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5732230
卡内基是真正了解金钱本质的商人，是真正拥有财富的富人。
屌丝逆袭，穷小子终成大富豪；首倡裸捐，资本家变身慈善家。即便是《一千零一夜》，也不比他的故事更传奇。
美国有两位很伟大的企业家。一位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位就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卡内基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成功学大师 戴尔.卡耐基
尽管所受教育不多，但是安德鲁.卡内基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世界上很富有的人。更难得的是，他就像获取财富一样以同样的热情和创造力致力于文学、政治和慈善事业，他比其他受到眷顾的人更理解财富的意义，更懂得利用财富创造价值。 ——美国《福布斯》杂志
《卡内基自传》是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晚年的自传。卡内基从周薪1.2 美元的棉纺厂童工做起，当邮电员、偷学发电报、进铁路公司、当上铁路公司主管、贷款开发卧铺车厢、创建钢铁公司，一步一步地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打造了他的钢铁王国。随后，为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卡内基又有计划地捐献了全部财产，并创立了一个财富准则，在财产分配上为将来的亿万富翁——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做出了表率。
序 言
编者寄语
第一章 父母和童年
第二章 丹佛姆林和美国
第三章 匹兹堡和工作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
第六章 铁路公司
第七章 匹兹堡铁路主管
第八章 内战期间
第九章 建造大桥
第十章 炼铁厂
第十一章 纽约总部
第十二章 交易磋商
第十三章 钢的时代
第十四章 合伙人、书和旅行
第十五章 马车旅行和结婚
第十六章 工厂和工人
第十七章 荷姆斯泰德罢工
第十八章 劳工问题
第十九章 《财富的福音》
第二十章 教育和养老基金
第二十一章 和平教堂和皮坦克里夫
第二十二章 马修·阿诺德和其他人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政治领袖
第二十四章 格莱斯顿和莫利
第二十五章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信徒
第二十六章 布莱恩和哈里森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外交
第二十八章 海和麦金利总统
第二十九章 会见德国皇帝
译后记
从生意场上退出之后，我丈夫禁不住他那些要好的朋友（有美国的，也有英国的）恳求，一有时间就回忆并写下他早年的经历。可是不久，他发现根本没有空闲时间。相比从前，他的生活甚至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他的回忆录是在苏格兰利用休闲时间完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夏天都会去沃特奈格旷野的小别墅，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简单的生活，而且卡内基先生的自传大部分也都是在那里写的。他很开心地追忆着早年的时光，正如他所说的，又经历了一次早年的生活。1914年7月，战争的阴云开始凝聚，这时的他正忙着写作。8月4日，当得知那个重大的消息时，我们立刻离开了这里并回到斯基伯，在那里能更好地了解局势。这些回忆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完成的。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事情再没兴趣。很多次，他试图继续写作，但完全是徒劳。那时，他还过得像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每天打高尔夫球、钓鱼、游泳，有时甚至一天进行三项运动。他是个乐天派，即使面对希望的破灭，他也试图表现出乐观。然而，面对世界的灾难，他的心碎了。在遭受重感冒，随即又两次患上肺炎后，他突然变得苍老了。据一位与卡内基同时期的人（他比卡内基早几个月去世）说：“他不能承受衰老。”对卡内基先生的密友来说，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鼓舞人心之处可能是学会如何承受衰老的勇气和技巧。他总是耐心、体贴、愉快，对别人给予的任何微小的快乐和服务都心存感激。他从不考虑自己，而是期待一点希望的曙光。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直到“他走了，上帝把他带走了。”在他手稿的底页写了这样一些话：“对于我的回忆录，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我的亲戚和朋友感兴趣的内容会多一些。有许多内容是我断断续续写的，我想应该删去。今后替我整理书稿的人要注意，不要给读者太多负担。一定要选一个有热情有头脑的人。”除了我们的朋友约翰·C．范·戴克，还有谁是最佳人选呢？当他还没有读到卡内基先生的批注，只看到手稿时就说：“将它整理出版将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他做这项工作的态度已证明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出于一份珍贵而美好的友谊做出的选择。
路易丝·惠特菲尔德·卡内基1920年4月16日于纽约
第一章
父母和童年
正如智者所说：“真实的自传总是有趣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可能对它不至于太失望。我自信地安慰自己说，这篇回忆录至少会让一部分知道我的人感兴趣，就是这种信念鼓励我继续写作。
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就曾这样做过。正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这位智者的观点。当然，梅隆先生的自传带给朋友们极大的快乐，这必将惠及子孙后代。不仅如此，很多不了解他的读者，也将此书列入了他们的最爱。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揭示了人物的特性。书中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写书仅仅是为了他的家人。同样，我只是想讲出自己所经历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而是像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聊天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事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生于1835年11月25日，当时我们家在丹佛姆林的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那是一个仅有一层的小阁楼。正如俗话所说，“我有贫穷而诚实的父母，善良的亲戚朋友”。丹佛姆林很早就被称为“苏格兰的织布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名织布工。祖父名叫安德鲁·卡内基，我继承了他的名字。
