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8266
目录
序言/ 001
译者序/ 004
作者序/ 008
章 早期铁器的审视 / 001
1.1 文献资料 / 001
1.2 早期铁器的考古发现 / 004
1.3 雨台山楚墓 / 006
1.4 铁足铜鼎 / 009
1.5 铁尾（铤）铜镞 / 012
1.6 三座秦国墓地 / 018
1.7 铁带钩 / 024
1.8 山西侯马东周殉人墓 / 031
1.9 铁制镣铐 / 033
1.10 河北易县燕下都M44 / 039
1.11 有柄武器 / 046
1.12 剑 / 059
1.13 河南辉县的战国墓葬 / 072
1.14 秦始皇时期的作坊遗址 / 081
1.15 铁制生产工具 / 085
1.16 河南洛阳附近的东周时期墓地 / 121
1.17 结论 / 123
第二章 公元前3世纪的冶铁工业 / 131
2.1 文献记载的早期铁矿 / 131
2.2 私营铁工场主 / 135
2.3 铁器作坊 / 140
2.4 官营冶铁工业 / 143
2.5 冶铁生产工艺 / 145
第三章 金相学研究（一）： 熟铁（锻铁）制品与钢铁制品 / 151
3.1 金相学与铁碳合金系统 / 152
3.2 锻造工艺 / 161
3.3 百炼成钢 / 179
3.4 熟铁制品与钢铁制品的原料识别 / 192
第四章 金相学研究（二）：铸铁制品 / 219
4.1 引言 / 227
4.2 铸铁的冶金学与金相学研究 / 231
4.2.1 熔炼与铸造 / 233
4.2.2 冲天炉 / 236
4.2.3 白口铸铁与灰口铸铁 / 239
4.2.4 白口铸铁 / 240
4.2.5 灰口铸铁 / 249
4.3 韧性铸铁 / 254
4.3.1 退火工艺 / 255
4.3.2 石墨化退火处理：黑心韧性铸铁 / 257
4.3.3 孙廷烈开拓性的研究 / 270
4.3.4 脱碳退火处理：白心韧性铸铁 / 273
4.3.5 退火后处理（post-anneal treatments） / 283
4.3.6 表面石墨化处理 / 285
4.3.7 球状回火石墨 / 287
附 表 / 295
参考文献 / 322
特别感谢 / 361
作 者 序
欣闻自己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我感到十分荣幸。中文版的绝大部分内容我都亲自读过，玉牛的翻译也是相当到位的。应我本人的建议，我们按照中文读者的习惯对全书结构进行了改动，删掉了部分中文读者非常熟悉、仅是有助于英文读者了解中国相关背景的介绍。
另一方面，本书英文版成书于25年前。这20多年间不断出现的新考古材料，证明原书中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因此，我们在原有的八章内容中翻译了其中的第四到第七章。
原书章简要介绍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背景并提出青铜冶炼独立起源于中国的观点。而近些年梅建军先生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该观点并不成立。第二章中提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可能独立起源于中国东南部的吴国。然而，根据目前在新疆发现的早的人工冶铁材料表明，中国古代冶铁技术极有可能是独立起源于新疆或是源于某西方的非中原文化体系。而以第二章观点为基础的第三章也就没有翻译的意义了。第八章主要基于到第三章的过时结论，放到25年后的今天来看，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原书第四和第五章（中文版和第二章）中的内容，并没有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有太多的变化。第六和第七章（中文版第三和第四章）主要涉及华觉明、李京华、柯俊、韩汝玢等代中国冶金考古工作者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年轻冶金考古学者们大多也以他们的研究思路与结论为方向，而少有学者进行新方向的拓展。这两章详细阐述了冶金考古所涉及的必要冶金学知识，特别是针对那些具备一定化学基础且习惯于技术性思维的读者。当然，我希望其他读者也能够从中获益。
我由衷希望此中文译本能对那些感兴趣，或即将致力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研究的同学们有所帮助。
Donald B. Wagner 华道安
2017年5月4日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China.
Donald B. Wagner
4 May 2017
I feel very pleased and honoured that my book will be published in Chinese. I have read most of Yuniu Li’s translation, and find that he has done an excellent job. At my request he has made this into a Chinese book: Some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book is necessary for Western readers but very familiar to Chinese readers, and here he has made some cuts.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added material that Chinese readers expect to see in a book of this type.
The book was published 25 years ago, and newer archaeological work has shown parts of it to be incorrect. Therefore, of the eight chapters of the original, this translation includes only Chapters 4–7.
