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李民，196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理事、（美国）美洲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讲授《尚书》研究等课程。

前言1
译注说明1

虞夏书1
尧典1
舜典12
汩作九共九篇稾饫26
大禹谟27
皋陶谟38
益稷45
禹贡57
甘誓92
五子之歌96
胤征102
帝告釐沃107
汤征108
汝鸠汝方109商书110
汤誓110
夏社疑至臣扈113
典宝114
仲虺之诰115
汤诰121
明居125
伊训126
肆命徂后132
太甲上133
太甲中138
太甲下142
咸有一德145
沃丁150
咸乂四篇151
伊陟原命152
仲丁153
河亶甲154
祖乙155
盘庚上156
盘庚中166
 盘庚下173
说命上177
说命中182
说命下187
高宗肜日192
高宗之训195
西伯戡黎196
微子199周书204
泰誓上204
泰誓中210
泰誓下215
牧誓219
武成224
洪範232
分器247
旅獒248
旅巢命253
金縢254
大诰261
微子之命271
归禾275
嘉禾276
康诰277
酒诰291
梓材302
召诰307
洛诰317
多士330
无逸338
君奭347
蔡仲之命358
成王政363
将蒲姑364
多方365
立政376
周官386
贿肃慎之命394
亳姑395
君陈396
顾命402
康王之诰412
毕命416
君牙423
冏命427
吕刑432
文侯之命445
费誓449
秦誓453附录457
主要参考书目457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古籍。著名经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称《尚书》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然而，这部古籍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的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的影响造成的阙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许多基本问题争论不止，难以定论。今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 《尚书》名称的嬗变
书在古代是简策的泛称，《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写在竹木片上的书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就是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周文王、武王的政令写在上面。《论衡·量知篇》记载了简策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椠是木版，也叫牍，是制成一块块木片，然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简写一行，或二三行。字少的写在竹木片上；字多不过百，写在木板上，称为方；字数过百，分写几简，然后用编绳编连成册(策)，用熟牛皮编连的叫“韦编”，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据说孔子有过“读易，韦编三绝”的经历。这就是古代的书。此外，还有写在缣帛上的帛书，至少在春秋战国已流行于世，故《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后者指青铜器、石碑、石鼓之类。
《尚书》最早单叫作《书》。在古代典籍中，常出现“《书》曰”、“《书》”，大多指后来的《尚书》，有时也可在“书”前冠以朝代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也指的《尚书》。但也有把《国语》称为《书》的，《大学》云：“《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朱熹《四书集注》：“《楚书》，《楚语》。”《诗》在当时也曾被称为《书》，《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今《诗·周颂·载见》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易》、《春秋》也可以叫作《书》。可见，在使用简帛作书的时代，用于书写，记言记事的简策都可以称“书”，故“书”本由简策引申而来，泛指书籍。《尚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由于书籍的发展，因内容、体裁的不同，书名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名称。《书》逐步成为专门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的政事性书籍。
我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商代的贞卜祭祀人员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史官，“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甲骨文外，商代还有简策之书。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并一直流传下来，当时的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集团，特别是为君王服务的，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在史官的记录中，《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们随时记录君王的活动，真正做到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样就形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不同书名，即记事之书成为后来的编年体类《春秋》，记言之书成为后来的政事性《书》。故《荀子·劝学篇》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吴澄《书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总之，至迟在春秋战国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逐步把那些专门记录君王言论(如讲话、文告、誓词)的书叫做《书》，在此之前的类似典籍，也逐步冠以《书》或某《书》，先秦典籍中广泛出现的《书》，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尚书》的名称，目前来看至迟出现在西汉中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史记》最早给《书》定名为《尚书》。他说《尚书》只记载尧以后君王的事迹。他又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云：“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由于记言的《书》没有黄帝等言论，而《大戴礼》、《春秋》、《国语》、诸子百家有许多黄帝的传载，所以为了贯通历史，身为儒家的司马迁打破门户观念，从其他记事类史书中补充了黄帝的内容，完成了《五帝本纪》。可见，《尚书》名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传载的是尧以后的君王言论，这些记载言论的书，被专称为《尚书》，其“尚”字，成为“书”名变化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交代。《史记·儒林列传》谈到了汉初儒家传《尚书》的情况：“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可见至少在汉初，《尚书》已在东方齐鲁一带广为流传，这里正是儒家最集中的活动区域。
《尚书》又被称为《书经》，这是更晚的事情。“经”作为书名，起于春秋战国。《国语·吴语》几处提到“挟经秉桴”，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不以为然，认为“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可见，此经究为何物难定。《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诵《墨经》。”今存世有《墨子》的《经上》、《经下》两篇。可见以书名加经连称的，战国时已有。《荀子·解蔽篇》有“道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和“说”之分。杨伯峻先生说：“‘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这里的经和前面的书都是指书的某种体裁，没有后来的儒家经典的尊贵意义。因为经本是丝织之名，由于可以用来把竹木典籍编连成册(策)，——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故而引申为书籍，进而专指某种提纲型的书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本是寓言故事，时代不好定。《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是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说成是经，《书》也在其中，我们认为这里的经似乎也没有超出“墨者俱诵《墨经》”的意思。所以蒋善国先生说：不过周、秦间只是把《礼》、《乐》、《诗》、《书》、《春秋》混称“经”，而实际未把“经”字加于《礼》、《乐》、《诗》、《书》、《春秋》下(《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西汉初期，多把儒家的“六艺”叫做“六经”(贾谊《新书·六术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家的经书已开始具有经典的尊贵地位，但当时还是称《书》或《尚书》。直到隋唐亦然。蒋善国先生说：“‘书经’二字连称，当起于赵宋以后。”此时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地位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崇高地位，《书经》名称的出现，是其合理的结果。总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完成了由泛指的书，到专门记录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以来君王言论的《尚书》，最后成为地位至高无上的《书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发展，特别是和儒家传载的孔子整理、编次、删定过《尚书》密切相关，和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尚书》这部原本尘封的故档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最终登上“书经”的圣殿。