我的祖父智慧幽默、和蔼可亲、坚忍不拔，充满了人格魅力，在当地颇有名气。他是那个时代激进派的带头人，同时还是一个快乐社团——“帕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他远近闻名。当我在阔别14年后又回到丹佛姆林的时候，一个老人向我走来，他当时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鼻子和下颚都显露出他的老态。别人跟他说我是“教授”（我祖父的密友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孙子。
他蹒跚地朝我走来，颤抖着伸过手来摸我的头说：“上帝呀，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简直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在丹佛姆林，一些老人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祖父的故事。其中一个说：“一个除夕夜，村里一位颇有个性的老妇人被窗户上突然闪现的鬼脸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便惊叫道：‘天啊，原来是那该死的家伙——安德鲁·卡内基。’”没错，当时我的祖父已经75岁了，却经常装扮成爱嬉闹的年轻人，跑出去吓唬他的老太太朋友。
我想我之所以这样乐观，拥有排解烦恼及谈笑人生的能力，还有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皆因得到祖父的遗传。我因继承了他的名字而感到自豪。我觉得阳光一样的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懂得性格可以培养，思想也跟身体一样可以获得阳光。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培养乐观的性格吧。微笑能驱走烦恼，一个人哪怕有一点哲学头脑，他就不会因为出了差错而自责。伯恩斯提出了生活中的重要法则：“唯有自责才可怕。”对我而言，这条格言比其他任何说教都更受用。我后来的一位老友贝利·沃克也抱持类似的信念。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情况，他说不尽如人意，根本不能入睡，又眨着眼睛说：“但是我能在教堂舒服的打会儿盹。”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边，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加著名，他是威廉·古伯特（注：《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在丹佛姆林，一位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说，他是最具天才的演说家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曾出版过《先驱报》，同古伯特的《政治评论》比起来，这只是一份小刊物，却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技术教育的重要性的。其中一本小册子在我看来最有价值，那是70多年前出版的，书名是《扑装载机与手持式装载机》。在某种意义上，他表现出对后者的重视，这说明他对工业教育的强烈支持。小册子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做鞋修鞋。”古伯特把这句话放进1833年出版的《政治评论》，以编辑的身份评价道：“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就是与我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这些书信发表在《政治评论》上”。所以，现在看来我这信笔涂鸦的爱好来自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人既是读者又是思想家。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客，是当地具有先进思想的激进派的头目。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的位置。在美国，不少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来拜访我，同我——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一次，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总裁法默先生对我说：“我的学识和修养得益于你的外祖父。”著名的丹佛姆林历史研究家埃比尼泽·亨德森公开表示，他的成功源于他在孩提时期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正是受到这些赞扬，我才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目标。但是我认为任何赞美之词也比不上一位格拉斯哥的记者——他听过我在圣·安德鲁会堂上做的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说，并且报道了很多有关我本人和家族的故事，尤其是关于我外祖父说的这句话，他说：“当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的风格、举手投足和长相，简直像极了老托马斯·莫里森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我记不起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是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第一次回丹佛姆林的情景。当时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里含满泪水。当时他无法言语，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解释说从我身上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样子，可瞬间即逝。这只是一种感觉，他没办法准确表达出来。母亲时常能在我的身上发现外祖父的一些特征。像神态这种超出生理的东西也能遗传，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我常因此被深深地感动。
