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616101
1. 一部充满文学色彩和个人印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史！
2. 一本贯穿丘吉尔整个政治生涯的经典演讲；
3. 丘吉尔在*艰难的时刻，以全部激情与勇气发出的“狮吼”，充满激情与斗志；
4. 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足以填补历史教科书的空白。
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体会到，丘吉尔是如何将演讲这门技艺，升华成为一种艺术，淬炼成为一种威力无比的斗争武器。丘吉尔一生演讲结集多达皇皇八大卷四百万字，本书只是当中著名的一小部分。读者无需贪多求全，随意品尝汪洋中的一捧，也会有酣畅淋漓、霍然病去之感。
本书的作者丘吉尔可能是英国*会演讲的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不列颠孤立无援毫无防御能力之时，他用他的决心、战斗到底的语调和幽默诙谐的调侃，激励他的人民去抵抗、去战斗、去获取胜利。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本书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作为议会之母的英国议会如何进行日常辩论与重大表决；二战中的英国是如何捉襟见肘又斗志昂扬；冷战的“铁幕”怎样一点点笼罩了欧洲；联合国又是怎样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从历史、政治角度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丘吉尔。
部分
掌控声音 1900—1917
1.议员演讲首秀
2.德兰士瓦宪法
3.高谈阔论于竞选讲坛
4.海军的任务
5.达达尼尔海峡替罪羊
6.一个灾难性的建议
第二部分
蔑视与警告 1917—1939
7.关于预算案的广播讲话
8.印度的威胁
9.不列颠的空防
10.重整军备的失败
11.慕尼黑
第三部分
英语总动员 1940
12.新政府
13.迫在眉睫的考验
14.敦刻尔克
15.独自作战
16.不列颠之战
17.内维尔·张伯伦逝世
第四部分
发动语言战争 1941—1945
18.求助于美国
19.困难时期
20.扩大的冲突
21.被驳回的不信任案
22.悼念劳合·乔治
23.悼念富兰克林·罗斯福
24.欧洲胜利
第五部分
风格多样的演讲 1945—1955
25.再次竞选
26.战争总结
27.苏联的威胁
28.欧洲的团结
29.致敬乔治六世
30.演讲辩论
31.八十华诞
32.天鹅之歌
不列颠的『号角』
这本《丘吉尔演讲集》，有很多不同的读法。首先，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励志书。重激励来自丘吉尔的人生经历。大家知道，仅从天赋判断，丘吉尔作为演说家的优势并不明显。他“走路弯腰，上唇无力”，嗓音并不洪亮，还饱受口吃困扰。上帝并没有把好的牌发给他，他却靠艰苦的努力、超乎寻常的自我约束和顽强的学习获得了重新洗牌的力量，成为二十世纪公认的伟大演说家。对资质平常的我们来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足够励志？第二重激励来自演讲本身。它们大多是丘吉尔在个人政治生涯或英国艰难的时刻，以全部激情与勇气发出的“狮吼”，几十年过去，世事变迁，但那种不服输的男人气概与坚忍不拔的高贵精神仍然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永不退缩，永不疲倦，永不绝望”，各位读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心中默念这充满魔力的咒语，回顾一下苦难深重的战争年代，也许你会重新鼓起奋斗的勇气。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的“鸡汤”功效只是副产品。丘吉尔身处二十世纪前半叶世界政局的前沿，是那个时代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主要领导者。所以，它是一本充满文学色彩和个人印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史。当然，它讲述的主要是英国的光荣与梦想。无论你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相信在认真读过之后，都会产生新的认识，新的感悟。其中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可以填补历史教科书的空白。它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作为议会之母的英国议会如何进行日常辩论与重大表决；“二战”中的英国是如何面临重重困难但却斗志昂扬；冷战的“铁幕”怎样一点点笼罩了欧洲；联合国又是怎样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它的历史叙述相当主观，甚至充满偏见。读者如不冷静分析，就会被其话语的超强感染力所迷惑。
