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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82242丛书名: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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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内容简介
《孝经》指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置于“天之经,地之义”的高度,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孝经译注》通过周详浅近的解说和清新雅致的译文,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精神。
目 录
前言1
译注说明1
开宗明义章第一1
天子章第二9
诸侯章第三13
卿大夫章第四17
士章第五21
庶人章第六25
三才章第七29
孝治章第八36
圣治章第九42
纪孝行章第十53
五刑章第十一57
广要道章第十二60
广至德章第十三63
广扬名章第十四66
谏诤章第十五69
感应章第十六75
事君章第十七80
丧亲章第十八84附录92
一、 古文孝经92
二、 历代序跋要录104
古文孝经序[西汉•孔安国(?)]104
《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东汉•班固)105
敦煌本孝经序[东汉•郑玄(?)]106
孝经述议序(隋•刘炫)106
《隋书•经籍志》孝经类小序(唐•魏徵)109
孝经序(唐•李隆基)110
孝经注疏序(宋•邢昺)1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序(清•纪昀)111
前 言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以简要通俗的文字,阐述古人视为一切道德根本的孝道,古代学者将其称作儒家六经的总汇,并世代作为孩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先后有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和五百多位学者为该书作注解释义。《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为今用,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而梳理经文,阐释大义,并在此过程中有所甄别,则是该项工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 书名与内容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中说:“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儒学礼书《礼记·祭统》中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孔子却批评这种观点,在《论语·为政》中驳斥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孔子和孟子给孝赋予了崇敬父母的内容,以便与一般动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区别。孔子的后学,更对孝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样,所谓孝有三等: 最上是尊亲,即爱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扬名显亲和传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亏身体,不辱自身和为亲复仇。最后是养亲,即养口体,侍疾病,顺其意,乐其心,重其丧。
孝这一道德意识,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大约在八千至一万年前,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农业社会。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有了生殖崇拜,以祈求人类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强。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壶上,塑了一位有明显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则到处都有发现。许多原始岩画表现有男女交媾的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阴标志的孕妇塑像。这种崇拜是人类因其出生而自然产生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就造成了先民对家中年长者的尊敬,因为年长者有很丰富的劳动经验和高明的技术。神农和后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尊崇有劳动经验长者风气的最早遗留。而在老人死后仍继续这种崇敬,就成为祖先崇拜。早期各个家族对自己祖先世系及其神化了的事迹的传说,是这种崇拜的表现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担任帝尧的继承人,说他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yì,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象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安定和睦,不至于出乱子。据说,帝尧任命虞舜协调人伦关系,引导民间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见,至迟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
周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中屡屡言及孝。如《蓼莪》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1〕,“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3〕。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将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5〕。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了下来。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我们知道,先秦时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乐》皆不称“经”,为什么惟独《孝经》以“经”为名呢?所谓经,本来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横线)相对。织物没有经线就无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不停地穿插于经线之中。因而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常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故而,《释名·释典艺》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于社会,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有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规矩,所以将治理天下称为“经纶天下”。如《易·屯卦》称:“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大宰》言:“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此推之于人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条贯通的道德标准原则,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当时将圣哲者阐述其基本思想理论,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如汉代称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为“六经”。先秦即有将重要著作称“经”的。《国语·吴语》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学著作合编,称为《甘石星经》。相传为古医书的,称《内经》、《难经》。墨子自著之《墨经》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名。先秦诸家在学术上互相驳难,亦相互浸染。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将自己关于孝道观的著作称为《孝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孝经》之命名,前人多有诠释。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郑氏序言:“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由此说来,《孝经》之“经”字,是指孝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一种大经纬、大道理,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
