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顾颉刚评传

一本独特的顾氏传记——顾颉刚之女为父立传。

依据大量**手资料，对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的来龙去脉进行完整而真实地再现。

摧陷廓清人们对顾颉刚史学“破坏者”的认识疑云，弘述其对中国古史的深刻探索。

本书旨在以翔实的材料，说明顾颉刚学说产生的背景，他研究古史的独特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同时还评述他一生涉足的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重要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

总　序　张岱年／00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

序　刘起／001

英文提要／001

引　论／001

第1章　卓荦的早年／020

1.1　吴中求学／020

1.2　入北大预科／028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飞跃／035

2.1　沐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春风／035

2.2　跟随胡适整理国故／044

第3章　毕生辉煌的古史研究／057

3.1　在实践中精熟的古史研究方法／057

3.2　揭开新纪元的古史研究成果／066

3.3　扫除尘障的古籍考辨成果／083

第4章　开垦新的学术园地／094

4.1　开创民俗学研究／094

4.2　创建历史地理学科／107

第5章　高山景行的学格和人格／118

5.1　探求真理，永无止境／118

5.2　发展学术，出以公心／128

附录一　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140

附录二　参考书目／156

后　记／159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国学大师丛书》表现了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了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张岱年

例如《禹贡》上的九州，一般人认为是夏朝的制度。其实夏的地盘只占得黄河的一角，哪能有这样伟大的计划；若移置战国，便可知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分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它是成立于统一的意志上的。例如《易传》，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又如《诗三百篇》，齐、鲁、韩、毛四家把它讲得完全失去了原样，四家诗的解说在《诗经》的本身上当然毫无价值，但却是极好的汉代伦理史料和学术史料。又如荒谬的谶纬，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再如逞口而谈古事的诸子，我们只要善于使用，正是最宝贵的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因此先生强调：

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③

其实这个方法，当他开始辨伪工作时即已应用，无论是用前人和现在的两种眼光编排史目，还是编中学教科书时探索尧、舜、禹的地位，均是如此。到了30年代，他更明确自己的努力目标是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也即是说，要通过研究战国、秦、汉间人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作成“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①这也成为他毕生研究中坚持不变的主题思想—“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因为他认为，战国之世，百家争鸣，“皆欲以己说易天下，为欲起人信念，必求证于古人；然彼时社会已与古代截然异致，势不得不强古人以就我”，于是乎古史古籍分歧甚多。而“所有古书无不为汉人所写定，亦十九有汉人之注解”，汉人整理之功自不可没，但各学派长期“强古人以就我”的讹误积累，使古籍与古代史实矛盾重重。②也即是说，自战国至汉的思想和学术是“造伪”的症结所在，先生既以“辨伪”为己任，他的工作重心当然要放在此了。那时他曾立下壮志：“拿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③

“移置法”在当时可以说是被学界认同的，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明确指出，只要考证精确应用适宜，伪书也可成为宝贵的史料，“如《周礼》一书，虽然决不是周公所作，是伪托的书；而那种精密的政制，伟大的计划，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梦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参考战国时多数的政制，取长去短而后成书。……我们拿《周礼》当做周公时代的政制看，自然错了，《周礼》也就毫无用处；若跟着《周礼》去研究战国至汉初的政制，那么，《周礼》再可宝贵没有了”。④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也说道：“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①他们的看法亦证实了先生用“移置法”考辨古代史料的意义所在—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