众所周知，丘吉尔曾“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以及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光辉演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用文学笔法讲述历史，是丘吉尔的拿手好戏。这些至今仍激情四溢的文字，绝不是对那段历史的客观记录，而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爱憎分明的文学叙述。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括本书主题，可以这样说：讲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英勇面对战争、暴政与核武器的故事。其中用力多的，就是丘吉尔对大英帝国光荣以及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终其一生，丘吉尔都在为上述光荣与梦想大声疾呼，四处奔走。他的“二战”演说之所以能点燃举国上下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战斗激情，正是因为它们浓缩了众多听众心中有而口中无的情绪，替他们表达了对自己文明的骄傲、期盼和热爱。在丘吉尔的叙述里，英国参加“二战”的目标与其和平时期的奋斗目标并无二致，那就是 “让所有人在和煦的金色阳光里快乐地漫步” 。
果真如此吗？事情当然没这么简单。丘吉尔极力渲染英国参战的英雄主义情怀，大赞英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甚至将英美塑造成拯救全世界脱离苦海的圣杯骑士，固然有其部分事实基础，却省略、掩饰了许多不利于己的残酷真相，仍然不过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一段复杂历史的文学性想象，读者对此应有客观认识。
丘吉尔的另一种叙述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对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政权毫无保留的诋毁、毫不掩饰的憎恶。早在“一战”时，丘吉尔就对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大加挞伐。“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丘吉尔又先人一步向社会主义宣战。其态度之偏激、言辞之恶毒，当时就令许多听众大为反感。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实在有失公正。但需要明确一点：丘吉尔的态度虽然激烈，却代表着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见，上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原本就针锋相对，绝不含糊。
不过，丘吉尔并未因此而沦为狭隘的党派政客，仍然进入了二十世纪伟大政治家的行列。因为他能够在危机时刻跳出意识形态壁垒，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显示了政治家应有的胸襟与胆略。一边在与苏联积极合作，一边随时提防着共产主义的进攻，这就是丘吉尔代表的西方政治家的一体两面。所以，从历史、政治角度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丘吉?尔。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修辞典范进行文学研究，当作演讲范文进行口才训练。丘吉尔自己就说：“我是靠笔和舌头谋生的人。”单凭其中一项，丘吉尔已足以傲然世间，但两者在本书中其实难分难解，合二为一。作为英国历史上词汇量的作家，丘吉尔创作的演讲辞就像他所描述的密西西比河一样，浩浩荡荡、不可抗拒。其风格之多样亦如汪洋大海，丰赡雄奇。“鼓舞人心、谆谆劝告、感人至深、令人信服、花言巧语、振聋发聩、恃强凌弱、无情谩骂、引人狂怒……”在本书译者列出的诸多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可以补充：庄严堂皇、幽默机智、激情澎湃、冷静平和……仔细研读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读者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丘吉尔是如何将演讲这门技艺，升华成为一种艺术，淬炼成为一种威力无比的斗争武器。丘吉尔一生演讲结集多达皇皇八大卷四百万字，本书只是当中著名的一小部分。读者无需贪多求全，随意品尝汪洋中的一捧，也会有酣畅淋漓、霍然病去之感。
丘吉尔当政时的英国，已经失去了雄霸天下的旧日荣光，但威仪尚存，气势不倒。丘吉尔本人与他的演讲，就是大英帝国一支嘹亮的“号角”，不断地将所谓大英帝国的荣耀，英国民族的精神，吹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今号角已去，其号声却不时重新奏响。2017年，世界银幕上两部重要作品《敦刻尔克》和《至暗时刻》，都是这一号声的回响。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回响，这支“号角”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如此持久的影响力，着实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翻译《丘吉尔演讲集》虽然不至于像翻译诗歌那样“谋杀”了原作，却也很难曲尽其妙，甚至不乏错漏碰缺。但译诗虽难，一代代译者仍前赴后继，因此本书译者也就不揣浅陋，斗胆尝试，终于完成了这个充满艰辛与收获的过程，向伟人致敬的过程。结果如何，敬待读者诸君的审视。