《孝经》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译注所用正文底本,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御注”的《今文孝经》十八章本。《孝经》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书的总纲,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统称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论一统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第三章《诸侯章》,论诸侯的孝道,主要是随时戒惧,谦虚审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第五章《士章》,认为士的孝道,应以事父事母的爱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顺。第六章《庶人章》,指出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产,谨慎节用,供养父母。并总结道,人无论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孝道对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是该书孝治观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才章》,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运行和人的本性的行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论说从天子到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所辖之天下、侯国和家庭,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和无灾无难的目的。第九章《圣治章》,以周公为例,说明圣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说如何行孝。第十章《纪孝行章》,提出孝子事亲有“五要三戒”,否则即使每天给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从反面论说孝行,提出要挟君主、非议圣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不孝的行为,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第一章中的三句话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前两章是论说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第十二章《广要道章》,言国君以孝治国的最佳方法,是一个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第十三章《广至德章》,言国君利用孝道教化民众,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这三方面作出道德的榜样。第十四章《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个具体做法。第十五章《谏诤章》,指出为人子和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时,不可一味顺从,遇其不义,要敢于进行谏诤。第十六章《感应章》,言君主若能听从谏诤之言,就能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第十七章《事君章》,论说臣子事君要尽忠补过、顺美救恶,使上下相亲。第十八章《丧亲章》,阐明孝子在办理丧事和祭祀时应有的表现和具体做法,以作为孝论的总结。
二、 作者与成书年代
先秦甚至西汉,人们著书一般都不标作者姓名。先秦诸子,虽题为某子,实际上不一定为该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门人及后人的手笔。这种风气,流行颇久。以至出现了秦始皇读《孤愤》、《五蠹》,叹不“得见此人,与之游”〔6〕,汉武帝读《子虚赋》,伤“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7〕只是经李斯、杨得意二人当时揭破,后人才不至对韩非、司马相如的著作权发生怀疑。而其他许多先秦典籍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些不标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后代诸多辨伪者的疑窦,从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孝经》也是如此,历来不标其作者。故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看法颇多。
最早提及《孝经》作者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是第一种看法,说该书为曾参所作。
而《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五经》也言:“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都称该书为孔子自作,这是第二种看法。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言:“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清毛奇龄《孝经问》言:“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分《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语》、《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言:“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这是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所记,或事后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书,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胡寅语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是第四种看法,言为曾参弟子所作。
《困学纪闻》卷七又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则冯椅指实该书为曾参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是第五种看法。
宋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胡宏、汪应辰语,说:“衡山胡侍郎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这是第六种,后人附会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这是第七种说法,认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吴廷翰《吴廷翰集·椟记》卷上《孝经》条言:“《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言:“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言:“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这是第八种说法,言为汉人所伪托。
要弄清《孝经》的作者,必须先设法确定该书撰成年代的大体坐标。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吕氏春秋》〔8〕,几次征引《孝经》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与《孝经》之《诸侯章》《天子章》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明显系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孝经》最迟撰成于公元前241年以前。汉儒伪撰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传》四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断言:“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盖杂传之一也。”清人王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汉魏遗书抄》中,清人马国翰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汉唐人的著作中,对魏文侯《孝经传》屡有引述。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言:“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镪耘,秋以收敛。’”可见,魏文侯撰《孝经传》(古称注为“传”)乃为不争之事实。魏文侯名斯(又作“都”),为战国初魏国君主,《史记·魏世家》说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云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礼贤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最强的一个国家。当时,诸侯争相攻战,唯有魏文侯好学,他曾向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前507—?)学习经艺,又以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为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经传》四篇。班固为免重复,故而在“《孝经》类”中未再明言《杂传》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为《孝经》作注,则《孝经》的成书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应比他的年龄为轻,都生于魏文侯之后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经》说,亦属于无稽之说。
