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之可13.万里写入襟怀间（精）

☆历史中的名人书写具有厚重底蕴和吸引眼球的双重价值，不失为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个宝贵注脚。

☆“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

☆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

☆以文艺美浸润身心 用思想力澄明未来

《语之可》志在以一种独立纯粹的阅读趣味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发现、筛选、整理那些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既有学者的深邃，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灵动优美、感动人心，以*有价值*力量的文字，剑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

在本辑，胡适、李叔同、老舍、罗家伦、戴望舒……挑开历史的面纱、洞穿异域的底色、冲破理智与情感的樊笼，这些文化巨擘做出了哪些人生抉择？

学者、媒体人、文史作家等。

向左转：老舍在美国               李伟    

李叔同：悲欣交集，极致庄严       韩墨林    

千秋功罪罗家伦                   王开林    

戴望舒的人生“雨巷”             倪章荣    

与张学良交往中的张恨水           解玺璋    

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       孙郁

向左转：老舍在美国

李 伟

1949年6月，纽约，老舍对石垣绫子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的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他最后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到中国去。”

“放青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流亡于重庆的文化人也开始陆续回家。但老舍一家仍客居重庆的北碚，他无家可回。 

来重庆前，他的家在山东济南，早已被日军飞机炸毁。母亲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于北京。老舍是自由职业者，不愿回到南京去，说那儿没他的事。虽极想回北京，但去了也无事可干。于是，利用难得稳定的时间，他决定留在重庆，继续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另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他需要处理“文协”的善后事宜。 

老舍并不从“文协”拿薪水，一家生活全靠卖文为生。他很穷，居无定所。无论酷暑寒冬，总是在那个缺少阳光的小房间里，日复一日埋头写作。老友罗荣培来了，他请客吃饭，就要去当掉身上的袍子。因为营养不良，他患上了贫血，经常头晕而无法工作。香烟都只能单支地买。 

好友宁承恩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老舍的窘况：“他的小说卖出去的时候法币还值点钱，两三年后币值跌落不堪，等法币到了老舍手中，那些法币就买不了几碗面。老舍一辈子穷。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东西，不信咱们就试试’。但是几十年没人能接受他的挑战。”

这一年的10月，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要求下，“文协”决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继续存在下去，老舍暂时还无法卸任。“文协”成立于1938年3月，在武汉，当时冯玉祥将军和周恩来共同推举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文协”是当时最大的全国性文艺组织，会员囊括了左中右各类文人。为了协调国共之争，协会不设主席和副主席，因而老舍也是实际的负责人。老舍之所以走上前台，一方面在于他的知名度与文学地位，更重要的，则是其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身份。 

在战后的重庆，老舍一面写小说，一面继续以文化界领袖的身份阻止内战，推动和平、民主建国。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三十多位文化人一道，在《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上签字，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废止党化教育，取消豢养特务政策。同时，他还联络会同众多作家，通过赛珍珠向美国作家发出公开信，请求他们尽力阻止美国卷入中国内战。 

就在致信赛珍珠后不久，1946年1月，老舍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行的还有剧作家曹禺。 

老舍与曹禺所参加的项目，全称“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其肇始于1940年，最初面对的只是拉美国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强中国抗战援助，首次于西半球以外，特辟对华关系项目，在教育、公共健康、卫生、农业和工程学诸领域，给学界人士以切实支持。

1942年9月，汉学家费正清代表美国政府，经印度和昆明抵达重庆，直接介入对华文化关系规划。他认为：

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那样，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把中国变成跟美国一样，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且也不可能。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美中两国之间建造一个共同的立场。

正是为了“共同的立场”，1943—1947年，共有二十六位中国知识分子，分四批受邀赴美。前三批参加者主要是知名大学教授，比如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严济慈、陶孟和等。唯独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1947年的入选者，不光有张孝骞、侯宝璋和赵九章等五位学者，另外还有三位文艺家，即老舍、曹禺和叶浅予，他们分别代表中国的小说、戏剧和美术界。 