二、 《尚书》名称的涵义
那么，为什么儒家把《书》改称为《尚书》呢？在古代，“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即上。其解释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上古的意思，表示远古以前的书，《史记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孔传》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事也。”现在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刘起先生说：“‘尚’只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语言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既然是上古之久远以前的书，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远不止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三皇及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等，司马迁已发现这个疑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尚书》斩去了尧以前的历史，称不上是最古老的史书。《易》所记，相传从伏羲氏开始，在尧之前，为什么不称《尚书》？《春秋》、《国语》载有五帝事，也不称尚。可见，上古之说不准确。其二，检阅现存的今文《尚书》，许多篇如《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已经是春秋时代的事了，在孔子以下的儒家眼光中，更算不上是上古之书。《尚书》只不过是今存最古的典籍，当时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尚书》更早的典籍还有，不然诸子百家所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就成子虚乌有了。所以称《尚书》为“上古之书”不是尚的本义。第二种说法认为《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把《尚书》说成是天书，神圣中自然包含尊崇的意思。《尚书正义》引郑玄《书赞》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种说法充满神秘的谶纬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古代受尊崇的书很多，为什么单称《书》为《尚书》，《诗》、《易》等不加尚呢？第三种说法认为“上”，代表“君上”，即古代帝王、君王。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须颂篇》云：“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这种说法是从《尚书》的体例、内容绝大多数是记载君王与臣下的对话言论，如诰、命、誓、谟、典，以及君王的活动为根据，所以叫做《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问题是古代帝王很多，为什么《尚书》独载尧以来，且主要是尧、舜、禹、启、汤、伊尹、文、武、周公、康、穆的事迹呢？为什么“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间的阙佚何其多多呢？可见，简单地认为《尚书》是古代帝王之书也不完全正确。
上述三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弄清“《尚书》”名称的真正含义。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早称《尚书》的司马迁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或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序》)《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学者可能指春秋战国至西汉的诸子百家是把三皇五帝统统称为尚的，如果《尚书》之尚是上古、远古的意思，理所当然包括三皇五帝在内。“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可见《尚书》排除了尧以前传说的帝王，独取尧、舜。因而称“尚”为上古，不符合司马迁的意思。其二，司马迁看到的《尚书》是记载尧以后的事，但诸子之书大量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有黄帝的记载。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正义》：“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故而排斥不论。连相传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家也或“不传”。荐绅先生当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学者，特别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造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司马迁说《书》缺有间矣，而不说《尚书》缺有间矣。可见，司马迁知道，《书》和《尚书》已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书》；后者少，是儒家传下来的叫做《尚书》的《书》。《汉书·艺文志》：“《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晚年整理过《尚书》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孔子是否删过书，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孔子世家》)由于上古传下来的《书》本来就阙佚很多，史书不足征，孔子整理《尚书》，没有怎么删书。然《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认为孔子曾删过书，《书纬》即《尚书璇玑钤》，郑玄《书论》亦引，郑玄《书论》说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不可全信。上古之书本来就少，孔子哀叹文献不足，怎么能删掉三千多篇呢？《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有人以为是周公每天都读商代的《书》百篇，实在有点望文生义，古代的竹木简那么多、那么重，周公一早上怎么能读百篇呢，今天留下来的今文二十八篇，即使印刷在一本书上，谁敢说一天就能读完呢？当年东方朔上汉武帝的奏章，竟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大力士才抬得动。可见这里的百篇或是虚数，多的意思，或是专用书名，像今天的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之属。但也不可全不信，孔子以儒家学说评判是非道德，在整理《书》的过程中，删去了尧以前半神半人的君王，《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既能删《诗》，当然也能删《书》，只是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书》太少，删去的不多罢了。其三，作为一位公正的史学家，司马迁摒弃学派门户之见，从其他史籍，特别是诸子中补充了《尚书》的缺佚，并实地访古调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撰成了《五帝本纪》。这对完成从黄帝到汉武帝数千年的通史著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基本相符。宰予(又名宰我)，是孔子早年的弟子，也是最不喜欢的弟子。他曾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宰予“利口善辨”，甚至有点离经叛道，曾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他不断追问连孔子也难言的事迹来难为老师。《大戴礼·五帝德》载：“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暗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孔子被问得不耐烦，反而斥责宰予浮躁不踏实。但下面还记有宰予问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以及孔子的详尽的回答。从这段被后世儒家添油加醋加以描绘的资料看，孔子并非完全不了解黄帝的事迹，只是不愿意多说罢了，在被刨根问底的宰予死追不放时，还是逐一回答，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这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夫子，以宰予“不足明五帝之德也”(王肃语)搪塞过去，正反映了孔子及儒家对黄帝的鲜明态度，不但自己不愿意讨论，也不喜欢弟子论及。所以到了后来，黄帝从儒家典籍中基本消失了。《大戴礼记》也不是最受尊崇的经书。
……
近年来，出现的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周秉钧《尚书易解》、《白话尚书》，王世舜《尚书译注》等撰著，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金景芳、吕绍纲的《〈尚书·虞夏书〉新解》都各有特色，便于初学者学习以及研究者参考。
总之，《尚书》的形成过程，长达一千多年，其传授、研究、注释以至今译，则历经了两千余年，足见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随着历史的前进，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日益交汇融合，时代必将为《尚书》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氛围，必将使《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走向一个更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