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精装共2册）

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荣誉民法博士、剑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希腊史》国内首次翻译出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经典之作，了解古代希腊历史很好的著作。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本书诞生之后，欧洲的希腊史研究就只能围绕着格罗特展开了：不是支持他的观点，就是和他论战！
 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郭小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张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诚意推荐。

 

希腊与中国，同属于世界闻名古国，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而言，西方的希腊文明一直是重要的参照。古希腊开创了西方文明传统，对古代希腊史学名著的引进翻译，显得尤为重要，而英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便是了解古代希腊历史*好的著作。本书是作者构思20年，写作13年，于1856年完成的卷帙浩繁的巨著。全书起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至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该书取材宏富，议论精辟。它继承了启蒙时期欧洲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贯彻了“理性主义”精神，对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功绩，可用约翰•穆勒的一句话来概括：“在这以后，一部希腊史便完全可以理解了”；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是整个19世纪后期西方的希腊史研究，都必须以格罗特为出发点。格罗特也因此被公认为19世纪上半期学术成就很大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创办人之一，生于肯特郡克莱希耳的银行家家庭，十六岁起在银行任职、闲暇时间研究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1826—1830年，他参与伦敦大学的创办工作，1850年任大学评议会委员，1862年任副校长，曾任下议院议员。1846—1856年，他陆续出版《希腊史》十二卷。书中主要论述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尤长于政治，取材丰富，考证綦详。晚年致力于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其《希腊史》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彻底扭转了学界对希腊史的认识，被誉为世界史学名著。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曾批判地引用过格罗特在《希腊史》一书中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并称他为这一学科领域内“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

001  – 格罗特小传
012   – 编者序
038  – 省略部分的摘要
001 – 第 一 章
早期阿提卡（编者）
026   – 第二章［XI］
梭伦的法律与政制
095   – 第三章［XXX］
庇西特拉图父子统治雅典时期的希腊事务
127   – 第四章［XXXI］
庇西特拉图家族被逐后的希腊事务— 克里斯提尼的革命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197  – 第五章［XVII，XXXII-XXXIV］
伊奥尼亚的希腊人—波斯帝国的崛起
245 – 第 六 章
伊奥尼亚起义
278 – 第 七 章
从伊奥尼亚起义到马拉松战役
337 – 第 八 章
从马拉松战役到薛西斯进军希腊
364 – 第 九 章
从马拉松战役到温泉关战役期间希腊的行动
390 – 第 十 章
温泉关和阿尔泰米西翁战役
419   – 第十一章
萨拉米斯战役与薛西斯的退却
458   – 第十二章
普拉提亚与米卡莱战役—波斯人被最终击退
508   – 第十三章
盖罗家族被逐和民众统治在全岛建立前的西西里事务
550   – 第十四章
从普拉提亚和米卡莱战役到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泰戴斯之死
594   – 第十五章
以雅典为首脑的同盟的事务：帝国初建
650   – 第十六章
伯里克利时代的政制和司法变革
697   – 第十七章
从 30 年和约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十四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年波提戴亚之围
772   – 第十八章
从波提戴亚之围到战争第一年结束
837   – 第十九章
从战争第二年初到第三年末
888   – 第二十章
从战争第四年初到科西拉的骚乱
934   – 第二十一章
从战争第五年科西拉的麻烦到第六年末
956   – 第二十二章
战争第七年：占领斯法克泰利亚
