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脉络

★ 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写给普通读者的通俗之作。

 

本书涉及人类历史诸多方面的论述，十余年来长销不衰。作者是史学大家，他把中国历史和文化放入世界文明发展中，以游览大江大河的全球化视角，将从远古到当今一万年的中外文明、政治、经济、社会等合于一册，复杂的历史在书中显得纵横交错，深入浅出，尽显长程发展的大脉络。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说中国》等。

第一篇　古代世界与传统中国（从远古到1500年）

 

第一章　古代两河与埃及地区城市的出现

第二章　中国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时代的变化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

第四章　两河、埃及、希腊、罗马与印度的思维模式

第五章　中国秦汉帝国的形态

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第七章　中国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

第八章　中国地区人口与族群的移动

第九章　欧洲地区族群的移动

第十章　欧洲的经济形态

第十一章　欧亚之间的丝路

第十二章　中国南方的对外通道

第十三章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扩张

第十四章　佛教及其他宗教传入中国

第十五章　16世纪以前的中国

第十六章　800—1600年的欧洲

 

第二篇　近古世界与中国（1500—1840）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

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

第二十章　16—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

第二十一章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第二十二章　台湾的开拓

第二十三章　明清民间武力起事活动

第二十四章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

第二十五章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

第二十六章　近代科学的兴起

第二十七章　大革命的时代

第二十八章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

第二十九章　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

第三十章　衰竭前夕的中国经济

第三十一章　明夷之际的中国文化

第三十二章　清朝的兴衰

 

第三篇　近代世界与中国（1840—1950）

第三十三章　鸦片战争的背景

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

第三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第三十七章　对于第二波西潮的反应

第三十八章　辛亥革命

第三十九章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世界大势

第四十章　从五四运动论自由与民主

第四十一章　北伐与十年建设

第四十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世界形势

第四十三章　世界经济恐慌与美国的崛起

第四十四章　日本侵华与八年全面抗战

第四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四十六章　国共内战

第四十七章　光复后的台湾

第四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情势

 

第四篇　现代世界与东亚（1950—2000）

第四十九章　国民党迁台

第五十章　冷战的世界

第五十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

第五十二章　朝鲜战争及东亚形势

第五十三章　重整时期的台湾地区

第五十四章　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

第五十五章　台湾地区的民主化与大陆的改革开放　

第五十六章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情势

第五十七章　今日世界大势

第五十八章　后现代论述

第五十九章　信息革命

第六十章　科技的发展

第六十一章　知识工业与经济

第六十二章　美好的新世界？

第六十三章　重建价值系统

中外大事记

许先生的大历史著作，我一向喜欢看，比起繁复细密的学院论著来，撰写这种大历史著作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更大的论述视野和更强的领悟能力。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

 

许倬云有西方的东西，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

——高华（南京大学教授）

 

许倬云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800—1600年的欧洲
基督教罗马教会在欧洲的重大影响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驯服了入侵的蛮族，也在几乎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担起维持秩序的任务，但在基督教与君权结合甚至还凌驾于君权之上时，权力腐蚀了掌权的教士。罗马教皇执政教合一的权柄，不顾这一宗教的高尚教义，擅作威福，对内以酷刑镇压异端，对外发动十字军东征，操弄信徒的信仰，草菅人命。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罪行！然而，也许正因为教会如此擅作威福，少数教士又如此生活腐败，逆火回烧，竟导致欧洲历史出现转变的契机。当时封君领主们长期为教会所操弄，终于有不甘心的一派。这些进入欧洲的民族原来都是部族共同体，有其各自坚持的个别主体性。基督教本是普世性的信仰，教会代表了一种普世秩序。个别主体性与普世秩序之间如何维持平衡，本来就不容易，当部族感受压制而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时，部族的个别主体性会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反抗教会的普世秩序，这是中古后期民族国家兴起时封君领主的普遍心态。教会的排他政策在知识分子中也引发了反感。城市中的学者、文人与艺术家，及经常周游各处的工匠群体，对于教会仪式的烦琐及教条的肤浅不再感到满足。他们开始从已经遗忘却在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仍得保存的古典著作中，寻找欧洲文化的源头。许多古代希腊罗马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中古学者的注意，他们又拾起已为宗教热忱所掩覆的课题，例如“人”的价值，例如理性的思考等。对于艺术家们，艺术不应只为信仰服务，神圣不可触的神性也不应排除“美”的表现。于是，“人”也出现于神坛与教堂的宗教艺术中，例如耶稣与玛利亚，竟可以慈母与孩子的人间形象代替了刻板的神像。这一重新找回文化源头的集体志业，即是所谓文艺复兴。于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文艺复兴的大业合流为巨大的能量，到了15、16世纪时，有些人在寻找欧洲文明的本质，有些人在重建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两股力量最终都会反抗基督教会专断与独占的排他性。在教会内部，也有人寻求找回耶稣及其门徒所提示及信守的教义，这一势力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