The original Chapter 1 gav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and argued that bronze was independently invented in China. Newer research by Prof. Mei Jianjun and others shows that this is not correct. Chapter 2 argued that iron was independently invented in Southeast China,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Wu , but new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arliest iron within the present borders of China has been found in Xinjiang. There it may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invented, or it may have come from the West. Chapter 3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background for the invention of iron in Wu, and with our new knowledge that is now clearly irrelevant. Chapter 8, ‘Concluding remarks’, depended so heavily on the incorrect statements of Chapters 1–3 that it is somewhat embarrassing for me today.
Chapters 1–2 on historical matters（Chapters 4–5 in the original）have not been greatly changed by newer research. Chapters 3–4（Chapters 6–7 in the original）,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ok, were based o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archaeometallurgy: Hua Jueming, Li Jinghua, Ke Jun, Han Rubin and others. Later work by younger scholars has largely confirmed their conclusions, but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China to extend their work in new directions. These chapters put that work into the context of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metallurgy. They were written especially for readers ‘who know some chemistry and are accustomed to technical thinking’, but I hope that others will also be able to profit from them.
I hope that the translation will prove useful to students beginning the study of the amazing history of iron technology in China.
Donald B. Wagner
May 2017
章 早期铁器的审视
根据早期铁器的出土环境，可以对早期铁器的使用方式乃至其随时间、空间等变 化而发生的演变有进一步的了解。本章的论述以考古材料为主，但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文献资料。
1.1 文献资料
孟子与楚人许行之门徒陈相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末曾有一场辩论，农家许行奉行 贤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如若不然，则是对人民严酷。所及内容大致如下：
孟子问陈相：“许先生可是亲自用釜甑来做饭，用铁农具来耕作吗？”
陈相答曰：“是的。”
孟子接着问道：“那他用的釜甑与铁农具也是他亲自做的吗？”
陈相答曰：“不是，他用粮食来换。”
孟子道：“如果农夫用粮食来换取釜甑、农具等器物的行为，不算损害烧制陶器与冶炼金属工人的利益，那么陶匠与铁匠用所做器物来换取粮食的行为，难道就是损害了农夫吗？再说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烧陶、冶铁，一切东西都只从自己家里拿来使用？为何还忙忙碌碌地与各种工匠以物易物？为什么许行不嫌麻烦？”
陈相回答说：“工匠需各司其职，当然不可能再兼顾农耕。”
这段故事出自《孟子》，很可能是由孟子的弟子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编纂的。由书中记载可以看出，铁制农具在这里已被当成了生活必需品。此时，在中国以外还未发现早期铁器如此普及的情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铁制工具的生产已作为一种专门的手工艺，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汉代以前的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提及铁或铁器的信息。《吕氏春秋》中提到“慈石召铁”，被认为是与灵魂沟通的例子。《荀子》中有一段关于楚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一场战争中失败的记载，其中提到宛城（楚国的一个城市，即今河南南阳附近）的铁矛有如黄蜂的毒刺般坚硬；楚国之所以败，不在其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而是在于没有良好的领导阶层。《韩非子·五蠹》中记载，舜统治时期，三苗部落曾对舜的统治不服，而舜帝通过手执盾牌与战斧在战场起舞，使其臣服于下。在对共工之战中，当铁刃利器刺到敌人身上，那些没有佩戴坚硬头盔与护甲的士兵便会受到伤害。通过舜对三苗、共工的战斗，说明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盾牌与（青铜）战斧在过去很有效，但现在却被铁制兵器所取代。
类似这样附带提及铁或铁器的情况，在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中十分常见。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铁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但其中对铁或铁器具体使用方法的记载却言之甚少。《管子》尽管一直被视作是一部包含了许多晚期材料的综合性作品（通常认为成书于公元前250年左右），但在其《轻重篇》中可以找到一些更具体、更有趣的信息。马非百曾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证明《管子·轻重篇》整篇成书非常晚，大概可以晚到公元1世纪或2世纪。在他的论据中独特也有趣的是《轻重篇》里的绝大多数奇闻逸事是照搬汉代有名故事而来，只是篡改了其中一些细节，让人易于相信这些是管子在公元前7世纪所述。乍看之下，马非百的论据十分有说服力，但其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即他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定这些有关经济的章节皆出自同一人之手，而并未把它们当成是不同的个体来对待。如果对这些章节进行仔细考证，其中部分也可能是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但无论如何，单就研究战国经济史而言，当然好还是避免使用《管子》。因为《管子》中有关经济事务的讨论，如果放到东汉时期的文献中会显得更为合理。
