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理解与中国主体观的兴盛：以清末出洋游学游历为实证个案

明清之际的出洋留学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从思想的转变，到理论的探索，再到政策制度的确立，一系列体制上的完善使得“西学”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留洋浪潮的背后反映的是思维的转变、教育的兴起。

 

基于“大历史”和“大教育”的研究范式，构建“中西文化理解”的分析框架，提出“中国主体观”的研究理论模式——偏重以思维衡量标准，即注重考察明清之际到清末时期“中西文化理解”进程中存在的“中国主体”意识的阶段发展与深刻变化，从而深入探析明清之际以来中国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文化基础，探索其中形成与发展的深层根源，进行文本的解读与历史的诠释，阐述内涵特征、递嬗过程与影响作用，由此深刻揭示中国近代化思维发展逻辑形态特征。

严加红，祖籍安徽省桐城县，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教育和文化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化研究的“中国主体观”理论模式，中国特色大教育系统思想理论，日本型文化、社会与教育理论。出版专著《教育转型的文化诠释——清末中国西学教育思想研究》（2018）、《后羿计划与嫦娥计划——应对日本型文化侵华的策略构想》（2016）、《大教育系统札谈——在中国与日本之间》（2015）等9（ 1）部；合作著述或编著《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研究》（2005）、《学校管理中的法律问题》（2005）、《高等教育论纲》（2003）等11部；发表论文《现代社会与教育思维模式探析》《中国公共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及其问题解决对策》《教育近代化思维发展的逻辑形态特征探析》《旧制日本文部行政模式的发展及其特征分析》《领导培训形式变革论析》等学术成果62篇，全国中文核心 CSSCI期刊论文21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司局委托、学院规划等课题15项。专业研究领域：文化哲学与近现代教育，教育战略与政策，大教育及其系统理论，日本型文化、社会与教育理论，领导培训理论与教育领导培训研究。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文献综述  033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033

