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4598
——周恩来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梁漱溟
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贺麟
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现代儒学三圣之一。如果说熊十力先生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么马一浮先生可以说是经学家。“经学家”与“经学史家”不同，“经学史家”可以是学术大师，而“经学家”不仅是学术大师，而且是思想理论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六艺之学”基础上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
——汤一介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刘梦溪
马一浮（1883—1967）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暨新儒家哲学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诸子百家、儒、佛、道乃至考据、医学、西学等莫不探究，兼擅诗词、书法。中年以后，归本儒学，专研六经，成为一代儒宗。同时大儒梁漱溟盛赞马一浮先生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推崇马一浮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则称誉马先生是“当代理学大师”，当代著名学者汤一介则誉之为“现代儒家三圣之一”……我们从这些称誉可以看到，马一浮先生在现代中国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问家与思想家。
现就马一浮先生生平、著述及思想成就简介如下：
一、少年才俊，读书立志(1883—1911年)
马一浮，浙江上虞人。幼名福田，字耕余。后自取《庄子》“其生若浮”之义，改名浮，字一浮，号湛翁，别号太渊、一佛，又号宛委山民、圣湖野老等，中年以后，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之义，自号蠲叟或蠲戏老人，晚年又取《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之义，自号夕可老人。学者称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原籍浙江会稽长塘乡（今属绍兴上虞市），于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83年4月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西府街。父亲马廷培，字冠臣，光绪间曾任四川仁寿县令；母亲何定珠，出身于陕西沔县的名门望族，擅长诗文。马一浮六岁随父返浙，居住长塘乡后庄村读书识字。他聪颖好学，九岁就能诵读《楚辞》、《文选》，过目不忘，被乡里誉为神童。十一岁那年，母亲病逝。自此，在父亲与姑母的教育下成长。他刻苦攻读，进步神速，以致业师感到难以胜任，请辞教职。
1898年（光绪廿四年），年仅十六岁的马一浮奉父命赴府城绍兴参加县试，名列。同科应考的周作人、周树人弟兄分列十图第三十四、三图第三十七。马一浮县试夺魁，名声大震。当时绍兴名流汤寿潜（字蛰先，后为民国浙江都督、交通总长）读了马一浮的文章后，赞赏有加，于是请人做媒，将其长女汤仪（字润生）许配马一浮为妻。这时，马父卧病在床，俚俗有“冲喜”之风，于是提前为马一浮办了喜事。当时他才十七岁。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公公，体贴丈夫。马一浮则教妻子识字读诗。但新婚不久，马一浮就辞别老父娇妻，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初，由于父病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马一浮作《先考马公行状》、《先妣何恭人事述》纪念父母。
1901年11月，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等，尤其和广西人马君武、四川人谢无量志同道合、交情笃厚。他们还在上海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但就在事业起步之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妻子病危的电报，于是夤夜赶回家乡。回家时，爱妻已经亡故。马一浮悲痛之余，写下了一篇题名《哀亡妻汤孝愍辞》的充满真情的祭文，以“君之事吾亲可谓孝矣，其以忧而死也可谓愍矣”，故“诔而谥之曰孝愍”。他深情地写道：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吾之志、之学，卿之慧盖已能及之。卿虽幼不知书，浮或教以诗，卿辄默记无遗，且好诵悲忿惨痛之篇，往往至于哭泣，盖其性情笃厚，真马浮妻也。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由此可见，马一浮对亡妻的感情是多么深挚！他在丧妻后六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未再续弦，或许正是因此缘故吧。