文艺家受邀请，也是费正清的主意。他说：“美国人在系统地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即我们现在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就在美国向老舍发出邀请前，苏联已经邀请了郭沫若、丁西林等左翼知识分子访问苏联。所以，美国对老舍的邀请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老舍的自由主义身份使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他是公认的“自由主义”作家。他曾公开多次表示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法国研究者保尔·巴迪写道：“战前中国的作家中拒绝听命于党派的并不很多，但老舍是其中之一，他竭力捍卫自由的价值：如人类的尊严，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当时，美国步苏联后尘，面对的只能是中间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老舍。

选择老舍很可能也是出于费正清的偏爱。老舍之子舒乙，曾经受斯坦福大学之邀访问美国，探寻老舍在美国的足迹。他在美国主要图书馆中，找到了大量老舍的书籍。1949年以前的老版本，美国收藏了一百三十三种。其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就收藏有大量抗战时期的老舍书籍，不少是在重庆用土纸印刷，这些书都出自费正清之手，上面有他捐赠的标志，是他当年由重庆收集带回美国的。还有一些是老舍的赠书，署有老舍的签名，也就是说，费正清在华期间专门研究过老舍，熟悉他的作品。 

在费正清的专著《美国与中国》中，他介绍中国文学，推荐十一部译成英文的中国著作，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选集，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远在他人之上。五部古典文学中，《金瓶梅》的艾吉敦译本，是老舍在伦敦当老师时，帮助翻译而成。六部现代文学作品中，和赛珍珠的《大地》并列的，就是《骆驼祥子》。王际真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里，所收老舍作品也最多，包括五个短篇。以余英时的观点看，费正清这部书，是“一部销行很广、影响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因而也可以说，老舍能进入美国文坛，费正清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实，在老舍赴美前一年，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已翻译成英文，由雷诺·希区柯克公司（Reynal Hitchcock Co.）在美国出版，被选为“每月畅销书”。老舍虽在国内穷困不堪，但在美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 

《骆驼祥子》的翻译者是伊凡·金（Evan King），原名罗伯特·S.沃德（Robert S.Ward），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他在翻译过程中，却违背了老舍的意图，把悲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祥子和小福子都活了下来。翻译者还杜撰了一些新的情节，在小说结尾，临刑的清华女生，一路高呼着“出版自由”“打倒秘密警察”“反对奸诈政客出卖正义”“驱除政府腐败”和“言论自由”等口号。在这部盗译的《骆驼祥子》中，美国人似乎从中感受到了“美国民主”的意味，将老舍幻想为“自己人”。但遗憾的是，无论费正清还是其他国务院官员，都辨识不出这些进步女生，还有她的口号，并不属于老舍，而是出自翻译者，也是他们的外交官同事沃德之手，其目的在于逢迎本国读者的趣味。而当时老舍也并不了解自己的作品已被篡改。 

就老舍而言，他对这次美国之行充满了期望。在临行前他对《上海文化》杂志的朋友王敬康谈起此行的目的：“第一，希望能积极沟通中美两国的文化，以促进邦谊。其次，希望好莱坞在采取他的小说摄成电影时，他希望收集一笔款子，能对国内文化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在老舍出发前，出版商雷诺·希区柯克已经答应支付《骆驼祥子》的版税，同时已有电影公司考虑将其搬上银幕。 

另一方面，老舍内心深处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期待，他也希望中国能真正走上民主之路。 

近年来，马里兰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老舍呈送给美方的“访问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书中，老舍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虽有上千年文明，“却在民主制度方面，仍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幼童的民族”。所以，“在艰辛的国家复兴和建设中，我相信，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但需要吸纳的则更多……我衷心期望，能把在美国学到的一切，传递给我的同胞，对促进两国互相理解，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