第二节　“西学输入”及其本土化  040

第三节　“中西文化理解”与清末中国出洋游学游历 045

第二章　理论基础   053

第一节　西方研究理论模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054

第二节　理论基础Ⅰ：社会开放系统理论  064

第三节　理论基础Ⅱ：交互文化理解理论  069

第四节　理论基础Ⅲ：文化现代性理论  078

第三章　“中国主体意识”的兴盛：“西学东渐”与“采西学”思想的合流  089

第一节　 明清之际传统中国“西学东渐”的兴衰与“采西学”思想的 初萌  090

第二节　清代前期传统中国“西学东渐”的再兴及其社会影响  104

第三节　清末中国“采西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层次的递嬗  114

第四章　“弥合中西”的理论探索：“中体西用”到“新学”思想的过渡  123

第一节　清末中国“中体西用”思想的集成及其历史价值  123

第二节　清末中国“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38

第五章　出洋学习“西学”取向的确立：清末中国出洋游学游历的政策制订与制度形成  153

第一节　清末中国洋务前后出洋游学游历与游记  154

第二节　清末中国出洋游学游历政策制订的环境因素  164

第三节　清末中国游学游历美欧政策的制订  169

第四节　清末中国出洋游历制度的形成  180

第六章　出洋学习“西学”中介的出现：清末中国游学游历美欧的遇挫与“游日浪潮”的掀起   187

第一节　清末中国游学游历美欧的遇挫及其现实成因  188

第二节　清末中国游日政策思想的生成  96

第三节　清末中国游日政策的制订与发展  216

第四节　清末中国“游日浪潮”的掀起  221

第七章　出洋学习“西学”内涵的深化：清末中国游学游历美欧的赓续及其政策发展  230

第一节　清末中国游学游历美欧的赓续及其政策表现  231

第二节　清末中国“庚款”游美政策的兴起及其历史影响  255

第八章　思维发展与时代创新：中国近代化思维发展逻辑形态特征  267

第一节　对外开放思维发展的逻辑模式  268

第二节　“西学输入”及其本土化的逻辑过程  273

第三节　传统及其内外部现代性因素交互作用的逻辑关系  278

中西文化理解与中国主体观的兴盛：以清末出洋游学游历为实证个案

第九章　历史启示与现实借鉴：教育近代化的经验及其现代价值  284

第一节　教育近代化研究的初步结论 284

第二节　清末中国出洋游学游历的现代启示  298

第三节　创新贡献、存在的问题与深化研究的建议  307

附录　人生哲理诗文存稿   319

参考文献   323

第二节　清末中国“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清末中国“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西学东渐”与“采西学”思想的合流结果。清末中国的“新学”思想与“西学东渐”思潮存在紧密的关联，主要是指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为“弥合中西”差别所做出的努力——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积极地撰述“新学”思想的论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学”思想在清末中国的“采西学”中逐渐发展，张之洞、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的“新学”思想在“戊戌维新”中同时发挥思想影响与指导作用。清末中国“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充分地体现出深刻而鲜明的“过渡时代”特征，不仅在社会实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西方传教士“新学”思想的论述

传统中国存在“夷夏之防”与“中外之别”，以致清末中国洋务时期依然存在“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严格区分。“中体西用”是清末中国具有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但在“维新变法”和“新政”改革时期，清末中国出现“新学”的概念及其思想，“弥合中西”思想逐渐兴起（明清之际徐光启提出“中西会通”思想），并且获取较大程度上的发展。“新学”思想的始作俑者为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西方传教士在“新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先导性的思想影响。清末中国本土的“新学”思想产生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当时传统中国的“中西学关系”处在重新调整的关键阶段。

1888年，李提摩太编纂《新学汇编》。其“序”论述“学问无论古今”的问题时谈到，“尝谓学者何必学于古，非也。何必学于今，也非也。盖学无论古今，学其有益于人者而已。此则中西君子公是公非之大道也”，强调学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即“新法增新，变之再变”，“不但中国为然，西国也然”，同时将“新法”概括为横、竖、普、专四个显著特征，并且阐释其中的含义：

夫新法者何？总言之曰：“横、竖、普、专而已。何谓横？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生之要学也学之。此横学也。何谓竖？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也必知之。此竖学也。何谓普？斯人所需之要学无不兼包并举，可以详古人之所略，并可以补近今之不足。上天所造之物，无不精思审处，不使有扞格之难通，并不使有丝毫之未达。此普学也。何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新解至理于所学中，莫不惊其奇而说其异。此专学也。是则新学之大纲也。

1890年，李提摩太的《时事新论》论述“新学部”设立的重要性。李提摩太从学术变迁的角度出发，强调清末中国“于中华为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因此“处今之时，为今之学，则不得不就彼之所通者以通吾之所未通”，并且以西方各国、印度（此时属英国殖民地）、日本为例，阐明“新学部”的设立对推进清末中国“新学”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

英国初得印度时，深慨该处读书人士落落无多，因定章每年拨银四万为开新学之用，从彼时直至今日，用银助开新学，年盛一年，计近日印度新学费用，每年需要银至七百余万。凡该地有竭力设书房，而每学生一名，国家必助银几分，是以传教者立书房甚多。查欧洲无论男女，每百人中有识字者七八十人，惟印度境内每百人中仅有识字者四人；目前新学日盛，而印度识字者每年增多至一二百万人。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印度有报馆四百五十处，每馆印出之报多寡不等，极多者约有二万张，可见新学之在印度，已大兴矣。如日本国者，特亚洲一岛、东海国耳，人数不及印度七分之一，独于新学孜孜矻矻，极为研究，十几年前设立学部，费银无多，现每年新旧各学至用银六百万，此外又有教士分立中等书院，以广甄陶，而日本绅宦虽不在教，因知其益国益民，各愿捐银几万助成善举。更有国家新学部立中等书院五处，内有大臣几人，力荐教士总管各书院，其意在教士可兼授英文，英文既通，西国各书自易于贯通。至新学部各事，则派亲王总办，以昭郑重。此日本国设立学部之大略情形也。

李提摩太论述“新学”思想时，完全地掩盖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宗教与政治目的，强调“是以海禁大开之后”，西方传教士“联襟来华，其好善之怀与在他国一例立新学，凡创设商局、开矿、开铁路并令人出洋肄习西学，莫非教中学”，现在办有成效，“实皆教士基之也”。同时论述：

如中国翻然变计，欲广新学，宜特简派亲王游历五洲，遍览各国风俗政事，俾知新学为当务之急，实力讲求，也设立新学部，再多筹经费，广立书院，从此渐推渐广，人材辈出，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何难驾出西人上哉！窃为中国拭目俟之。