1903年，马一浮被选聘为清政府驻美使馆兼办留学生监督公署的中文文牍（秘书）远赴美国圣路易斯城，主要任务是协助使馆筹备国际博览会。但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公派留学生大多甘当朝廷奴才，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这使马一浮满怀悲愤。留美期间，马一浮还以“剪辫子、改服色”的实际行动表达他的改革之志。因而触怒清政府，于1904年4月底被使馆当局解雇。他从1903年6月至1904年5月，留美不足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为驻美使馆与博览会代表团处理一些文牍外，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读书、译书上。他几乎每天到圣路易斯的“约翰书店”，在那里，读到不少国内没有的书籍。据其日记所载，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平权论》，黑格尔的《论理学》（即《逻辑学》），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还有《拜伦诗》、《赫胥黎文集》、《孔德传》、《但丁诗》、《莎士比亚集》等。同时，他还用英文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为介绍欧美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他在出国前曾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无从觅书，所以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那家“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买到了渴望已久的《资本论》英译本。他如获至宝，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狂喜心情：“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盅之饭，都不觉好恶。……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日记一佛之北米居留记》，见《马一浮集》第二册，27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后来，为了使这部著作能在国内传播，他又买了一部德文版《资本论》带回国内。他将英文版《资本论》送给了挚友谢无量，而将德文版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并建议翻译出版。但后来扶轮社负责人因投靠袁世凯而垮台，其书也失散街头。说也凑巧，马一浮的好友马君武在上海旧书摊上发现了这部大著，因书上有马一浮所写“柏梁台体题赞语”一篇短跋，马君武赎回此书交给马一浮珍藏。据考证，这部德文版《资本论》，是传入中国的部马克思著作。惜已亡佚。
同年5月，马一浮自美回国。途经日本，其挚友马君武、谢无量当时都在日本学习。于是，他也自费留日，学习日文、德文，读书之外，兼事译著。年终回国。当时，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在国外，留学生及华侨的反帝救亡运动方兴未艾。马一浮留日期间，也积极参与了反帝救亡运动。他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志士遇害，马一浮极其悲愤，写下了《悲秋四十韵》的诗篇。这是一首详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过程的长篇史诗，诗中写道：“痛绝黄门狱，冤沉北市囚。岂知谗士口，竟断美人头。”这两句是写烈士轩亭遇害时的壮烈情景，为其鸣冤。紧接着写道：“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遒……隐雾来玄豹，神飙动赤虬。”前一句是说，秋瑾遇害，惊天动地；后一句是说，烈士虽然倒下，但革命并未终止，而是将有更多的革命者前仆后继地坚持斗争。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了不少反清诗文，如1907年的《愿歌》六十首，其小序云：“愿歌者，马浮之所作也。愍其国人知爱美人，不知爱自由，故托为爱美人之词，以劝爱自由者如爱美人焉。”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马一浮又写了《感事》五首，诗中写道：“卜世龙浆永，名官鸟篆讹。可怜宣诏日，群国正欢歌”，以此嘲讽清王朝的腐朽没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不久，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深感“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杜门治学。
马一浮从日本留学回国后（1905年），曾与挚友谢无量在镇江焦山海西庵小住一年。次年（1906年）来到杭州，寄居在延定巷姐夫家，刻苦读书。他精力充沛，读书、写作、翻译，往往彻夜不寐。年方二十五岁，已经“须鬓苍然，有颜回之叹”了。后来，他为了专心读书，索性寄居在西湖边广化寺的一间禅房。这个广化寺，是年久失修的一座古刹，离文澜阁很近。马一浮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博览群籍，通读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并抄录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如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明代汤显祖的《琵琶记》等剧作，还抄录了大量以浙江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为内容的史料，题名《越藏》、《越纬》装订成册，并写下许多读书笔记。
二、坚持儒学，主持书院（1911—1949年）
马一浮回国以后，颇为士林推重。民国元年（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聘请而立之年的马一浮出任*秘书长。马、蔡两家地属同郡，谊属世交，故马一浮勉强赴任。但二人在学术观念上分歧很大，蔡轻视六经，且有废经之论，马则认为经不可废，以六经为学术根本。因此，马到职不到半月，就以“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为由辞官回乡。这一年，马一浮曾到新加坡考察。看到那里的侨胞创办了一所道南学堂，不废经书，这更坚定了他推广儒学的信念。