明清时代的国家形态与亚洲周边
历史上王朝的转换，往往会出现一段比较安定的时代。明代末期，政治不良，外患内乱，征战不断，百姓愁苦，尤其中原及淮河地区，流寇往来如风，民生最为凋零。满族乘流寇之乱，入关取代明室。照理推论，国家一时不易恢复元气，然而经过一代休养生息，康熙时中国强盛胜于明代，百姓生活不恶，而且人口急遽上升，已达一亿左右，增加不啻倍数。康雍乾三代，中国号为盛世。这一快速兴盛的原因，固然与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才华能力有关。然而，当时人心思明，汉族未必那么甘心接受异族统治，国家久久不能安定，加上对外扩张，劳师动众，所费不赀，各种变换此起彼伏。单单这些内外战争的开销，新朝如何应付？人力如何支持？凡此均不能仅靠治理的能力作为答案。我们以为，自从16世纪以来，中国依靠大量外销贸易换来财富。由于明代赋税主要为田亩，政府从来没有从国际贸易累积的资源获得更多税收，巨量的资源其实留在了东南与华南的民间，俟清代治安秩序恢复了，这一大笔财富即足够撑起一个相当规模的消费经济。同时，自从大洋航道开通，美洲作物玉米与番薯引进中国，这两种新作物可以在山地及沙壤种植，于是过去不能用作农田的土地，例如华中及西南的山地以及华北、西北的黄土高原都可种植。农田面积扩大了，足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人口与经济资源配合，国内秩序安定，不少本来无法维生的人口可以迁移到本来不能种植的地区，人口由负担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中国的经济体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因为消费增加，更有了资金循环的余地。清代前半段不仅有休养生息的历史惯例，而且有继长增高的历史条件。然而，清代的繁荣景象却正出现于世界面临空前巨变的时候，中国内部经历的盛世，竟不能将中国推入全球巨大变化之中而与时俱进。

北伐与十年建设
孙中山去世后，在广州的国民党已成气候，难以偏居南方的政权，居然举师北上，打垮了盘踞北方的北洋军阀政权。北伐之后，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内对外，中国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政府。当然，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其实号令所及不过东南地区、长江流域及沿海诸省，建国能用的资源也全在这些地区。北伐能够成功，蒋介石的国民党以为是黄埔建军的成果，桂军系统以为是该军的战功，冯玉祥系统以为是在北路的牵制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因人而异，也许众多机缘的凑合，始奏厥功。在这些因素之外，国民党的号召代表了中国人的盼望。虽然孙中山在广州依靠地方武力，仰人鼻息，也没有可足以称道的政绩，但是他提出的理想确实不是北洋政权的领袖所能够提出，而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城市居民向往的新境界。孙中山在广州曾系统地演绎了他的理想：中国应有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而其政府则在三权鼎立的模式外，还有两个独立的权力—继承中国文官传统的监督权（御史纠弹）与人事权（考试与督责）。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病已受到社会主义的挑战，孙中山将自由经济与公权力节制配套的观念有其及时的特色。五四运动既是中国人国族主义的表现，新文化运动又强力地提出了革新的方向，这一运动波澜壮阔，弥漫全中国。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号召并无彼此参与的关系，却有互相呼应的效果，为北伐铺设了民意基础。

日本侵华与八年抗战
日本举国若狂，投身于帝国大事业，其狂热足以损害理性的判断。日本判断错误之一，以为中国及东亚各民族不堪一击，日本可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然后又可轻易击溃英美，揽有东亚，以完成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判断错误之二，以为不断威吓，步步进迫，中国人会慑服于日本的威力，步步退让，以此割裂中国。日本判断错误之三，以为日本领导亚洲，驱逐白人，亚洲人都应当感激日本解放大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提携”。这些自我期许，在自大心情下转变为一厢情愿。日本侵华于七七事变之后，中日两国不宣而战，整场战争持续八年之久，日本无法于“支那事件”中自拔，却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遂致有亡国的大灾难。中国奋起抵抗，是凭借被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刺激而加强的国族主义。明知国力还未充实，只为了去此一步便是亡国为奴。在一连串事件后，全国的民情舆论再也不允许国民政府妥协。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军人还是以为中国会像过去多次那样忍耐，日本又得一次便宜。日本军人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奋起抵抗。尔后，日本全力攻击上海，中国极力抵抗，精兵良械，耗损逾半，却不再谈和。日本进攻南京，中国在淞沪一战中实力大亏，南京沦陷，日本又以为大举屠杀、奸淫，便可以使中国慑服，失去继续抵抗的决心。但是南京大屠杀使中国人更加同仇敌忾，日本却从此背了千秋罪名。

重建价值系统
两千多年前，各处圣哲为人类界定了是非、对错、善恶种种价值，将大多数的人类带进文明开化之境。人类之异于其他生物，就在我们知道如何规范自己，如何彼此合作，如何减少弱肉强食，唯力是恃。人类也有了提升自己性灵境界的反省与启悟，遂得在顺畅时自制，在横逆时不馁，在无可奈何时宁静。20世纪开始，几个传统文化都在日益式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将文化的超越部分构建在独一真神的意志上，一切价值系统，都以神谕神思为基础。自从启蒙时代以来，基督教中人颇致力于修正调节，但在太空与生命科技迅速开展下，还是难以自圆其说。世界多元化，许多文化系统互相碰撞，基督教系统也难以独尊，伊斯兰教系统至今仍陷于诸多内外冲突；东方的两大文化系统，即印度文化与中国儒、道、释融合的系统，则承受西潮的冲击。于是，今天举目全球，那些古老的文化系统都渐渐隐去，前面的舞台几乎全为上两章描述的科技文化占去。科技文化今天大多有“致用”的特色，“工具理性”的成分极大，于超越性的价值还有待界定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