——译者
温斯顿·丘吉尔能把英语语言动员起来并将之送上战场。
——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
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心中的信念和希望。
——瑞典文学院院士利列斯特兰德
部分
掌控声音
1900—1917
1.议员演讲首秀
一段光辉的记忆
下议院礼堂，1901年2月18日
1897年7月，丘吉尔在巴思的克拉弗顿庄园做了首次政治演讲。两年后，他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在一次递补选举中与奥尔德·海姆竞争失败，不过在1900年的“卡其”大选中，他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同一批选民的支持。之后他就为一次报酬丰厚的演讲启程赴美国，回来后于1901年2月14日在下议院入席就座，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仅仅四天后，他就发表了初次演讲。因为恰好在劳埃德·乔治之后讲话，也因为他本人已经声名远播，所以当时人们都蜂拥到议院里听他演讲。他先就劳埃德·乔治的煽动性演讲做了即兴评论，但演讲主体是精心准备的对布尔战争之后南非的困难与前景的思考。演讲的结束语直接而又刻意地提到了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
他收到来自议会两院的祝贺，阿斯奎斯和约瑟夫·张伯伦的话远非礼貌的敷衍。保守党的《晨报》认为他“充分达成了对他业已形成的期望”。但自由党的《每日新闻》则指出：“演讲、口音和外表，都没给他加分。”他们说得对，但他们很快就被证明说错了。
我知道，议会刚才聆听过尊敬的议员阁下的演讲，本想将您的演讲的修改稿拿来做演讲的。修改稿内容已经出现在报纸上，语气异常的温和适度；但无论它是多么温和适度，议员阁下和他的政治盟友们都不想将其曝光于批判之下，或者挑起分歧。的确，当我们对比温和的修改稿与议员阁下刚才发表的犀利演讲时，很难避免一个结论，即修改稿的温和来自于议员阁下的政治盟友和领导，而他演讲中的尖锐犀利则完全属于他个人。窃以为，总体而言，如果议员阁下提交修改稿而不做自己的演讲，不是像刚才那样只做演讲不交修改稿，也许会更好。如果议员阁下对此有任何看法我都不会抱怨，因为这么做是我的使命。那些曾为议院增光的著名人物的经历告诉我，在没有紧急情况时，比如别国入侵时，国家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限制或阻止议会讨论的完全自由。而且我相信，布尔人也不会特别重视议员阁下的演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布尔人一样，得到过那么多的口头安慰和那么少的实际帮助。如果我是正在战斗的布尔人——如果我是个布尔人，我希望我正在战斗——我不允许自己被任何同情的表示所欺骗，即使是一百个议员签署的也不行。尊敬的议员阁下详尽论述了火烧农场的问题。我现在无意讨论火烧农场的伦理问题，但是我认为，议员阁下们应当追溯一个事实：次世界大战中，出于人道的考虑阻止了德国军队把炮弹扔进巴黎居民区，让他们没有为强迫驻军投降而把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饿得去吃老鼠。我冒昧地认为，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有理由阻止他的指挥官在战场上使用任何手段，那些在过去五六十年中已经由欧洲和美国的将军们证明为合理的手段。有人指控说这些手段既是背叛又很残暴，我不完全赞同。从我的战争所见出发——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我认为，与其他战争相比，特别是那些本国居民参加的战争，这场在南非的战争总体而言进行得非同寻常的人道和慷慨。卡那封区的议员阁下已经注意到了一位将官的事，虽然我反对讨论此刻正在保卫国家的将官的个人品格，因为我自己就认识布鲁斯·汉密尔顿将军，议员阁下怀着崇敬之情描述这位将军，我更觉得自己不能不在演讲中提供微末的证词。事实就是：在陛下的军队中，很少有人比布鲁斯·汉密尔顿将军更忠诚，更仁慈，更勇敢。