998   –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第八年
1044   – 第二十四章
一年的休战、战争重启、安菲波利斯之战、尼奇亚斯和约
1094   – 第二十五章
从尼奇亚斯和约到第九十届奥林匹亚节
1136   – 第二十六章
从第九十届奥林匹亚节到曼提奈亚战役
1185   – 第二十七章
格罗王朝垮台后的西西里事务
1219   – 第二十八章
从雅典人决定进攻叙拉古至他们到达西西里的第一个冬天
1274   – 第二十九章
从尼奇亚斯开始包围叙拉古到德摩斯提尼率领的第二支雅典远征军到达
1305   – 第三十章
从雅典与斯巴达正面冲突再起到雅典大军在西西里覆灭
1352   – 第三十一章
从雅典大军在西西里覆灭到雅典四百人的寡头派阴谋
1386   – 第三十二章
战争第二十一年：雅典的四百寡头政体
1450   – 第三十三章
居鲁士到达小亚细亚前雅典民主政治复兴
1479   – 第三十四章
从居鲁士到达（小亚细亚）至阿吉努塞之战
1533   – 第三十五章
从阿吉努塞之战到三十僭主被逐后民主政治复兴
1595    – 索 引

自格罗特伟大著作的最后一卷面世以来，50 年已经过去。在这些年中，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希腊史，出版了诸多语种的著述。蜂拥而至的文献形态各异，有对整个主题的综合性论述，也有在最微观领域做精心研究的专著。古代的权威著作再度 得到校勘，不仅是从文学和古典学的角度，而且特别留意到了它们在历史学上的重要性。为方便比较，史学家们依靠的证据被 以各种具体的主题汇集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宣布， 不仅所有重要的文献证据都没有被忽视，而且几乎所有的段落 都得到了分析和再分析，所有可能的解释也都得到了彻底的再考察。
其次，如今我们拥有了 50 年前仍然缺乏的大量证据。新证据种类多样：文献的、碑铭的、钱币的、艺术的。“考古学”一 词本身获得了全新的含义。半个世纪前，对许多人来说，它仅仅 意味着搜寻古代的美丽物品，它们被视为珍品，由那些缺少批判 能力的热心者汇集起来，既不考虑它们的相对年代，也不论它们 的历史意义。如果说那时的考古学仅仅是一种爱好，一点都不夸张，但在今天，说考古学是古代史科学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或许也一点都不夸张。例如，在讨论有关第一提洛同盟的问题时，现 代的希腊史学者很可能会把他们现在可以利用的证据与瑟尔沃尔 和格罗特的进行比较。或者，也可以让他把《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8 版有关特洛伊的条目与随后的 1902 年的版本做个比较。对此似乎毋庸赘言，但人们太容易忘记的，是我们现代理解的希腊 史，已经与格罗特和瑟尔沃尔开始写作时非常不同了。确实，如 果对此没有充分的理解，则不可能充分预估他们的著作的重要意 义。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今年与荷马以及前荷马有关的文明已经做 的工作，则当我们意识到变化已经多么巨大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吃惊。“迈锡尼的”“米诺斯的”和“爱琴文明”等术语本身就是新近的事物。当我们在 1905 年 10 月 31 日的《泰晤士报》上读到 A. J. 伊文思博士（Dr. A. J. Evans）等人的报道，并把它与格罗特或瑟尔沃尔有关同一时期的段落进行比较，并且意识到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时，我们才会突然认识到，问题的特性已经发生了多么彻底的变化，评估 19 世纪中期的学者们的著述，又是多么困难。
此外，如果我们扫视一下格罗特《希腊史》每章的标题， 则会对他著作范围的广泛感到惊奇。犹如当时人们终于发现无法 在一部有关普世史的著作中处理希腊史一样，今天的作家们，谁 也不会认为，在一部希腊史的框架中，可以像格罗特尝试的那样 的篇幅，去处理腓尼基、埃及、巴比伦之类的主题。事实上，除 非在一部肤浅的教科书中，否则面对积累起来的如此大量的史料， 任何人都不会尝试去撰写一部覆盖从开端到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历史。
最后，有必要提及与此有关的、1892    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这部作品的发现，几乎成为希腊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时代。无论人们赋予它什么样的价值，无论它具有怎样明显的缺陷和忽略，如本卷的注释和附录所表明的，它总算解决了许多问题，提供了之前一直缺乏的大量细节。
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它们的重要性我们这里只能做最概要性的讨论，读者很可能会要求出版本卷具有正当性的理由。 格罗特著作独特的价值是什么？在如此之长的时期—其间整个主题都得到再考察，部分得到重构—过去后，它缘何仍让人们产生兴趣？
正是在 18 世纪后期，希腊史成为一个研究单位。此前它一直被视为普世史的一部分，而古代史仅仅是文学上的消遣， 批评不为人所知。第一位纯粹而单纯的希腊史作者是斯坦岩（Stanyan），其书出版于 1739 年。在它之后，近该世纪末，分别有加斯特（Gast，都柏林，1793）、约翰• 吉利斯（John Gillies）和米特福德。考虑到我们随后要谈的格罗特，有趣的是 后两位作者各自的态度。在其致乔治三世的献词中，吉利斯已经充分表达了他对希腊历史上重大政治问题的情感。因为对法国革命的事件印象深刻，他对民主方法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米特福德的写作也受到托利党信念的强烈影响。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 都是斯巴达政体长期的和平与雅典民主发展和衰败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冲突（stasis）对比。不管我们认为他们的态度有多大的正 当性，我们都必须承认，他们是第一批把希腊作为有意识的政治试验诞生地来研究的，从而一劳永逸地把水平提高到了纯粹的浪漫想象之上。
