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

《诗经》的自然史（“诗”的结集）与周礼相始终。诗的创作和规范应用与周礼的关系如下：一部分诗是应礼的需要而制作，成为礼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也是在礼的规范下创作，在礼的规范下应用的，换言之，即是礼的具体实践。可以说，《诗》的形成即礼的成熟。《诗》与礼的特殊关系，使我们拥有了这种用来研究西周礼乐制度的可靠材料。具体的研究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诗经》的自然史——创作与成书过程来探讨周礼的渊源与历史。二是通过对《诗经》文本的阐释来解释周礼的性质、内容与演变。本书通过较为坚实的考证，发现和解决了《诗经》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启发的意义。

姚小鸥，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乐府学学会副会长。历年来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献》《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重要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要涉及《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与中国早期戏剧等领域。《诗经》是第一研究方向。出版《诗经译注》，论文自选集巜吹埙奏雅录》。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

导 论

第一章 《 商颂》与殷周两代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嬗变

第一节 关于《商颂》作年的论争及初步结论

第二节 《商颂》五篇的分类与作年

第三节 《商颂》中禹形象的演变

第四节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商颂》的流传

第二章 《周颂·大武乐章》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

第一节 《大武乐章》的作年与篇章归属

第二节 早期周礼的文化特征与《大武乐章》的思想内涵

第三节 《大武乐章》的艺术构成及其文化意义

第三章 《周颂·三象》与周代礼乐文化的演变

第一节 《三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命名原则

第二节 《三象》之诗的篇目及其思想内涵

第三节 《三象》舞容与周代礼乐文化的演变

第四章 《周颂·闵予小子》诸篇与周礼核心精神的确立

第一节 “周公居东”与《闵予小子》诸篇作年

第二节 “小子”与《闵予小子》篇的思想内涵

第三节 《访落》解题

第四节 周初王室政治与《小毖》主旨

第五节 《敬之》与周礼核心精神的构成

第五章 《周颂·臣工之什》与周代宾礼

第一节 《载见》与西周朝觐礼

第二节 《有客》与周代宾礼

第三节 《诗》《书》成语与《振鹭》篇的文化解读

第四节 《有瞽》与周代观乐制度

第六章 《周颂》农事诗与周代礼乐制度

第一节 《载芟》与周代籍礼

第二节 《良耜》与《周颂》中的祭祀文化传承

第三节 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

第七章 《閟宫》与礼乐制度在鲁国的传承

第一节 《鲁颂》的历史批评及其与商周文化的联系

第二节 《閟宫》“缵禹之绪”与春秋中期的礼乐文化复兴运动

第三节 《閟宫》“土田附庸”的历史记忆

第八章 《駉》《泮水》与礼乐文化在鲁国的“中兴”

第一节 《駉》篇与礼乐国家的布政原则

第二节 《泮水》与西周礼乐制度在鲁国的中兴

第九章 《有駜》“成相”与西周礼乐制度的渊源及流变

第一节 《有駜》与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化精神

第二节 《有駜》“成相”及其周代礼乐制度的渊源与流变

主要参考文献

原版后记

新版后记

 

研究华夏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全貌，《商颂》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内容。从宏观上来说，殷商文化研究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承担者。夏人的统治被殷人所取代，殷人的统治被周人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夏商文化也被后

代所叠相继承与吸收，最后演化为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

周人对夏商两代的文化继承是有区别的。首先，夏代的文化发展程度不及商代，能够提供给其继承者的遗产自然较殷代有所不及。其次，殷商时代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书面文献系统，它在商周两代的文化传递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尚书·多士》记载周公旦对“商王士”的训词中曾说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人的文献记载了夏商之际的历史变革，同时也记载了其他文化内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春秋末年的孔子，已经在言殷礼时慨叹文献不足征了。作为最可靠的先秦文献，《诗经》的文献价值为古今学者所共推服。收入周人所编辑的历史文献《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对于殷周文化研究的意义自可想见。就我们的研究论题而言，《商颂》还另有其特别的意义。从文化史的纵向来考查，在当时华夏文化集团内容的结构调整，即文化核心的更替过程中，《商颂》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对新的华夏文化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商周时期华夏文化的区域构成这一角度来看，《商颂》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到春秋时期，其影响还远及邻邦，尤其对鲁国的影响，又通过儒家学派的传承序列，影响到先秦以后的整个中国文化史。《商颂》所代表的商—宋文化使得华夏文明在统一的基本色调之下呈现出来的多彩画面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资质，从而使我们所叙述的华夏文

化基本特征的形成过程具有的历史深度得到一个明确的个案支持。

然而，对于《商颂》的上述意义，学术界却长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究其根源，在于对《商颂》文化性质的误解，而这一问题又首先归结于对《商颂》制作年代的疑问。

在先秦时期，没有人对《商颂》产生过怀疑。关于《商颂》制作年代的歧议，最早始于汉代。汉代《诗经》学主要分为四家。古文家的《毛诗》认为《商颂》传自商代。而齐、鲁、韩三家今文学派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的作品，其作者是正考父，创作动机是为了赞美当时的宋国国君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但由于汉代经学家中有许多人并不专守一门（东汉以后更是如此），再加上经过郑玄整理的《毛诗》在东汉以后的读书人中影响很大，所以在清代以前，今文学家关于《商颂》作年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晚清以后疑古思潮的兴起，经学流派之一的今文学派翻起了《诗经》研究史上的这桩旧案，清季、民初有许多著名学者发表意见，表示支持今文家的观点。其中魏源、皮锡瑞、俞平伯和顾颉刚等人提出二十多条理由，论证《商颂》为春秋时期的作品。王国维不赞成《商颂》作于春秋时期，但他同时也不赞成《商颂》是商代的作品，而认为《商颂》当作于宗周中叶。在否定《商颂》作于商代这一方面，王说与《商颂》作于春秋说相通，所以从客观上增强了《商颂》作于春秋说的力量。自彼时以来，《商颂》作于春秋说开始在《诗经》研究界占据统治地位，并在文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今天我们讨论清代今文学派的观点时，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清代今文学派的学术观点与其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研究经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古讽今。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在谈到他写作《诗古微》的目的时说：

 

《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

 

至于其研究《诗经》时所持的原则和方法，魏源说：

 

虽然，《诗》教止于斯而已乎？……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故夫溯流頳则涵泳少矣，鼓弦急则适志微矣。《诗》之道可尽于是乎？

 

魏源说他要“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声称所论“非徒章句之《诗》”，实际上是一种不重训诂、宁求之深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基于清代今文学派学术主张的根本，即借经说以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张目。清代今文学派的政治主张虽然在历史上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它在学术上的可

信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李先

生还指出，清儒在学术上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其门户之见。严重的政治及学术偏见，不能不影响到疑古学派在学术态度上的客观公正，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其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商颂》的作年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1956年，杨公骥、张松如（公木）两先生合作，撰写了《论商颂》一文，刊载于《文学遗产》增刊二辑。之后，杨先生又作《商颂考》，附录于195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一书。1995年，张松如先生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商颂研究》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商颂研究》一书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前举文相比，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杨、张两位先生关于《商颂》的学术观点可以前述文章为代表。杨、张两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商颂考》一文，材料详赡，考辨细密，全面反驳了今文学派关于《商颂》美宋襄公的错误说法，论驳极为有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杨、张两先生的上述文章在国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实际达到的学术水平并不相称。几十年来，学术的发展，包括新材料的发现与相关理论认识的进步，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师辈工作的基础上对《商颂》的作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们进行《诗经》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必须进行的第一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