尊敬的反对党领袖先生在战后南非政策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政府已经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我已经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差异在于国王陛下的政府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在赋予当地人民充分的代表权利之前，在当地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先生认为，如果军政府作为临时措施延续下去，没有当地过渡政府的干涉，这些代议制度还会更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愿我没有误会先生阁下，如果我有，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更正我，我会因误会他的观点而万分抱歉。如果我的判断正确，我将恭敬地请求议会允许我对这两个非此即彼的主张审视一番。我不希望自己发号施令，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议员先生。近十个月中，我曾在不同情况下周游过南非，我很想把这期间自己强烈意识到的一些想法呈交议会。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参战的缘起。我们参战——我的意思当然是我们出发到海外参战——与管辖权扩张相关。为了将管辖权扩张到德兰士瓦，我们开始与布尔人谈判。当我提到德兰士瓦人时，我是指德兰士瓦人全体，而非特指早到达那里的人，那时布尔人的数量接近英国人和非荷兰裔人的两倍半。但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周里，每列火车上都挤满了竭力想逃离冲突的英国人，还有许多英国侨民因此而流落到世界各地。在我看来，战争结束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谈判的主题也即战争的缘起。如果我能制定政策，我将请求议会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在德兰士瓦人口重新达到原有水平之前，不应该在那里推广任何代议制度。把一个对国家毁灭负有责任的政府扔给它残余的人民，扔给那些对国家基本制度怀着强烈敌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样做更危险、更轻率、更没用呢？我认为，在后一次开火和次投票之间，必须有段相当长的间隔，这段间隔必须由某种性质的政府来填补。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怀疑、任何分歧。
我恳请议会考虑，何种形式的政府——当地政府或者军政府——有利于国家繁荣的恢复，能鼓励目前散落各地的人们回归。我知道，有些议员先生希望代议制度能够直接接替军政府，但我以为，他们没能完全认识到这种军政府是多么讨厌。我对英国官员怀着崇高的敬意，听到一些议员在演讲中攻击他们，我深感遗憾，也深感愤怒。虽然我认为英国官员在战场上及处理本地人事务时都是世界上秀的官员，我还是不相信他们的培养过程和思维习惯能让他们胜任在欧洲裔当地人中执行专制统治。我本人常常为看到可敬的布尔老农夫被年轻的下级官员当作列兵一样蛮横地呼来喝去而羞耻。布尔人是乡绅与农民的古怪组合，在农民的粗糙外表下，人们往往会发现他乡绅的本能。我敢肯定地说，只要让任何类似直接军政府的形式存在，这里就不会有商业复苏，不会有侨民回归，不会有世界各地的移民拥入——除了布尔人的绝望和不满，对我们英国殖民者不断增长的怨恨之外，一无所有。相反，如果有一个本地政府，情况将大为不同。我认为我们有的道德权利建立这个政府，只要想想这个国家将不得不通过帝国国库上交收入就可以了。如果有个当地政府，由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听众大喊“听啊，听啊”，“啊”！）这样的人管理，我确信他拥有整个保守党的信任，议会里的另一派也有相当多议员发现，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对南非事件有着深入思考，反对他显得很不合适。一旦大家知道德兰士瓦有一个政府保护财产和自由，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可以自由、安全地生活，立刻就会有移民从世界各地拥入建设此地，并凭借战争后商业的巨大复苏而获利。如果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议会里有许多议员已经收到了选民来信，询问去南非是否可取。当这一移民政策进展顺利时，我们将再次拥有德兰士瓦的绝大多数人口，和紧密团结在帝国之内的人民，当我们能够在他们当中推广代议制度时，我们会发现它安全地建立在被统治者一致赞成的广泛基础之上，同时少数人的权利将通过帝国当局精明老练的干预而得到有效的保护。我要说，南非将出现一个英语化的忠诚的德兰士瓦，这样一个美好前景才是那个海角得名“好望”的根本原因。
我没有资格批评来自反对党领袖如此杰出的权威提案，但是我发现，对比这两个计划后，我强烈地倾向于采纳国王陛下政府的提议，让我对此闭口不提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的讨论已经从根本解决这两个共和国的问题转向迫在眉睫的形势问题。政府当前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我认为，议会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应当让布尔人的投降轻松体面，对他们来说，继续战斗痛苦而又危险。让我们的政府以快的速度同时考虑这两个计划吧。我由衷地同情我尊贵的朋友高级议员奥德汉姆，他在去年的演讲中表现出高度焦虑，认为应当不惜一切让布尔人彻底明白，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条件。