排除了第七、八两种说法,第六种后人附会说,因其难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论。其他五说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魏文侯之前,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体与魏文侯同时或稍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记载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龄,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孙龙(非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之赵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即出生于公元前499年。至于曾参弟子,年龄应该与魏文侯大体相近或稍幼。两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经》中的人名称谓,是解决其作者问题的途径之一。古代著作对人的称谓十分重视。称名,称字,称君,称子,各有不同。何况孔子是史家书法的创始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9〕。《春秋》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0〕。既然《孝经》是孔子或孔门弟子之作,当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称谓问题。《孝经》中关于具体人的称呼,仅有称孔子的“仲尼”、“子(曰)”,称曾参的“曾子”、“参”。仲尼为孔子的字。《仪礼·士冠礼》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称呼以示敬重的别名。既然《孝经》中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则该书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说书中多次出现的“子曰”的说法。其“子”当指孔子而言。邢昺《疏》云:“《正义》曰,子者,孔子自谓。案《公羊传》曰: 子者,男子通称也。古者谓师为子,故夫子以子自称。曰者,辞也。”其中“孔子自称”的说法,明显系出自其孔子自作《孝经》说,不可为据。查《十三经》中,出现有数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种场合孔子言论的标示,很难找到孔子用“子曰”来称呼自己言辞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为孔子作《孝经》的证据。至于“曾子”二字,当然是曾参的敬称。我们查阅《论语》各章,孔子话语中对其学子的称谓,都是称名。如,称子贡为“赐”,称颜回为“回”,称仲由为“由”,称子夏为“商”,称曾参为“参”,无一例外。若《孝经》真是孔子所作,他怎么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经》绝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时也可以否定曾参作《孝经》说。因为,曾参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为“曾子”。至于书中“参”之一名,仅在《开宗明义章》中出现一例。其文为“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显然不是《孝经》作者对曾参的称谓,而是曾参在对孔子问话答辞中的自称。古代有讳名的习惯,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辈面前,却应自称己名,以示谦恭。《白虎通义·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谓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讳于尊者之前也。”如《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伋为子思自称名。曾参在《孝经》中自称为“参”,是其在师尊面前的谦恭。此称谓既为引语,因而,此例不能作为《孝经》为曾参所作的证据。从书中作者称孔子为“仲尼”、“子”,称曾参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门人的可能。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参即为其中之一。曾参以道行著称,受到同学诸生的敬重。《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其中,除孔子话语外,凡提到曾参,都尊称为“曾子”。总之,从称谓分析,《孝经》绝不是孔子或曾参所作,而可能是曾参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
孝道和《孝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已如上所述。一方面,它是统治者欺骗民众的精神枷锁,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传播,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已经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经》及其所提倡的孝道呢?
毋庸讳言,多年来,国人的道德水准有所下降,不孝父母,不敬老人的事也时有所闻。有人将道德下降的责任归咎于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看到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虽很发达,文化也很开放,可家庭中尊老敬亲之风并未削弱,则前说就很难站住脚。看来,当今国人道德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十年浩劫对传统道德的一概否定,和这一时期造成的一代人文化素质的低下。这一教训反过来告诫我们,建设新道德,不能脱离民族传统道德的土壤。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有不少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中一般和共同要求的东西。这些内容,在扬弃了其中的历史糟粕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主流看,孝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其中有许多值得发扬的东西。当然对其也不可一概肯定,而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予以发扬或摒弃。
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呼唤着新型伦理道德的建设,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是其重要环节。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孝经》和孝道在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道德规范的转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 书名与内容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中说:“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儒学礼书《礼记·祭统》中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孔子却批评这种观点,在《论语·为政》中驳斥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孔子和孟子给孝赋予了崇敬父母的内容,以便与一般动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区别。孔子的后学,更对孝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样,所谓孝有三等: 最上是尊亲,即爱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扬名显亲和传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亏身体,不辱自身和为亲复仇。最后是养亲,即养口体,侍疾病,顺其意,乐其心,重其丧。
孝这一道德意识,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大约在八千至一万年前,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农业社会。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有了生殖崇拜,以祈求人类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强。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壶上,塑了一位有明显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则到处都有发现。许多原始岩画表现有男女交媾的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阴标志的孕妇塑像。这种崇拜是人类因其出生而自然产生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就造成了先民对家中年长者的尊敬,因为年长者有很丰富的劳动经验和高明的技术。神农和后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尊崇有劳动经验长者风气的最早遗留。而在老人死后仍继续这种崇敬,就成为祖先崇拜。早期各个家族对自己祖先世系及其神化了的事迹的传说,是这种崇拜的表现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担任帝尧的继承人,说他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yì,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象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安定和睦,不至于出乱子。据说,帝尧任命虞舜协调人伦关系,引导民间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见,至迟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