1896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新政策》，其“序”提出清末中国改革的“四项纲领”，即“窃考中西各国治国之法，中国有四纲领焉。皆应亟行改革者。一曰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论述“教民之法”时，李提摩太强调：

泰西之新学，也非一国之学，非一人之力也。此国有新法焉，彼国从而效之。合万国之通人，以臻兹养备。惟期有益于国，有益于民而已。宜于各有各府，及通商大埠，建立书院，延聘各国专门之通儒，分类以华文教习，或参用西文。

1896年，林乐知在翻译日本森有礼原编的《文学兴国策》之后作“序”，评价明治日本维新以来学习西方的成就，以及“五条誓文”对明治日本社会民风的重要影响作用。林乐知论述：

日本于当时既定以上诸例，国政维新，民风丕变，取泰西各国兵农工艺，一切有益良法次第行之，以增长其智慧，日新其教化，奠安其国家。历年派人分往各国学习查考，择其善者而从之，举凡造船之法，制炮之方，水陆营制之精良，工作制造之巧妙，无不撷西国之菁华，开东方这利益。而其有益于国家者，厥惟振兴文学一端。

林乐知的“序”谈及李鸿章在马关签约时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叹息，以及论述“新学”思想对清末中国“维新变法”的重要意义。林乐知记述：

合肥李傅相在日本之马关初见伊君，即叹云：阁下在贵国所兴之事，大著功效，鄙人也久愿在敝国仿行之。惜一言新学，即有言不能尽之难处，如阁下设身以处鄙人之地位，当也知其甚难矣。夫以功高望重之傅相，身临其地，心仪其人，矢口之余，早已明见及之。此可见中国之人无不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浡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试观日本之文学，与年俱进，国家之富强也与之俱进。

1897年，李佳白的《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比较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的学术研究差异，并且阐明“广兴新学”的重要性。李佳白论述：

西人事事翻新，华人事事袭旧，西人事事证实，可坐言即可起行，华人事事蹈虚，口谈则理高，躬行则事缺。欲弥其憾，是非兼采西学，断断不可。夫中西并立，新旧迭乘，专尚西学而竟弃中学者，非也。然笃守中学，而薄视西学者，实属失之太隘……诚讲新学，则农有机器以尽其力，官得矿产以济国用，通商惠工以交易有无，国岂患贫？

1898年，即清末中国“维新变法”之后，《万国公报》以广学会的名义，发表“速兴新学条例”，阐明“新学”思想对清末中国“快洗当年之锢习”的重要价值，其中论述：

总而言之，居今日而筹急救之法，必合诸学以定课士之程，交邻国而求永好之方，必惜寸阴，以广育才之道。综其纲领，厥有六端：一曰书籍。二曰书院学塾。三曰考政。四曰新学报。五曰立学经费。六曰鼓舞人才。此六端者，皆所以启迪华人，速知各国良法之要策也。知之而不急于行，行之而不求其备，岂特永绝振兴之望已哉？各国日益东趋，如洪水之骤至，仅恃旧堤一线，试问何以御之？势迫时危，不敢再有所忌讳。

《速兴新学条例》具体地列出“兴新学六端”条目：“书籍宜急求善本也”“学塾书院宜亟定妥章也”“考政必宜更改也”“新学报必应广布也”“经费必宜筹备也”“人才必宜设法以鼓舞也”，努力“弥合中西”，突出地体现出“新学”思想的大意，强调人才的培养需要“究心新学”而“不问其为中为西也”，强调西方各国能够“致富强”，在于士大夫“无不究心于学问”。因此，清末中国亟须“人不囿于古，而共知新学之大有关系”。

西方传教士提出“新学”的概念及其思想，本意在于消弭清末中国有关“中学”与“西学”之间无休止的论争，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窠臼，提升“西学”在清末中国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就“西学”而言，“新学”思想是清末中国“西学输入”及其本土化的发展阶段。但就学术而言，则是不要存在“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界限，而将中华传统文化称为“旧学”，以及将西方近代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即“西学”）称为“新学”，从而变“中西之分”为“新旧之别”，由此突显“西学”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