我真心希望这位殖民地大臣一事无成，带着在沙场上勇敢战斗却郁郁寡欢的士兵回国。无论何时，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小我的自由必须融入到大英帝国更宏大的自由之中时，他们的财产安全和信仰平等的权利，及代议制度的承诺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后，但并非不重要的，英国军队容易给予勇敢而坚忍的敌人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是战争带来的所有荣誉。我希望尊敬的殖民地大臣不会因他的使者遭遇断然拒绝而灰心丧气，而是坚持争取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条件，凭借这些条件，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和平以及大不列颠的友谊。当然，我们只能承诺，实现与否还要看布尔人是不是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也许会拒绝我们提供的慷慨条件，前进或后退取决于那一声陈旧的口号：“不独立毋宁死！”（民族主义者的喝彩）我在这种前景中看不到任何可令人高兴的东西，因为如果它实现，战争将进入一个非常凄惨黑暗的阶段。如果布尔人仍然对理智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友谊之手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拒绝所有提案，无视全部条件，那么，虽然我们不禁要敬佩其决心和坚忍，我们也只能希望自己的民族在追求自认为正义的事业时，会表现出同样强大的决心、同样持久的坚忍。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军事手段？我并不怀疑还有其他选择会呈上议会来讨论，但是以我对谣言的理解，总的说来，南非局势可能改善的迹象相当明显。有迹象表明布尔人正在变弱，他们长期以来付出的绝望而狂热的努力已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若果真如此，现在正是政府和军队以双倍努力回击的时候。像我这样代表着大量工人阶级选民的议员责无旁贷，我们应使政府深刻认识到，这个国家在战争胜利之前并不想计算战争的代价。我想我们都很高兴看到报纸上的公告说，又有三万名武装好的士兵正被派往南非。我高度满意地注意到，陆军大臣由于不满足于派遣大量士兵，已经找到了一些杰出的印度军官，其中的佼佼者是宾顿·布拉德爵士，他们将奔赴南非，带着自己在印度边境积累的游击战争经验去应对南非正在进行的特殊战争——我不想称之为游击战争。尽管这些准备已经很充分，但还不是全部，我将一直奢望，希望某个美好的下午，殖民大臣会带着崭新的计划来到议院，计划中不仅要为军队保持两万五千人的标准（无论是因为战斗减员还是疾病减员）而增加派遣兵力，还要将这一标准以每月两千或三千人的配额逐步提高。这样一来，布尔人以不断减少的资源来对抗不断增加的困难，就一定会屈服。他们不单会暴露在一波波的浪头下，还会遭到涨潮的强大冲击。
这里和别处的一些议员都认为，将这场战争污蔑为贪婪之战是合适的。很遗憾，我坚决反对这一讨人喜欢的看法。如果有人因这场战争而欣喜，带着对刺激的希望或者对冲突的渴求去往南非，今天他们得到的已经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了。如果，像北安普敦议员曾数次指出的那样，是某些资本家花钱引发了这场战争，期望它能抬高他们矿产的价值，他们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做了一笔非同一般的赔本生意。对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有的人来说，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只是一场责任之战。他们相信，他们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表明自己相信，国王陛下的政府和殖民大臣完全受到同样崇高的爱国动机的鼓励。他们知道，任何其他鼓励都不能支撑并推动正规军和志愿军，经历了这些艰难岁月的军人们，不得不忍受着公众舆论的冲击。他们的确不得不悲叹，正如我本人也是一样，为战争中失去许许多多好朋友而悲叹。我们不禁要为战争中的诸多变故而感到遗憾。尽管如此，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去批评导致战争的总体政策，我们没有理由为战争中经历的一切而羞耻，我们也没有权利消沉或悲哀。我认为，如果有任何议员为南非的事态感到不快，我会推荐给他们一个例子——我自己从中得到过许多鼓舞——请他们去看看大英帝国另一个伟大的属国及殖民地，看看战争在那里的效果。无论我们在开普敦殖民地那些可疑的朋友那儿失去了什么，我们的所得依然超过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十倍，或许是二十倍。那里的人——哪怕是偏远省份卑微的农夫——都通过有效的行动参与了冲突才得以认识到（因为从前他们绝不可能认识到），他们属于这个帝国，帝国也属于他们。在落座之前，我要对议会表达无尽的感激，我深深知道，诸位给予我仁慈和耐心不是因为我本人，而是因为许多议员依然保留着的一段光辉的记忆。
2.