周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中屡屡言及孝。如《蓼莪》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1〕,“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3〕。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将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5〕。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了下来。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我们知道,先秦时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乐》皆不称“经”,为什么惟独《孝经》以“经”为名呢?所谓经,本来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横线)相对。织物没有经线就无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不停地穿插于经线之中。因而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常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故而,《释名·释典艺》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于社会,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有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规矩,所以将治理天下称为“经纶天下”。如《易·屯卦》称:“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大宰》言:“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此推之于人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条贯通的道德标准原则,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当时将圣哲者阐述其基本思想理论,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如汉代称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为“六经”。先秦即有将重要著作称“经”的。《国语·吴语》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学著作合编,称为《甘石星经》。相传为古医书的,称《内经》、《难经》。墨子自著之《墨经》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名。先秦诸家在学术上互相驳难,亦相互浸染。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将自己关于孝道观的著作称为《孝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孝经》之命名,前人多有诠释。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郑氏序言:“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由此说来,《孝经》之“经”字,是指孝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一种大经纬、大道理,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
《孝经》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译注所用正文底本,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御注”的《今文孝经》十八章本。《孝经》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书的总纲,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统称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论一统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第三章《诸侯章》,论诸侯的孝道,主要是随时戒惧,谦虚审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第五章《士章》,认为士的孝道,应以事父事母的爱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顺。第六章《庶人章》,指出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产,谨慎节用,供养父母。并总结道,人无论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孝道对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是该书孝治观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才章》,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运行和人的本性的行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论说从天子到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所辖之天下、侯国和家庭,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和无灾无难的目的。第九章《圣治章》,以周公为例,说明圣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说如何行孝。第十章《纪孝行章》,提出孝子事亲有“五要三戒”,否则即使每天给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从反面论说孝行,提出要挟君主、非议圣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不孝的行为,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第一章中的三句话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前两章是论说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第十二章《广要道章》,言国君以孝治国的最佳方法,是一个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第十三章《广至德章》,言国君利用孝道教化民众,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这三方面作出道德的榜样。第十四章《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个具体做法。第十五章《谏诤章》,指出为人子和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时,不可一味顺从,遇其不义,要敢于进行谏诤。第十六章《感应章》,言君主若能听从谏诤之言,就能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第十七章《事君章》,论说臣子事君要尽忠补过、顺美救恶,使上下相亲。第十八章《丧亲章》,阐明孝子在办理丧事和祭祀时应有的表现和具体做法,以作为孝论的总结。
二、 作者与成书年代
先秦甚至西汉,人们著书一般都不标作者姓名。先秦诸子,虽题为某子,实际上不一定为该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门人及后人的手笔。这种风气,流行颇久。以至出现了秦始皇读《孤愤》、《五蠹》,叹不“得见此人,与之游”〔6〕,汉武帝读《子虚赋》,伤“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7〕只是经李斯、杨得意二人当时揭破,后人才不至对韩非、司马相如的著作权发生怀疑。而其他许多先秦典籍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些不标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后代诸多辨伪者的疑窦,从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孝经》也是如此,历来不标其作者。故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看法颇多。
最早提及《孝经》作者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是第一种看法,说该书为曾参所作。
而《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五经》也言:“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都称该书为孔子自作,这是第二种看法。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言:“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清毛奇龄《孝经问》言:“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分《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语》、《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言:“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这是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所记,或事后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书,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胡寅语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是第四种看法,言为曾参弟子所作。
《困学纪闻》卷七又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则冯椅指实该书为曾参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是第五种看法。
宋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胡宏、汪应辰语,说:“衡山胡侍郎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这是第六种,后人附会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这是第七种说法,认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吴廷翰《吴廷翰集·椟记》卷上《孝经》条言:“《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言:“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言:“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这是第八种说法,言为汉人所伪托。