此外，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著述反雅典的立场，促使瑟尔沃尔和格罗特从事他们的工作。瑟尔沃尔主教是一位严格且有成就的学者，最重要的是，他乃一位思想绝对诚实的人，他的著作不仅有对古代古典作家透彻的把握，而且对当代德国的学 术也有深刻的了解。他的历史，尽管恰恰由于它的优点而从未流行，但有伟大的优点，或许在当前得到了较它们出版时更大的欣 赏。它在估价资料时极其谨慎，结论的提出，总是带有几乎不必 要的谦逊。正是这种公正本身，造成他不管是在赞扬还是批评时，立场都不够鲜明。尽管他并不赞同米特福德对希腊民主发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但他习惯性的谨慎，让他未能高扬民主政治的优点。
格罗特的性格完全不同。如我们在小传中已经看到的，他的家庭和早年的环境都让他不同情学术圈的精神。他在商业的氛 围中接受了训练，年少时起就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有浓厚兴趣，他对希腊史的兴趣，是一位实践型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兴趣。 在老、小穆勒和杰雷米•边沁的影响下，他对各种形式的权威—不管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思想的—都抱有强烈的反感。对他来说，所有问题都可以理性地进行讨论。他把古代历史视为人类发展中的众多领域之一，从那里扫除了抽象学术不真实的氛围，使其服从于他判断法国或英国历史那样的评判标准。
当他首次用这种精神考察希腊史的传说时期时，如他所指出的，他对那些人的轻信感到震惊：他们赋予流传久远的神话以 重要性。他拒绝承认能从中推理出任何的历史事实。从那时以来，比较神话研究已经证明，他以偏概全的抨击缺少理由，但他的怀 疑精神在激励后继者从事进一步研究上具有价值。虽然他的结论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但这毕竟是人们更严格地把他本人的方法应用到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的结果。
然而，对格罗特著作持久抱有兴趣的基础，并非他对传说时期的考察。今天我们阅读它，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作者思考习惯的一个重要例证，以及他在其中活动的圈子。部分也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如今已经被替代的观点。作为对这个主题的权威解说， 它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要。
基于同样的批判精神，格罗特接着考察了他名之为“历史的” 时期。尽管他不是瑟尔沃尔那样的学者，但他异乎寻常地坚持阅读和反复阅读古代史学著作，而且透彻地掌握了现代在这个主题上的文献，包括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此外，他研究过通史， 包括中世纪的和近代的，因此他能够利用取自更晚近时代的事件作为类似例证，作为他著作的说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型政治家，对民主政治抱有热情。从他念书起，直到他公职生涯发端，他一直从理论上研究政治哲学，彻底服膺于他导师的“哲学激进主义”。随后，在公职生涯中，他一直是民主原则稳定的倡导者，并走在改革运动的前沿。人民代表，秘密投票，废除各种形式的特权，以及推广教育，对上述的一切，他都给予支持。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其活跃的年份里，他曾不断测试和核查他研究历史与政治哲学的成果，则他会坚决反对米特福德有关希腊政治发展的观点，就不让人感到奇怪。因此，正是反驳米特福德的决心，让他开始了自己的《希腊史》的写作。
所以，他的著作首要地被视为基于历史证据提供的具体事实，为希腊民主精心准备的辩护词；其次，是对民主政治本身的 研究，一个从诞生、繁荣到衰败的具体案例。他的问题是：“导致雅 典，也包括整个希腊，衰落的，是因为，还是尽管有自由制度？”换句话说，是“希腊民主本就不健康吗”？
将格罗特的《希腊史》与瑟尔沃尔的区别开来的，正是这个事实，并赋予它恒久的兴趣和价值，让它不会受到精确学术细节或累积起来的新资料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后来的研究证明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最为匪夷所思的幻想组成的垃圾，但格罗特的著作对政治演化的学者仍将具有很大价值，并且是实践型政治家的指南。与绝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用理性的热情为理想写作，背后的支撑，则是他对现代生活实际状况的彻底把握，以及对奇特人性和个人怪癖的充分认识。
毫无疑问，部分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热情，使他的著作较那些德国史学家的更有可读性［例外的是库提乌斯（E. Curtius）、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和阿道夫•霍尔姆（Adolf Holm）］。他的表达总是清晰而精确，偶尔，如在叙述雅典在西西里的灾难时，会达到最为伟大的庄严。读者始终有一种获得感。他的论证蕴含着权威和清醒的判断，所有资料都得到了适当的评估。虽然学者们在他对所引古代史料的解释中发现了些微不够准确之处， 但并不会削弱这种感觉。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瑟尔沃尔冷静的公正，造成了下述结果：