德兰士瓦宪法
英格兰的礼物
下议院，1906年7月31日
随着保守党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不断削弱，丘吉尔发现自己与所在党的共识日益减少，1904年5月，他改变议会立场，在反对党议席就座。1905年12月自由党政府组阁时，他被任命为殖民部副部长。他的部长额尔金勋爵，是位无趣而阴郁的苏格兰贵族，这表明丘吉尔在议院里非常高效也非常愉快地处理着帝国事务。
1906年议会开会时，压倒一切的殖民地事务就是英国在布尔战争中艰难胜利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未来。丘吉尔作为副部长的首次重要演讲是一场著名的议会灾难。但是在稍后的这次演讲中，他提议为德兰士瓦建立一部新宪法，这对恢复他的地位贡献良多。演讲后，呼吁一种宽容的、有远见的、超越党派的解决方式，成为丘吉尔后来许多著名结束语常见的主题。
阿斯奎斯的女儿后来回忆说：“这次演讲没有华丽辞藻的爆发，没有党派之见的挑衅。只有慎重的考量和一派庄严。自始至终他都是温和克制、有说服力的，表现出了完美的场合意识。”
今天下午，我的任务是代表政府向委员会呈报正在酝酿中的，有关近南非殖民地宪法解决协议的大纲和特点。这件事，我猜想，是这届新议会必须处理的为重要的事务。可是，虽然没有人否认其重要性，或者低估它在议会两党中激起的强烈情感与焦虑，看轻它唤醒的光辉记忆，我仍然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激烈、尖锐、痛苦地分为两派。恰恰相反，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让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将之视为责无旁贷——我当然要受到我自己戒律的约束，我要学会让演讲避免任何可能激起党派偏见与党派政治的反驳。
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两个历史悠久的党派其实并无真正的原则性分歧。上届政府曾一再宣称，他们希望在时间——他们极力强调这个词——向新殖民地推广有代表性的、负责任的制度。在国王陛下的现任参谋就职之前，议会就此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在那次讨论中，尊敬的西伯明翰议员——我敢肯定他今天的缺席让所有议员同样遗憾——以他惯有的宽广视野和勇敢见解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负责做出这一决定的政府现在掌权了，他们的经验比我们更多，如果他们认为授予殖民地这项巨大的权利是安全的，如果他们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人会比我们更高兴。我认为，这一变化虽然重要，也不应该被描述为殖民地政策的变化，而应当称之为殖民地政策的连贯性。”
那么，如果我们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我认为关于具体方法也不会出现什么严重或关键的分歧。因为毕竟没有人会认为，发展负责任的政府是对的，但公平地发展它就是不对的。没有人会认为，承认自由制度同时又保留一些限制的手段是不对的。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而不出现任何严重的分歧。
我今天的位置只是来宣布一下政府对于德兰士瓦做出的决定。德兰士瓦的情况很紧急，它是南非的神经中枢。它是南非所有问题和斗争解决的大舞台——社会的、道德的、种族的、经济的。这个新国家，不久前才从荒野中开垦出来，白种人不到三十万，已经完美地再现了全部黑暗的、纠缠不清的、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德兰士瓦的情况在根本上不同于奥兰治河殖民地的情况。后者过去曾是，未来还将是一个宁静的农业国家，在一个明智而宽容的政府治下追逐着它的幸福。今天下午，关于奥兰治河殖民地，我必须说的是：在承认宪法时将有必要的延迟，在认可宪法的过程中，我们将只会因一种渴望而欢欣鼓舞，那就是确保这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公平代表权，让大多数人的愿望得到有效的表达。
……
为简略起见，对利特尔顿宪法我的坦率评价就是：它完全不切实际。它放弃了权力机构，却保留了全部责任和管理的负担。九位官员先生，几乎全都没有议会政治经验，我敢说也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没有大多数人提名的支持，我相当肯定这是西伯明翰议员一直在代议制政府的提案中预期得到的。此外，他们也没有一个有组织党派的支持，就是这样的官员将被置于拥有财权的三十五人议会当中。布尔人也许会集体拒绝承认这部宪法，或者只是为了破坏而承认它。英国政党被分裂成两部分，负责任的那部分，公开宣布他们要通过阻挠和拒绝支持来制造宪法问题的僵局，议会的其他成员都表示不满。实际上，议员先生的宪法似乎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所有现代政治家的噩梦，政府期待大家赞成，但是赞成却并未出现。
就像我五月间对议会所说的那样，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重审整个问题。我们认为，公平、自由、不受限制地开始是我们的职责和权利。我们已经权当利特尔顿的宪法从未存在过了。有一个指导原则推动着陛下政府的政策——在赋予南非布尔人和英国人负责任的政府时一视同仁。我们打算在两个族群中都适用充分的英国公民权，我们打算在曾为我们战斗过的忠诚者和那些怀着绝望的勇气抵抗过英国军队的人中，一视同仁地赋予重大福利。《弗里尼辛协议》宣称，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将永远和平。根据协议条，布尔人的精英和著名的领袖都承认了爱德华七世陛下在法律上的权威，从今往后，英国在南非的霸权将依靠军事荣誉和战争成就的牢固基础。
