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的“内圣”与“外王”是相贯通的。南宋理学时代，与其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不如称为“后范仲淹时代”。

李存山，1951年生于北京市。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获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 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并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智慧之门?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纲要》《气论与仁学》《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目录
范仲淹与宋学精神
范仲淹与宋学之开端
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
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此处所说的“两端”，亦有体有用，即以“经义”为体，以“政令”为用；“书院”者，即教授此“明体达用”之学也。
《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学案”，安定（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其“经义”即体也，其“治事”则用也。按安定门下高弟刘彝所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此种治学精神的确立，以及宋代书院的兴起，实本之于范仲淹。宋学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王安石）而止，其亦创自范仲淹。
《宋元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又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钱穆先生亦云：“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泰山，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页。泰山（孙复）门下有徂徕（石介），后世尊称安定、泰山、徂徕为“宋初三先生”。此“宋初三先生”与范仲淹的关系，亦如钱穆先生所说：“安定同时有范仲淹希文，即聘安定为苏州教授者。泰山孙明复亦希文在睢阳掌学时所激厉索游孙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润县，亦罗致教授郡学。” 同上书，3页。观此可知，高平（范仲淹，字希文）并非“安定、泰山而外”的另一支，“宋初三先生”能为宋学之先河，实得力于范仲淹的延聘、推荐和激励。李泰伯（觏）之学，与王安石有相近处，亦得到范仲淹的奖掖提携。王安石在为范仲淹所作祭文中，称其为“一世之师”（《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祭范颍州文》）。
《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欧阳修在范仲淹遭罢贬时即慨然指出：“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范文正公集·年谱》，又见《居士外集》卷十七《与高司谏书》，其中“立朝有本末”相当于说“立朝有体用”，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本之于范仲淹。）吕中有谓：“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朱熹亦称赞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范文正杰出之才”，“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由以上所引可知，范仲淹实为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