1916年，民国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于次年一月就职，本着“学术自由，相容并包”的思想宗旨，函邀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马一浮由于对当时部议“废经”主张不能苟同，并对新学科、新学制持有异议，于是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的理由谢绝了蔡的邀请。他在回复蔡元培的书函里写道：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
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
者，固不宜取焉。《书函与蔡元培》,见《马一浮集》第二册，453页。
其实，马一浮立志儒学，其态度是一贯的，不仅对蔡元培如此，在以后北大校长陈百年、浙大校长竺可桢几次相邀时，他都坚持初衷。他在1929年致好友马叙伦的信中写道：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邹鲁之风，析夷夏之致。偭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荷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睿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书函与马叙伦》,见《马一浮集》第二册，455~456页。
他在1930年答绍兴王子余的信中也说明了他谢绝竺可桢邀聘的原因，乃在于他与当时学校教育观念的不合，认为自己“平日所讲”的学问，“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故不愿到学校讲课，而愿意接受学生“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正因如此，马一浮批评了学校的功利性教育，而倡导研究型的书院教育，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后来，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就实践了他的书院教育思想，申明“本院精神以自由讲习与实践为主”。而在教育的内容上，马一浮强调的是儒家传统的“六艺之学”。他这种重视经典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思想，对当代的教育改革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但马一浮并非一味讲究“来学”而不愿“往教”的，他所坚持的无非是实质性的教学内容，而非形式上的来往之别。这从抗战时期马一浮在江西、广西、四川等地从事讲学的事实可以证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入侵，全国骚动。秋天，日寇攻陷上海，进逼杭州。马一浮携万卷书避寇南迁，先奔桐庐，再迁开化。1938年春节后再迁江西泰和。这时浙江大学也辗转迁来泰和城西上田村，于2月21日开学上课。马一浮遂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以大师名义设“特约讲座”，对浙大学生讲授国学。马一浮在泰和前后讲了十一讲，后整理成《泰和会语》，并为浙大作校歌歌词，其词充满了海纳百川、学无涯际、道贯古今、求真致用的人文精神。6月，浙大举行毕业典礼。马一浮应校长邀请，对毕业生作了简短演讲。8月30日起，浙大师生因战事日紧而分批西迁，到达广西宜山。马一浮则南行入粤，经柳江，于10月下旬到达宜山，在宜山南郊燕山村住下，与浙大教授张其昀、郭斌为邻。此时浙大借宜山文庙为临时校舍，于11月1日开学。马一浮继续担任特约国学讲座，前后讲了九讲，是为《宜山会语》。
马一浮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时期的讲学活动，首标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作为讲学目的。马一浮阐述张载四句教言时说：中国今方遭夷狄侵陵，举国之人动心忍性，乃是多难兴邦之会。若曰图存之道，期跂及于现代国家而止，则亦是自己菲薄。今举横渠此言，欲为青年更进一解，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须信实有是理，非是姑为鼓舞之言也。《马一浮集》册，第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马一浮在对浙大毕业生的演讲词中，也鼓舞学生坚信抗战必胜，正义必申。他说：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若人类良知未泯，正义公理终不可亡。不为何等势力所屈服，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势力主义，而理想主义乃理性主义也。……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势力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势力。须知势力是一时的、有尽的，正义公理是永久的，是必申的。吾人在此时，尤须具此坚强之信念，以为行为之标准……《马一浮集》册，51~52页。
这些话，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一位儒者的爱国情怀。
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其讲学宗旨，倡导“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初编》、《尔雅台答问续编》等。
马一浮的《泰和会语》一书，分十二篇，其中五篇是阐论“六艺大旨”的，其篇名分别是《楷定国学名义》、《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他在《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中指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而所谓“六艺”就是指儒家的《六经》，那么，马一浮的“国学”内涵，实即等同于儒学。他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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