这一有利于公平解决的决定，源于我们不想忘恩负义，愧对那些曾在过去几年中勇敢地支持英国事业的人，也因为我们不想不公平地对待德兰士瓦的英国人。在这个宪法解决方案的每一点上，我们都曾仔细推敲，以保证他们可以平等地主张英国国民待遇。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若想要南非未来永久地留在大英帝国内，就需要国王平等地主宰两个族群，需要两个族群都学会把这个国家当作他们的朋友……
我上次在议会上谈到南非宪法问题时，乘机强调了“一票算一票”这一基本原则的长处。我指出，这是一个无懈可击、合乎逻辑的原则；能实现人与人之间选举公平的安全规则，就是假设——有时候是个巨大的假设——所有人都平等，所有的歧视都不健康、不民主。现在，“一票算一票”的原则在这个国家可以适用和实现了，这么做既有人口的基础，又有投票人的基础。选择哪里都没有差别，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哪个部分比别处的结婚者更多，或者物产更丰富。在再分配法案中，无论是按投票人数还是人口基数来分配，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配额，完全一样多的议员。（部分内容省略）
尊敬的圣乔治区哈瓦那广场议员先生，曾打算建立一个“年值一百镑”的投票权财产资格制度。在这个国家，这一标准远非看上去那么高。我并未当场跟这位议员先生争论，说他的特许制度不够公平，或者不是特别真诚和仁慈的代议方式。但是很显然，一年一百镑的财产资格对布尔人的不利远远超过对英国人的不利。因为城镇生活成本是那么高，几乎每个住在城里的人，只要不是赤贫，都有“年值一百镑”的财产资格。但是乡村里的许多人，虽然都非常贫穷却很值得尊敬，配得上公民权——如临时工、农民的儿子，等等——就没有这个资格，因而也就被财产资格排除在外，尽管这个标准已经考虑到了南非的条件，定得并不高。撇开南非的问题和事务，陛下的政府公开表示出以成年男子投票权对抗财产资格的强烈倾向性，因此我们已经决定，让成年男子投票权作为分配投票权的基?础。
确实，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和讨论中，一个政党主张成年男子投票权，另一个政党却主张投票人资格，双方达成了一个虽然很不正式却心照不宣的协议，即一个原则应当与另一个平衡。可是，这却不是陛下的政府考虑这些议题的立场。我们保护双方的长处。我们保护“投一票，值一票”，也保护成年男子投票权，以公平平等的原则在德兰士瓦全境严格保护他们的长处。因此我们已经决定，凡是年满21岁的成年男性，在德兰士瓦居住满6个月，不属于英国卫戍部队者，都应当获准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选举议员。
现在，有个问题我必须顺便提及。女性投票权问题已经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引起了各种政府官员的注意。对此，我们已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而且已经得出结论：让一个无法为自己说话的年轻殖民地受制于一种我们自己都没有勇气去承受的危险，是不对的。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给新的立法机关去解决。
我现在要谈到选举分组问题。我们有两个选择——平等的选举区，或者是老的地方行政选区。当我说“老”时，意思是这些地方属于依然存在的行政区域。两种方式都有争议。平等选举区的好处是能保持对称，还能进行更严格、更精确的分配。但是布尔人已经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保留老的行政选区。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感情用事的想法，因为总的来说，因某些选区胜出票数太多而造成布尔人投票意愿的损耗，这种情况在老行政选区要略大于平等选区。然而，布尔人一直很渴望，他们以前的老选区和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尽可能地少受干扰，这是陛下的政府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
现在，让我谈谈语言的问题吧。在尊敬的圣乔治区汉诺威广场议员的宪法里，如果议会成员提出申请并得到发言者的准许，可以使用荷兰语。我们不能屈从于这个条件。我们认为，这种歧视招人反感。所用的语言被承认对一个小群体来说弥足珍贵。我从来不会因为南非有些地方的荷兰人希望由荷兰教师来教荷兰孩子荷兰语，就让自己感情用事。英语拥有无价的文学瑰宝与遍布世界的商业联系，我对它的评价不会那么低，以致不相信它能安全地与“塔尔语”这样的方言公开竞争。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保护像塔尔语这样的语言可靠的方式，就是使它成为被禁止的语言，这么一来，人们就会故意怀着恶意说起它，作为对当局看法的抗议，而当局此举也确实会被视为不宽容。因此，我们已经决定，允许德兰士瓦议会成员无差别地使用荷兰语或英语演讲。