让他的历史失去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普遍性的东西，它是与纯粹的历史价值相对的。另外，格罗特对民主政治的热情，无疑使他无法对希腊非民主政府的优点做出充分估价。他对希腊世界所谓的“僭主”的评价以及他对马其顿帝国的态度这两个部分，最为清晰地表现了他的不公正。
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点做比较充分的考察，以便—如果可能的话—证明《希腊史》的这些部分在本卷中被省略的原则的正当性。
首先，对格罗特而言，所有形式的绝对统治都是他的噩梦。他完全相信，僭主政治本身，不管是对于一个民族集体还 是个人，都是恶劣的。我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但 他更进一步，实际上否认了希腊僭主曾对他们的臣民的利益做出 过实质性的贡献，认为他们除满足个人的贪婪和野心外，绝无任 何其他目标。甚至他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一章的标题（第二部 第九章），都巧妙地造成误导。在谈到“独裁者的时代”时，他 似乎暗示，僭主政治限于希腊发展的一个时期，而且是一个原始时期。格罗特的批评者，最显著的是马哈菲博士，〔1〕对此已经多有论述，并且已经公正地指出，绝对统治是希腊世界一直存在的现象。不过，格罗特本人提到过这个史实，同时他对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和后来的做了恰当的区分，前者发生在宪政政体时代之前，后者崛起于希腊人的城邦国家已经被纳入帝国时代，那时公民个体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单位。早期僭主因他们个人的能力崛起，并依靠到那时为止国家中受到压制的成分的帮助自存。他们代表了对现存权力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内生的产物”。后来的僭主（1）要么是外来势力的傀儡，靠外部支持（例如那些由波斯人强加给伊奥尼亚城市的僭主：前 550—前 500， 或安提戈努斯•戈纳塔斯强加给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代表他人利益进行统治；（2）要么是希腊化的君主，他们认为他们完全 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僭主”，与罗马的皇帝处在同一个层次上， 与格罗特在该章中讨论的那些僭主完全不同。他关注的主要是在政府史的参照下希腊政治发展的终极含义，因此，他认为那主要是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物质的繁荣仅具有次要意义。他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时代，进而忽视我们名为希腊主义的希腊生活的广泛传播是多么不公正，但从他的角度观察，他谈论“独裁者的时代”是合理的。公元前 508 年和马其顿帝国之间的时期，在希腊本土的主要城市中，“僭主”的数量是很少的。
然而，当我们考察格罗特对“僭主”实际的叙述时，则我 们必须承认，他对他们不够公正。虽然“僭主们”的动机无疑主 要是谨慎而非有意施恩，但他们通过终结等级冲突为希腊的“伟 大时代”铺平了道路并无疑问。僭主政治持久的必要条件是国 内和平。由于一人统治的主要受害者是他剥夺了权力的寡头们， 则僭主最有希望担心遭遇反对的，就来自他们。因此，他被迫赢 得民众支持，后者则非常高兴地能够从他们之前主人自私的专制 统治下获得喘息机会。所以，不管僭主是否仅仅是个有野心的寡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扮演角色，还是他是商人阶级的支持者—他的财富因垄断的寡头不择手段的劫夺而处于危险中，抑或他是人民中被压迫部分的代表，结果都一样：一个强大的个人与比较贫穷和迄今为止未得代表的阶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常常从混乱中创造秩序，而且给予许多人一种新的对自身的自信和某种程度的责任感。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力量，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力量。
其次，僭主一般需要寻求民众支持，允许人们追求他们私人的事业，对他们不加不合理的骚扰。这造成了财富的积累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让希腊人熟悉其他国家自然和人工的产品， 从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了科林斯的佩利安戴与米利都的特拉叙布鲁斯和埃及的普萨麦提库斯二世（Hdt.,1, 20 et seq.）、库普塞鲁斯与古盖斯和米达斯（Hdt., ii. 14）签订商业条约的证据。此外，就西库翁的克里斯提尼（参见 Hdt., vi. 127 有关阿加利斯泰的故事）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见第三章附录）而论，我们发现因统治者结盟强化的普遍和平的原因。必须归于这个时期的，还有商业从外围国家向科林斯和埃吉纳的转移（当然部分是因为波斯征服了小亚细亚），事实上，还有商业作为政治事务中一个主导因素的诞生。
