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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2666260
本书是阐释人类如何认识过去并与过去对话的首部历史学（历史认识学）划时代著作。作者从“历史”概念入手，探究了“历史”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类是如何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进行认识的，并针对日本历史认识的相关特征进行了阐释。
【目录】
第一章 “历史”一词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
第二章 人类是如何认识历史时间的
第三章 人类是如何认识历史空间的
第四章 历史叙述的规范与认识
第五章 关于历史学中既成认识的再认识
第六章 历史学中“解释”的构造
第七章 日本的历史认识之特征
后记
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纪年意识（节选）
一、东亚国家为何不使用佛教纪年？
对“年”的认识，决不是一种仅仅将表示顺序的数字排列在一起的单纯行为，而是一种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内容和历史内容的、人类的知性行为，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
1582年，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1572～1585年在位）颁布了关于改革历法的诏书。如果对应一下当时东亚各国的年份，就可以发现：中国正值万历十年（壬午），朝鲜与中国共用一个年号，日本正值天正十年（壬午），越南正值光兴五年（壬午）。这种以“年号＋干支”的组合进行标示的纪年方法，在东亚地区已经使用了近两千年。
通行于欧洲世界的通连纪年法是基督纪年，通行于伊斯兰世界的通连纪年法是希吉拉纪年。由此看来，迄今为止似乎每个文化圈都曾广泛地使用过某个以宗教为基础而形成的纪年方法。在东亚各国普遍盛行的宗教是佛教，以佛教为基础而形成的通连纪年法是佛教纪年，然而东亚各国却并没有采用这种纪年方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开始传入中国，自后汉末年起，历经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到7世纪前后，又被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恰如诞生于中东地区的基督教最后却在欧洲扎下了根，佛教成了盛行于东亚文化圈的宗教，有一段时期甚至还被东亚各国奉为国教。“佛教纪年”是一种现实存在，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甚至一直使用到现在，然而东亚各国却从未使用过。另外，天文学和历法是实行纪年的基础，而东亚地区的天文学和历法不可谓不发达。自公元前起，中国就是当时天文学和历法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如此一来，笔者在本文开头的设问——“东亚国家为何不使用佛教纪年？”就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东亚地区何以在如此长时间内使用一种在众多方面都与其他文化圈不同的、由年号和干支所组成的纪年方法？”
本节将要专门讨论关于“年”的认识问题。我们将在与欧洲的基督纪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以日本为中心、从历史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一下东亚世界为何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使用这种由年号和干支组成的纪年方法这一问题。
在“一朝一号”成为定制以后的近代日本社会，年号与天皇制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在研究日本年号问题的时候主要感兴趣的内容。然而，我们在本节中将主要通过考察东亚各国纪年方法的变迁，探讨一下人们对“年”的认识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讨论一下“所谓历史认识（或曰历史意识）是什么？”这一问题。
在进入本主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诸如“纪年法”、“东亚”、“年号”、“干支”、“东亚地区的通连纪年法”等概念。
二、纪年法
所谓纪年法，一般都被定义为“计量时间的方法体系”，其中又分为两大类：天文（科学）纪年法和历史纪年法。本节将要讨论的是历史纪年法，并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计算年代的方法体系”这一点上，除非特别需要，一般情况下不涉及历法。关于历法问题，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可供参考。按理说，“确定一年的方法”与“如何分割已经确定下来的一年”，这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二者之间的这种明确区别，对于我们探讨纪年法的政治作用和历史作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即在本节中将要讨论的纪年法是特指“计算年代的方法体系，或曰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体系”；其次，我们还必须要明确另一点，即这种方法体系始终“伴随着作为计算年代的最初年份的‘起始年’”。这是因为，为了“计算年代”，“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要能够确定某一年份在特定时间序列中的排序。譬如：帝王纪年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从理论上说起来，它能够将年代纳入某种特定的时间序列之中；另外，奥林匹亚德纪年也能够通过“第ⅹ届奥林匹克竞技会之后的第ⅹ年”的形式，将年代纳入其特定的时间序列之中。
如何设置这个“起始年”，这可是有关纪年法问题的争论焦点。具体而言，通连纪年法是“以某个年代为起始年、依次连续排定其后所有年代的顺序坐标，并以此将年代纳入特定的时间序列之中”，而与此相对的干支纪年则是一种循环纪年法。另外，干支纪年“以一种循环纪年的方式一直持续至今”，这可以说是东亚地区纪年方法的一大特点。
三、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地区
本书中所谓“东亚地区”，在地理范围上指现在的中国、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曾经是以中国为轴心的、有“中华世界体系”之称的区域；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成为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赖以展开的轴心。这一点与欧洲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是由拥有相似国力的诸多国家共同创造的。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来看，东亚世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系”。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所谓的“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对国内的贵族以及功臣赐封爵位和食邑，从而形成君臣关系。这种关系从汉朝初期开始适用于朝鲜和南越，到3世纪的时候，日本也加入到了这个体系之中。此后东亚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就是在各国或接受或摆脱这种君臣关系的对应变化之中展开的。
东亚地区的中华主导体系，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0世纪以前，它成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传播的媒介。在文化上，东亚地区素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在这里，古代汉语就像拉丁语在欧洲世界的地位一样，成了东亚各国的通用语言。有一点值得一提，即这种汉字本身的存在，其实正是我们了解东亚纪年法的基础。
上述“由年号与干支的组合而形成的纪年法”之所以能够在东亚地区持续使用到如今，作为历史演变的产物，这种东亚社会本身可以说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
四、年号的形成
中国最古老的纪年法属于“帝王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也普遍流行。参见E. J. Bickerman,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rev. ed., 1980, pp.62-79。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London, 1977, pp.63-86。《春秋》一书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鲁国的历史记录，其中就使用了像“隐公元年”这样的、以鲁国国君即位之年为起始年的帝王纪年。