我的外祖父娶了霍奇小姐，她是爱丁堡一位受过教育、知书达理、有地位的淑女。但她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家境不错，他是丹佛姆林的一位皮革商人。但在滑铁卢战争之后，他破产了。只有他的长子——我的贝利舅舅，在童年时享受过奢侈生活，甚至还有小马骑，而其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都只赶上了艰难的日子。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次女，关于她，我恐怕难以言尽。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涵养。也许有一天我能谈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但是未必能把她的形象完整地勾画出来。她给我的感觉只有神圣。没有人真正了解她——除了我。在父亲去世后，她成为我生命中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献给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对孩子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研究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男孩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在丹佛姆林的孩子也一样，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早在11世纪（1070年），马尔科姆·吹摩尔国王和他的王后玛格丽特（苏格兰的守护神）就修建了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城堡。大教堂和历代国王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尚在，皮坦克里夫峡谷、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也还在，还有马尔科姆国王塔德的遗址。古老的童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唱道：“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塔上，喝着血红色的葡萄酒。”
布鲁斯国王陵墓就位于阿比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丽特王后的墓在它附近，许多皇室家族的成员也环绕在这周围。对初次来到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观光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这座小城坐落在福思湾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朝南可以瞭望爱丁堡，北面是奥克山顶。一切都能显露出曾经有过的辉煌，当时的丹佛姆林是整个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接受历史和传统的熏陶。对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是童年的真实世界——但愿这真实永在。即使在后来的生活中，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真实也会仍然存在。即使在生命的终点，这种早年的影响也不可磨灭。或许会在某个瞬间消失，但它总会立即回来，发挥作用，帮助他提高思想，丰富他的生活。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影响着每一个丹佛姆林聪明的孩子。打动他，并给他播下耀眼的火种，使他与众不同，使他不在意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身上具有浪漫和诗意。
在父亲的织布生意成功后，我们就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住进了比较宽敞的房子。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都占满了。我们要走外面路边的楼梯，才能到达上面我们住的那一层。这是一座很普通的旧式苏格兰房子。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记事。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幅美国地图，用轴卷着，大约有2平方英尺。父母、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地图上找匹兹堡，还指着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就去了那片乐土。
我们当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表兄乔治·劳德（“多德”）和我都印象深刻。有一面非法的旗子藏在我家顶楼，那是在谷物法游行中使用的。我想那可能是父亲或舅舅，或者是家中其他的激进分子干的。镇上发生了几起骚乱，骑兵部队也被调进了市政府。父母双方的家族分成了两派，而父亲则忙于各类演讲集会。整个家庭岌岌可危。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天夜里，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来人通知父母说舅舅贝利·莫里森因组织非法集会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带了几个士兵到举行集会的镇上，把舅舅逮捕了。当晚，舅舅又被带回那个镇，跟着一群围观的人。
我们后来得知，群众为了救他，发动了游行以恐吓政府。镇长劝舅舅去窗前看看大街上的情形，请群众解散。他同意了。他对人群说：“如果今晚在这里的是我的同志，请抱紧双臂。”大家照做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现在请安静的解散吧！”我的舅舅，就像我们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一样，正直守法而又激进爱国。
可以想象，当一些私下说的话被公开，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谴责、对各种形式特权的谴责、共和国体制的伟大、美国条件的优越、一块养育着我们自己同胞的陆地、一个自由的家园，在这里公民权应该属于每一个人——这一切话题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作为一个孩子，我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地主，我把这看作是英雄所为，并认为他们的死是对国家的贡献。
正是童年的这些影响，使我对那些不是通过捷径获得特权的阶级或个人，充满了敬意。仅仅依靠门第或出身，免不了会遭到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碰巧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他们家真正英明的人像土豆一样，埋在地里。”我怀疑这些人一定是过着天生就享有特权的生活，但特权不应该是生来就有的。
在这个国家，尽管丹佛姆林的佩斯利涡纹旋花呢颇有名气，但它的盛名还是因为它的激进思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丹佛姆林人大都是手工业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织布机。他们的工资不是计时，而是计件。他们从大制造商那里分包下来，然后回家完成。
