不同。因为按照共同犯罪原理，共犯从属于正犯，正犯自杀者不为罪，不符合构成要件，那么教唆犯更不为罪。但是，教唆者和自杀的人不构成共同犯罪关系，自杀者不为罪是因为不符合杀害“他人”这一对象要求，而教唆者针对的是他人，其是否为罪，关键看其主客观构成。客观上，教唆者实施了让他人产生自杀意图的教唆行为，即促进了他人生命的消亡。主观上，教唆者有让他人死亡的故意。因而教唆自杀构成故意杀人罪。有论者认为，根据刑法中的自我答责原理，在未遭受强制也未陷入认识错误的状态下选择危害自身法益的，原则上应当对自身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自负其责。这种观点支持自我答责原则，并将自我答责的理论扩展到对生命的选择。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人的自由选择高于生命这一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与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理念相契合，恐怕暂无法得到我国社会认可。我国一向有重视教唆，重视意图的发起者的传统，因为意图发起者一旦支配了行为进程，就是在整个事件中起主要作用。因此本书还坚持传统观点，教唆自杀行为一般构成故意杀人罪。

　　当然，教唆无行为能力人自杀的，实际上把他人当成自己行为的工具，因此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

　　2.帮助自杀行为。帮助自杀是指，对已有自杀意图的人的自杀行为给予物质或精神帮助的行为。对帮助自杀行为的讨论则更为复杂。通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对自杀死亡结果的原因力较小，危害也不大，可以不追究其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1]有学者同样认为，帮助自杀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从客观上看，帮助自杀者仅仅只是基于自杀者的恳求而将其置于危险的状态而已，并没有实施杀害他人的行为，因此并不符合故意杀人罪中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从主观上看，帮助他人自杀者的主观心态是一种希望或者放任他人死亡的心理，但是这种“希望他人死亡的故意不能等同为杀人的故意”。另有学者指出，帮助自杀行为仅在对于他人自杀起到了重要作用时，才能评价为故意杀人行为。本书认为，以上说法均有道理。因为帮助行为不同于实行行为，对于他人自我决定结束生命这种情况来说，帮助行为只起辅助作用，没有支配整个行为;终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客观上由他人自己完全支配。那么，帮助自杀行为在客观上达不到杀人的实行程度，原则上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因而对于明知完全行为能力人想自杀，只是帮助其购买毒药并交给自杀者的，不宜定故意杀人罪。

　　在刑法适用中，对帮助行为与直接实施杀人行为的区别要明确。采用行为“定型化”的模式，那些直接参与到他人自杀行为中，直接导致他人死亡、直接支配行为进程的，都不是帮助。如他人上吊，将他人脚下踩的凳子移走的;把毒药直接喂给对方喝下的，都是杀人行为。也就是说，生活中的“帮助”不是这里刑法意义的帮助。

　　(二)相约自杀

　　相约自杀，指行为人之间互相约定各自自杀的情况。如果相约各方均出于自愿，且各方均自杀成功，自然不存在犯罪的问题。如果相约自杀均出于自愿，一方自杀成功，另一方未得逞的，则未得逞一方也不构成犯罪。因为各人自杀终由各人决定并实行，应该自己负责。

　　如果双方相约自杀，一方由于胆小或其他原因，要求另一方先杀死自己，另一方完成后自杀失败的，则失败的这一方要被刑法追责。因为这种情况的本质是“受嘱托杀人”，行为人客观上直接实行了杀害他人的行为，主观上也在他人安排下有杀人的故意，无论何种动机，这种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

　　如果双方相约自杀，一方明确表示想自杀，另一方明知又提供工具的，属于帮助自杀行为，以上述帮助自杀的情况认定。

　　以相约自杀为名，诱骗他人自杀，本质上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也不属真正的自愿，因而该种情况下，诱骗一方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对他人自杀不救助

　　对于对他人自杀不救助的，有可能涉及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问题。构成不作为犯的前提是有保证人地位，即有作为义务。可能产生其保证地位的情况包括先行行为、医患关系、紧密家庭关系。有学者认为，实际上，认为行为人负有阻止他人自杀的作为义务是不妥当的。[2]本书认为，先行行为若没有升高风险，如只是帮助购买了毒药、工具，行为的危险仍然是自杀者自己支配并决定的，不应对这样的先行行为赋予作为义务。医患关系中，医生保障的是让患者正常接收医疗救治，不能保障其时时刻刻都被看管而不能自我决定。患者自己决定实施自杀行为，这已超出医患关系或合同行为的范围，不应赋予医生这样的作为义务。而紧密家庭关系中，如果是父母对年龄小的未成年子女，自然有保证人地位，看到子女自杀的，应当救助。而夫妻之间是否有保证对方不自杀的义务，则还有争议。法律虽然规定夫妻双方应当互相扶助，但是作为同样理性的成年人，任何人并没有保证他人不自我损害的义务，即便是夫妻之间。从不扩大作为义务范围的角度及尊重个人自我决定意志的角度看，夫或妻自杀另一方不救助的，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从夫妻双方的关系紧密性，夫妻双方的信任角度看，夫或妻一方自杀的，另一方应当救助。

　　[2]　王钢：《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评价》，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