所谓“年号纪年”，虽然是一种纪年方法，但它并不仅仅是用数字来标记从起始年开始计算的年代数，而且还要将含有某种寓意的“名称”附加给年代。这种纪年方法始于公元前114年，由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首创。
这种使用年号的纪年方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其萌芽形态的。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最初采用的也是帝王纪年，一直持续了16年，从第17年开始改元，将这一年改称为“后元元年”，并于后元7年死去。之后的汉景帝（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则将在位时间分为3段，即前元（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9年）、中元（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3年）和后元（公元前143年～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原先是以最初的6年定为“初元”，之后以6年为单位，依次称为“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史记》中有如下记载：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
汉武帝根据这个建议，于其即位后的第27年（即“五元三年”，公元前114年）定年号为“元鼎”（该年即为“元鼎三年”），54并将此前的“初元”至“四元”分别追建年号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等。从年号的产生经过来看，如果借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进行表述，它实际上就是“帝王纪年”的一个“变种”。年号或者以被视为“瑞祥”的重要事件为契机进行命名（如“元狩”由来于得到一头独角兽），或者以昭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目的（如“洪武”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武功），它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这种“年号纪年法”随着中华文化传播的浪潮而被推广到了东亚各地，越南和朝鲜于6世纪中叶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年号制度，日本最迟也于7世纪中叶开始使用这种纪年方法。中国的周边民族所使用的最早的年号，当属出身于匈奴族系的刘渊所建立的北汉（即后来的前赵）政权的年号——“元熙”（304～307年）。自此以后，在东亚地区，凡是建立独立国家政权的统治者都必定会建立自己的年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年号制度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号意识”的传播上，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的“年号”本身在东亚各国的使用。对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而言，“年号”与“年号意识”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武帝在其统治的54年间一共使用过12个年号。在其后的中国，这种“改元”（即改换年号）的频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新皇帝即位时建立年号只是为了表明自己今后的统治理念；二是因为基于“瑞祥灾异”的迷信而改元的行为日益减少。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在其统治的31年间只使用了“洪武”这一个年号，开启了中国皇帝“一朝一号制”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一朝一号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用“意味深长的雅号”取代了以往帝王纪年中的“帝王名号”，而在于它改变了年号这一纪年方法中的改元方式。具体而言，它意味着“一朝一号制”在经过了“帝王纪年→年号纪年→一朝一号”这一历史演变的历程之后最终得以确立，55自洪武帝之后，人们就开始用皇帝的年号来称呼皇帝本人了。
参见乔治·伊弗拉《数字通史》（Georges Ifrah,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chiffres, Paris, 1981, pp.9-11, 30-34）第9～11页和第30～34页，以及由弥永みち代、丸山正义、后平隆合作翻译的该书日文版《数字的历史》（『数字の歷史』，平凡社，1988年）。
泰国和柬埔寨使用的佛教纪年法被称为“佛灭纪元”，它以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逝世之年开始计算历史年代。在关于佛陀涅槃的年代问题上有好几种说法，在泰国和柬埔寨，人们通常认为佛陀涅槃于公元前543年。缅甸使用的佛教纪年法以公元638年为纪元，因为佛教在这一年开始传入缅甸。详见F. K. Ginzel, 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3 vols., 1906-1914, vol. 1, pp.310-448。
关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请参见下列著作：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新城新蔵『東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1929年），薮內清《中国的天文历法》（藪内清『中国の天文曆法』，平凡社，1969年），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1959, vol.3, pp.171-461）第三卷第171～461页，以及由吉川忠夫翻译的该书日文版《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吉川忠夫他訳『中国の科学と文明』第三卷，思索社，1975年）第三卷。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 1974, vol.2, p.909.
参见曆の会（編）『曆の百科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中所列参考文献
譬如：将一年的起点定于何时？——这就是一个历法问题。在英国，从6世纪至1066年期间，曾以12月25日或者3月25日为岁首；从1067年至1155年，则以1月1日为岁首；而从1156年至1582年，又以3月25日为岁首。（参见“Chronology”Chamber’s Encyclopaedia, new ed., 1950）
这种区别不仅在东亚地区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而且当6世纪基督纪元在欧洲出现的时候也发挥过同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的历朝皇帝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君主的关系时，继续沿用了这种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周边国家的君主们从中国皇帝那里接受印绶和册封，并且采用中国的“历法”，从而结成君臣关系。参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参见藤堂明保『漢字とその文化圈』(東京光生舘，1979年)。西田龍雄『漢字文明圈の思考地図』(PHP研究所，1984年)。Leon Vandermersch, Le nouveau monde sinise, Paris, 1986。
参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文中原为日语译文，皆源自小竹文夫、小竹武夫訳『史記1』（筑摩書房，1971年）第115页。文中原来所依据的《史记》原文则源自滝川亀太郎『史記会注考証』。
《史记》中所说的最早的年号名称与实际上所使用的最早的年号名称并不一致，学术界对此曾有若干说法。可参见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二》中“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篇、藤田至善「史記漢書の一考察——漢代年号制定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1期第5卷，第12～25页）。
详见市村濽次郎「年号に現れたる時代思想」（『支那史研究』，春秋社，1939年）。
参见张璜《欧亚纪元合表》（上海，1904年）第178页（复刻、大安，1968年）。
其间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唐朝的武则天（690～705年在位）在其统治期间共改元14次。参见前引张璜《欧亚纪元合表》第158页、277页、280页。
参见和田久德『世界史と時代意識』(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85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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