最后，僭主从两个方面对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第一，他们稳定的统治首次提供了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条 件；第二，他们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地哺育了有助于国家伟大的所 有事物，因此给他们的臣民留下了君主制优越于贵族政府的印象在这些方面，希腊僭主以创造民族精神来取代阶级之间永 恒的冲突的方法，不仅为宪政政府铺平了道路，甚至预示了宪政 治理可能产生的诸多最优秀成果。但对格罗特而言，所有这些无 可置疑的优点，都因为下述基本事实被败坏了：无论僭主的统治 多么有益，无论他可能多么受欢迎，他都不是一个合法统治者。 除要求公民绝对服从外，他根本就不给公民任何政治理想；他不 鼓励政治意识，事实上，是尽一切可能熄灭政治领域中思想的自 由。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梭伦的政体已 经失灵，因为它过于稳健，它剥夺了贵族，却没有给予民主派足 够的权力。庇西特拉图很快发现，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所以他必须避免两种极端。他绝不可得罪已经半觉醒的自由精神，但他也绝不能鼓励它。所以，他的目的是给予人民秩序和繁荣，讨好他们的自豪感，这样，在眼前的繁荣中，他们或许会遗忘他个人统治的怪异。只要农夫们不因个人原因抱怨，则他知道，他可能信赖他们会停留在自己的农庄上，不去利用他实际维持的梭伦改革措施。所以，他通过执政官统治，但小心地让那个职务留在他的亲属手中。只有在他的继承人对伪装粗心大意时，人民才发现了这个骗局。较之最为残暴的篡位者，一个伪装巧妙的独裁者是对民主发展更大的障碍。因此，格罗特从理论上评价僭主，对它的长处视而不见，最多也就是把它作为缺乏创造力的东西加以 抛弃。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本卷中省略的《希腊史》第二个重要的部分：亚历山大时代。从格罗特第 1 版的序言中，我们发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态度。在谈到亚历山大后继者的一代时，他说道， “希腊的政治行动变得局促而堕落，对读者不再有趣，也无关于未来世界的命运……总体上看，公元前 300  年到希腊被罗马吞并的时期本身就毫无趣味，其价值仅仅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前 的数百年……作为共同体，他们（希腊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轴 心，成为更强大邻邦的卫星国”。不管这些结论是否公正，非常 清楚的是，格罗特本人绝不会被诱使去研究马其顿帝国以及我们或许仍可名为希腊主义—某种程度上遵从马哈菲博士—的传播。当我们读到有关马其顿帝国崛起的章节时，我们感觉到，他 的著作失去了灵魂。故事中缺少了之前各章的热情与活力，不仅冷漠而机械，而且不完整且有偏差。
导致马其顿时代部分出现的错误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讨论。 指出下述就够了：北方君主国的干涉，绝不能被视为希腊政治发展中偶然的、完全可悲的混乱，而毋宁是希腊共和国发展之必然结果：它们的道德能力、军事和财政实力都弱于马其顿。将马其顿统治的后果—希腊化时代，视为一个单调且无可挽回的衰败时期的看法，甚至是更大的错误。恰恰相反，那是一个躁动的时代，一个希腊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新思想的时代，代表着希腊声望在外族中最大限度的成长。此外，希腊化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现代特征，它的成败对于研究社会和政治演进的学者们具有指导意义。
斯巴达和底比斯霸权的年代，即使不是倒退，总体上也是 一个停滞的时代，就新的政治思想而论，简直一无是处。除缺乏 内在趣味外，这份记录并未因任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新文献的发 现而获得丰富，但可以平稳地让它保留原样。因此，对于这个时期， 编者认为学者们去参考格罗特本人文本的相关部分，就足够了。上述理由，加上要将如此之大的一部著作压缩为一卷的狭 小篇幅，使编者牺牲了传说时期、僭主的故事，以及公元前 4 世纪和马其顿时期。但除这些整体的删削外，进一步的压缩也难以 避免。我们最好是对这些细节详做说明，但在这样做之前，概述下本书 前文的主要观点，以便读者在与本卷实际内容进行比较时，有一 个清晰的概念，或许是合适的。
首先，格罗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由于自格罗特的著作出版以来比较神话学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传说时期已经被省去了。其次，格罗特是一个理想派的民主人士，因此对僭主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所以有关僭主以及马其顿帝国的章节也略去了。最后，作者著作中最优秀的部分，无疑是他个人真正的兴趣所在。这意味着格罗特著作的真正价值，包含在他有关雅典民主的叙述中。因此，编者选取了那些与希腊历史上这个特定时代关系最为密切的章节。但是，格罗特主要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一部分，也包括那些本身今天仍能做出最满意再现的部分。最近的希 腊史研究仅仅是证实了格罗特如此充分和准确提供的主要线索。 要让再现他有关传说时代或亚历山大大帝的叙述有任何意义，将 需要复杂的修改甚至是重构，在这样的一卷中，那本不可能。所 以，本书包含了构成《希腊史》核心的部分，如我们已经指出的， 虽然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已经大量增长，但即使对今天的古代史 学者来说，这部分本身仍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