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整个城镇，在午饭后经常有系着围裙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讨论时政。休姆、科布登、布赖特等人常被人们提起。我当时虽然还小，却常被吸引过去。我总是认真地听他们谈话，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有所改变。市民们组织了许多集会，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常由舅舅贝利·莫里森来宣读最新社论。每晚来听的有普通市民，奇怪的是，这其中也有镇上的传教士。读过之后，大家就开始发表评论。这样的集会非常激动人心。
这种政治性的集会常有。对于集会，我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经常参加。我的父亲和一位叔叔总是在会上发表演说。我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露天会场演讲，我钻进了听众的夹缝中，一阵喝彩声传来，让我更加无法抑制心中的狂热。我抬头望着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那个人，告诉他在上面发言的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将我擎到了他的肩上。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小共和主义者，我的信仰是“誓死捍卫公民权利”。那时，我并不了解什么是公民权，但是父亲知道。
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和J．B．史密斯（丹佛姆林议会代表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有关。姨父是委员会中的成员，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宣布史密斯是一个“神教徒”。选区主持人问道：“你们愿意投这位神教徒一票吗？”场上一片沉默。卡耐·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一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给他。姨父赶着车去找他辩驳。他俩在村里的一个酒馆碰上。
“先生，我绝不会把票投给一位神教徒。”这位主席说。
“但是，”姨父说，“如果竞争对手是基督教徒呢？”
“该死！”
之后，铁匠投了史密斯的票。史密斯以过半数的选票赢得了此次选举。
蒸汽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这对我们家来说是灾难性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是继续用传统的方法苦干。他的织布机很快跌价，在这关键时刻，母亲挺身而出，她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努力挽回家庭的经济损失。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补贴家用。尽管收入不多，在那时却足以维持全家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的含义。那是可怕的一天，父亲带着最后一点布匹去见那位大制造商。我看到母亲焦急地等待父亲回家，想知道能不能接到新的活儿。父亲当时的样子让我很心痛，虽然像伯恩斯说的那样“不卑鄙、不低劣、不可恶”，却也“祈求上苍再赐一片乐土，让他可以劳作求生。”
那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努力改变现状。然而，和邻居们相比，我们家并没有因贫穷而降低生活水准。母亲仍想方设法让两个男孩穿得干净整齐。
父母曾无意中说过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除非我自己要求去。这个承诺后来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长大后我丝毫没有提出过想上学的意思。他们只好拜托罗伯特·马丁校长关照我。一天，校长带我去远足，同行的还有一些伙伴，他们都已入学。回来后我就要求到马丁学校上学，这令父母感到释然。不用说，我的请求很快就被应允了。那年我8岁，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入学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不算晚。
上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了我去学校，我就会很不开心。然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因为我早上有任务要到摩迪街头的井边打水。水井的储水量不多，也没有规律。有时要熬到快正午才能打到水，我常常遭到一群老妇的责骂，因为她们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占好了位置，却被我插了空。可以想象，我当然是毫不示弱，和这些尊敬的老太太理论一番。这使我得到一个“坏小子”的名声。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我的辩论和好斗能力，总也改不了。
正因为要干这些工作，我时常迟到。校长知道原因，所以总能谅解我。我通过关系找到一份活儿，课后到店里当伙计。回顾10岁那段日子，我很满意，因为那让我感到自己是父母的好帮手。不久以后，很多店主信任我，把账目交给我保管。就这样，我很小就对生意上的事情有了些了解。
然而，上学时，有一件事令我很苦恼。男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他们也经常在大街上这样叫我。我不知道它的全部含义，但在我看来是极大的侮辱。正是因为这样，我始终没能回报这位好老师——我唯一的校长。我感到歉意，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在他生前给予报答了。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他带给我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父亲每天要在织布房不停地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姨父是海尔街一家商店的店主，因此他并不算忙。那条街是贵族店长（在丹佛姆林，店长有各种贵族等级）的聚集地。我刚上学不久，姨妈就去世了，这对姨父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只有跟他的独子乔治和我在一起时，才会感到宽慰。他对付小孩很有办法，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他给我们讲英国的历史，让我们想象每个国王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位置，然后为我们上演一幅幅他熟悉的画面。所以直到今天，在我印象里的约翰国王仍在姨父家的壁炉上面签着大宪章；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膝盖上抱着她的孩子。