要弄清《孝经》的作者,必须先设法确定该书撰成年代的大体坐标。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吕氏春秋》〔8〕,几次征引《孝经》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与《孝经》之《诸侯章》《天子章》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明显系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孝经》最迟撰成于公元前241年以前。汉儒伪撰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传》四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断言:“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盖杂传之一也。”清人王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汉魏遗书抄》中,清人马国翰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汉唐人的著作中,对魏文侯《孝经传》屡有引述。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言:“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镪耘,秋以收敛。’”可见,魏文侯撰《孝经传》(古称注为“传”)乃为不争之事实。魏文侯名斯(又作“都”),为战国初魏国君主,《史记·魏世家》说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云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礼贤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最强的一个国家。当时,诸侯争相攻战,唯有魏文侯好学,他曾向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前507—?)学习经艺,又以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为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经传》四篇。班固为免重复,故而在“《孝经》类”中未再明言《杂传》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为《孝经》作注,则《孝经》的成书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应比他的年龄为轻,都生于魏文侯之后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经》说,亦属于无稽之说。
排除了第七、八两种说法,第六种后人附会说,因其难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论。其他五说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魏文侯之前,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体与魏文侯同时或稍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记载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龄,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孙龙(非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之赵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即出生于公元前499年。至于曾参弟子,年龄应该与魏文侯大体相近或稍幼。两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经》中的人名称谓,是解决其作者问题的途径之一。古代著作对人的称谓十分重视。称名,称字,称君,称子,各有不同。何况孔子是史家书法的创始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9〕。《春秋》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0〕。既然《孝经》是孔子或孔门弟子之作,当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称谓问题。《孝经》中关于具体人的称呼,仅有称孔子的“仲尼”、“子(曰)”,称曾参的“曾子”、“参”。仲尼为孔子的字。《仪礼·士冠礼》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称呼以示敬重的别名。既然《孝经》中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则该书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说书中多次出现的“子曰”的说法。其“子”当指孔子而言。邢昺《疏》云:“《正义》曰,子者,孔子自谓。案《公羊传》曰: 子者,男子通称也。古者谓师为子,故夫子以子自称。曰者,辞也。”其中“孔子自称”的说法,明显系出自其孔子自作《孝经》说,不可为据。查《十三经》中,出现有数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种场合孔子言论的标示,很难找到孔子用“子曰”来称呼自己言辞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为孔子作《孝经》的证据。至于“曾子”二字,当然是曾参的敬称。我们查阅《论语》各章,孔子话语中对其学子的称谓,都是称名。如,称子贡为“赐”,称颜回为“回”,称仲由为“由”,称子夏为“商”,称曾参为“参”,无一例外。若《孝经》真是孔子所作,他怎么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经》绝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时也可以否定曾参作《孝经》说。因为,曾参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为“曾子”。至于书中“参”之一名,仅在《开宗明义章》中出现一例。其文为“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显然不是《孝经》作者对曾参的称谓,而是曾参在对孔子问话答辞中的自称。古代有讳名的习惯,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辈面前,却应自称己名,以示谦恭。《白虎通义·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谓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讳于尊者之前也。”如《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伋为子思自称名。曾参在《孝经》中自称为“参”,是其在师尊面前的谦恭。此称谓既为引语,因而,此例不能作为《孝经》为曾参所作的证据。从书中作者称孔子为“仲尼”、“子”,称曾参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门人的可能。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参即为其中之一。曾参以道行著称,受到同学诸生的敬重。《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其中,除孔子话语外,凡提到曾参,都尊称为“曾子”。总之,从称谓分析,《孝经》绝不是孔子或曾参所作,而可能是曾参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
孝道和《孝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已如上所述。一方面,它是统治者欺骗民众的精神枷锁,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以尊老敬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标,经过两千多年的提倡和传播,已经沉淀为我们民族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已经摆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经》及其所提倡的孝道呢?
毋庸讳言,多年来,国人的道德水准有所下降,不孝父母,不敬老人的事也时有所闻。有人将道德下降的责任归咎于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看到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虽很发达,文化也很开放,可家庭中尊老敬亲之风并未削弱,则前说就很难站住脚。看来,当今国人道德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十年浩劫对传统道德的一概否定,和这一时期造成的一代人文化素质的低下。这一教训反过来告诫我们,建设新道德,不能脱离民族传统道德的土壤。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有不少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中一般和共同要求的东西。这些内容,在扬弃了其中的历史糟粕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主流看,孝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其中有许多值得发扬的东西。当然对其也不可一概肯定,而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地予以发扬或摒弃。
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呼唤着新型伦理道德的建设,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是其重要环节。让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孝经》和孝道在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道德规范的转变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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