早于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中对铁的描述非常少，即使有，这些文献本身或多或少都存在准确性、真实性或确切年代等问题上的争议。造成这种情况，或是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之初，铁器的使用迅速普及开来。但在使用历史资料为证据的时候，“未提及”并不能代表“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铁器使用时间的考古学证据，对其传播与发展的情况给出更可靠的依据。
1.2 早期铁器的考古发现
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种是涉及某一具体考古发掘以及该遗址所出土的铁器，如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所发掘的558座墓葬（见1.3节），以及河北易县燕下都M44（一座包含大量兵士尸骨的墓葬，见1.10节）。这里从已发表的大量战国时期发掘材料中，挑选了一小部分来讨论，这些材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某些具体器物的功能、地理上的变迁以及其年代序列的发展等。
第二种，是涉及某一类器物的讨论如带钩（belt-hooks，见1.7节）与长柄武器（shafted weapons，见1.11节）等。
所涉及的发掘材料均为汉代以前，大致涵盖了所有已知的汉代以前的铁器类型并配以插图。出于对工作量的考量，只有少部分才谈及细节。这些器物的使用基本贯穿整个汉代，且大部分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但年代限定也不，如钩镶（hooked parrier，图五○）与长柄镰刀（scythe，图六六）的出现时间应在东汉以后。另外，在研究一些器物的具体使用方法时，文中使用了汉代甚至更晚的材料。
若干年前，黄展岳先生发表了文章《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对当时所发现的早期铁器进行了回顾，文中的总结或带着些许苦涩与无奈：
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实物材料的变化和发展去探讨战国与两汉生产力的差别，可惜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一、材料很零碎，报道一般很笼统、很简略，断代划分不严密，其间更难免有断代失实处，如古浪、石家庄出土的铁铧，可能就有问题。至于地面采集的铁器，只能作为研究分布问题的资料。
二、铁器冶炼技术的发展是判断生产效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可惜业务人员大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也未加重视），多不报道；更因缺乏科学化验，因此，铁器的质地（生铁、熟铁或钢铁）及其冶炼法大多不明。
三、铁器名称很混乱，没有统一定名，同一铁器，往往出现异名。如郭宝钧先生称为凹字形锄及铁口锄的东西，李文信先生则称为凹字式锸，蒋若是先生则称为第I式铲、第II式铲。至于无插图、无图版、无尺寸以致无从稽查的铁器，为数更多，使分类统计工作无法进行。
这种在学术文章中对同行工作方式提出质疑的情况，在中国的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在这件事上，黄展岳的观点十分正确，并且从那时起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善。
通过本书第三章与第四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古代钢铁冶金（siderurgical）技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越1957年，但黄展岳所提到的与第三点，至今仍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发掘人员对出土铁器的命名基本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混乱。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对器物的讨论、示意图与照片的使用与文字描述等，都尽量对每一种器物使用一个固定的英语名称，而较少考虑发掘者对器物的命名。
从黄展岳的文章来看，他所提的点是针对一些较早期的发掘，而不是所有汉代及战国时期的发掘工作。通过这样的质疑，我相信自那以后发掘者断代数据的可靠性得到了普遍提高。随着更多发掘工作的开展，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新一代的考古学者们也学习到了严密的现代化方法；可供使用的墓葬等材料也有了极大的增长，其中包括许多非常可靠的铭文或碑文的断代材料。这意味着在对其他发掘工作进行断代时有了更多可以对比的材料。
即便如此，在像本章这样将大量不同类别的发掘与记录材料放进一个单独的框架中进行纵览，断代仍然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重要问题。大量相关的材料源自较早的发掘，其中部分断代数据又根据新的比较材料进行了重新修订，而较晚开展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按照方法论严格进行的。但在目前的工作中，使用考古发掘报告中所给出的断代数据时只能审慎研究其依据，了解其方法的可信度。但若是完全不相信这些结论，那什么研究都无法开展了。在断代问题上，那些所谓沙发中的考古学家（包括我本人以及绝大部分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西方学者们）虽然总是在苛求田野工作者的方法论、质疑其结论，但却只有极个别可以直接接触到实物且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才能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尝试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已出版材料中，从中随机挑选那些相对较少的墓葬材料，以期将这种问题小化。大量战国时期楚国（见1.3节）、秦国（见1.6节）、魏国（见1.13节）及周国（见1.16节）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相对年代信息。之所以不对发掘者所提供的年代信息进行评判，一来，对于年代的判定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二来，我认为这一地区的相对年代序列是准确可靠的，所以我将精力集中于相对年代所传达的信息上。
本文使用的其他墓葬材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如奴隶颈圈（见1.8节）、武器（见1.10节）与生产工具（见1.13节、1.14节）等铁器的使用方法，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墓葬的断代也比较可靠，但年代都较晚，约在战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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