有人会问我，我们如此安排将带来什么结果。我拒绝就此做出推测或预言，那将是不合适也不正式的。在这个国家，我甚至无法预言下次选举中自由党的得票数会是多少，更不用说让我托付议员先生来预言一场没有他们的候选人的竞选结果如何了。我说不出德兰士瓦的英国人会怎么投票。这里有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新问题，正在给旧的种族创伤涂上一层有益的抗刺激剂。两个族群之间的分隔，感谢上帝，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清晰了。但是我知道，德兰士瓦的英国投票人无疑比荷兰人要多，这些英国人在宪法解决方案的任何一点上都没有被不公平对待，得到英国人多数支持对他们来说可轻松实现，如果他们合力去争取的话。我希望，由这些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是一个由双方政党都接受的温和领导人组成的联合政府，一个在其党内包含了两个族群的政府。这样的解决方案将是南非的天赐之礼。但不管结果如何，国王陛下的政府都确信，未来的大臣们不管来自哪个党，无论属于哪个族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辜负他们对王权的责任。
我还想说，这届议会将拥有高度代表性，无论谁被召唤来此代表下院殖民事务部来处理各种无理干扰，都将尽职尽责。
现在我要讨论上议院的问题了。这不是个特别吸引人的题目。我们这边的人不是特别喜欢上议院，我不知道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对这一机构的爱能否变深一些。但我们不得不由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支配，帝国里还没有哪个殖民地是没有上议院的。越来越多的人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我认为，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的人的素质和实践能力并不比那些民选议员差。陛下的政府渴望为本地利益设立某些特殊保护，我要说，很遗憾，任何选举的方式都无法提供这种保护。然而，我们也不能支持这种任命上议院议员的形式永久存在。但是从本地事务的立场出发，考虑到选举复杂化——德兰士瓦的各阶级一直盼望着如此——的弊端，主要是因为要创造一套新的选举体制会带来额外的时间成本，内阁决定，作为一种纯粹的临时安排，为这届议会成立一个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的立法委员会。他们将由国王任命，如果因死亡或辞职而出现空缺，将在负责大臣的建议下由高级专员填补。在德兰士瓦首届议会建立一个选举性上议院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将发放进一步的专利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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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1月30号，在中国招募中国人的协议就将终止。我们的领事将收回曾经委托给矿业经理的权力。我完全相信，没有哪届英国政府会再次下放这些权力。在一段合理的间隔之后，宪法中将为废除现存的《中国劳动力条例》增加一个条款。我还不能说合理的间隔是多长，但必须给新议会以充足的时间去审时度势，整体考虑劳动力问题。我刚才说过，宪法中将有一个条款涉及白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立法问题，在这一条中还要加上这些话：“没有任何维系或服务于奴性的法律会被同意。”我们被邀请使用“奴隶制度”这个词或者“奴隶制度的伪装”一词，但类似表达将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们所选择的字眼要有效得多，因为更准确且更克制，它们精准地描绘了我们渴望阻止的罪恶。
现在，我已经向议院完整提交了宪法解决方案，我还想说，我们的建议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接受或被拒绝。我这么说无意冒犯委员会，因为很显然这是政府应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决定的事情。如果我们宣布的政策被修改了，就必须寻找新人来执行另一个计划。我们准备以自由党的名义制订这一解决方案。我们对此有充分的权力，但是我们还衷心希望得到更高一级的权力。我没有提出申请，但我要特别向坐在对面、长久以来精通公共事务，一生都不能从对南非的沉重责任中逃开的绅士们指出一点，他们是这个党公认的向导，虽然在议会里属于少数，却依然代表着将近半个国家。我要严肃地请教他们，在他们致力于激烈而轻率地斥责这一伟大的安排之前，是否丝毫不会迟疑停顿。我还要进一步地请教他们，能否和我们一起以国家批准的方式对德兰士瓦的自治给予认可。以我们党所占的大多数席位，我们只能使这一决定成为一个党派的礼物，而他们，能够使它成为英格兰的礼物。若果真如此，我敢肯定，我们衷心期盼的不可估量的祝福将从这个决定中流出。他们要迈出的实实在在的步，就是英国的党派政治退出南非事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仅两败俱伤，自己也备受重创。我请求各位予以考虑。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准备好独自前进。如果我们继续得到议会的大多数支持，专利证书将会严格按照我下午解释过的解决办法进行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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