许多年后，我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找到了历代国王的名册，才将姨父没有讲过的部分补完。在威斯敏斯特一个小教堂里有一张停尸桌，并说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曾在此停放。他是最让姨父崇拜的共和主义国王，他给罗马写过一封信，通知教皇“如果他不停止对教徒的迫害，那么梵蒂冈将会听见大英帝国的炮声”。毫无疑问，克伦威尔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
从姨父那儿，我熟悉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布林德·哈里、斯科特、拉姆齐、坦纳希尔、霍格和费格斯。此时此刻，用伯恩斯的话说，我产生了一种苏格兰情怀（或称之为爱国精神），至今不灭。华莱士当然是我们的英雄。他身上集合了一切英雄的特征。令人伤心的是，有一天，一个讨厌的大男孩跟我争论说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于是我去找姨父求救。
“不是那么回事，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展成像英格兰那样的平地，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高地能展开吗？”
“哦，不会！”他的回答是一剂良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爱国之心。后来，我又被英格兰人口更多的问题难住，我又去找他。
“没错，奈格，7∶1。但是班诺克本战役时，比例更悬殊。”（译注：在班诺克战役中，苏格兰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英格兰军队）这又给了我安慰——我开心是因为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赢得越光荣。
有一句名言：战争会繁殖战争。每一次战役都为下一场战役埋下了种子。国家之间因此而世代为敌。美国男孩和苏格兰男孩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学过华盛顿与福格谷的历史、黑森人被雇去杀死美国人的历史。美国男孩因此而仇视英国人。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儿都受过这种教育。苏格兰人很善良，英格兰人却很不道德，要打苏格兰。直到现在，两个民族的偏见还深深地根植在彼此心中，可能还会延续更久。
劳德姨父常带别人到家里来，跟别人说他能轻易地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哭笑，或让我们哥俩握紧拳头互相打架。总之，他能用诗歌来影响和控制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成为姨父的一张王牌。凭借这张王牌，他每次都能让我俩幼小的心灵哭泣。这个故事永远都那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姨父每次都会重新给故事润色。英雄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强烈呀！
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海尔街，同姨父和“多德”在一起。因此，“多德”和我建立了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俩“多德”和“奈格”。我从不叫他“乔治”，他也不叫我“卡内基”。我们一直都叫彼此的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比这更显亲昵的了。
我家在镇尾的摩迪街，从海尔街的姨父家回来，有两条回家的路。一条是沿着教堂的墓地，没有灯，很可怕；另一条经五月门的大道，一路都有灯光。每当我要回家时，姨父总是坏坏地问我要走哪条路。一想到华莱士，我就会回答走教堂那边的路。我每次都能经受住灯光的诱惑，不走五月门那条路，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每次经过漆黑的教堂门前的拱桥时，我都非常紧张，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我试着在漆黑的夜里靠吹口哨来壮胆。想退缩的时候，就想想如果华莱士碰到敌人、怪物或是鬼怪时会怎么做。
在我和表兄的童年时代，国王罗伯特·布鲁斯从来没得到过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仅此而已，而华莱士却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先生在我们心中是第二位英雄。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苏格兰男孩的心中形成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要问我这力量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想定是来源于华莱士，这位苏格兰英雄。对一个孩子来说，自己所崇拜的英雄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我到了美洲一些其他国家，他们宣扬自己有很多的骄傲，这使我为他们感到可悲。一个没有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的国家能有什么样的骄傲呢？那时我一直认为没有到过苏格兰的人，全都只是沉浸在一种自以为是的自豪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拓宽，我才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英雄、传奇、习俗和成就。然而，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在若干年后，找借口贬低自己的国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会寻找足够的理由抬高那些来自别国的评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以激励子孙做出贡献，而不要给生养他的这片大地抹黑。
许多年以后，我还感觉身处的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临时住所。我的心只属于苏格兰。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问他是否喜欢加拿大，他回答说“那儿作为一个观光旅游的去处很不错，但是我不能住在离布鲁斯、华莱士太远的地方”。
风云龙 –
好书是一点点品出来的，像在海边捡贝壳很多人不喜欢读电子书，因为没有心仪的翰墨书香，其实，书里的芬芳哪里出自墨迹，而是来源于智慧的启迪和共鸣，就像海边潮起潮落之后捡拾贝壳和小螃蟹的孩子们，那种快乐只有童真才有。。。读电子书的发现之旅也是如此。。。何况很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