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3165
世界著名思想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作品；从基本概念出发，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理的发展；借马克思的经典，为我们时代的难题寻求答案
1 作者为世界著名思想家，影响深远：剑桥大学博士教授《资本论》40余年，其课程视频下载量超过200万次，其多种著作在全球被译为十余种语言。
2 本书内容将金融与地理两方面结合，对全球化、城市化做出了系统而实在的解释，对我们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帮助。
3 写作方式简明易懂。作者从*基本的概念开始，带领读者一步一步进入核心主题，让相对专业的内容不再显得那么艰涩。
4 精装锁线，黑白配色，简明大方。
这是一部谈论资本、信用、金融、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经济类著作。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从商品、价格、资本、货币等*基本的概念出发，一步一步带领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发展历程。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将金融与地理两个维度相结合，更好地解释了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让我们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可以做出更合理的应对。
大卫·哈维：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2006 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 003
导 言 / 034
第1 章 商品、价值与阶级关系 /
043
第2 章 生产与分配 / 098
第3 章 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 / 149
第4 章 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 183
第5 章 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 237
第6 章 积累的动态 / 263
第7 章 过度积累、价值丧失和“第一块”危机理论 / 311
第8 章 固定资本 / 332
第9 章 货币、信用和金融 /
382
第10 章 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
445
第11 章 租金理论 / 511
第12 章 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 575
第13 章 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 632
我写《资本的限度》（后简称《限度》）是为了争取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容易让人理解，更加切合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那是20 世纪70 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这样的词还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欧元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还只是白日梦，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和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左翼政党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限度》成书时，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权，中国尚未开始推行令人震惊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还显得不正常，外包和资本在全球的机动性还没有开始在某些方面严重挑战民族国家调节自身事务的主权力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本家阶级所发起的攻击——它针对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福利国家和一切形式的国家调节——还处在早期，仅见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处扩散。本书的写作还远远早于“冷战”的结束、原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市场化”、对共产主义的全盘质疑和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广泛拒斥。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
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 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 世纪70 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1945 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1973 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 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1975 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1975—1976 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1973 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一部权威的作品。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里程碑式的著作……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几大流派透彻的批判、总结和延伸。
——《伦敦书评》
一本深厚、巧妙，颇具才智和洞见的书——尤其是它对于租金和金融资本的论述，无论何时都是越多人读到它越好。
——《环境与规划》
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 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 卷，第645 页）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2 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 世纪70 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需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评论。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绝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 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 的人口——共计23 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 个人“在到1998 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 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 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 年到2000 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 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 年，“从低往高第99 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 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 年的美国，《福布斯》400 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 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 亿美元”。到了2005 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 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 万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 年可以挣160 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 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 万美元。布什（Bush）当局的税收政策令人愤慨地使这些差别更加悬殊了。税收减免的大多数好处都流向了前1% 的收入赚取者，而且最近的税务法案只为“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减了大约“20 美元”的税负，而“前1% 的人当中的前十分之一尽管有530 万美元的平均收入，却平均可以省下82415 美元”。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 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 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 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 位。在2005 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随着市场改革，东欧和中欧也同样显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剧增。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 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 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还能够把强劲的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平等结合起来（如韩国），但自1990 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了1997—1998 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 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亚，少数贸易巨头的大笔财富避开了这场创伤的侵害，却有大约1500 万印尼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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