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918619
◎如实再现好莱坞大片《华盛顿邮报》《总统班底》未能尽述的传奇真相与惊心动魄。
◎在国家机器开倒车的至暗时刻，一家报纸公然对抗至高权力，重新定义媒体人的勇气与良知。
◎每位媒体人和新闻学子必须要看又千万别看的经典。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财富》杂志推荐的75本***书之一，巴菲特、李普曼一致推荐的传记写作标杆。
◎美联储创建主席的女儿、美国新闻界“**夫人”对美国近代史关键事件的私人记忆。
◎20世纪美国*精英沙龙的女主人，以朋友身份讲述包括历任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各行业领袖的私下风采。
◎颠覆大众对“麦肯锡主义” “刺杀肯尼迪”“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常规认知，重新讲述美国现代史。
◎《向前一步》 《亲历历史》 普利策奖传记=《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
20世纪后半叶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美国更是旋涡的中心，热点事件、政经黑幕频出。《华盛顿邮报》逆势崛起，以媒体人的良知，捅破层层天窗，改写历史进程，犹如彗星划过夜空。
1971年，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露，该文件详尽客观地记录了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种种秘密，从根本上动摇了越战的合法性。在政府的压力下，全美各大媒体噤若寒蝉，唯有《华盛顿邮报》将真相彻底公开，为此不惜与国防部授意下的司法部对簿公堂，直至在美国*法院大获全胜。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越战的结局。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华盛顿邮报》不顾白宫和总统本人的阻挠和威胁，持续在头版头条发布事件调查报告，直至将这个震惊世界的政治阴谋彻底揭穿，并直接导致了美国当任总统尼克松的下台。
带领《华盛顿邮报》写下新闻史上登峰造极一笔的人，正是本书的作者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系出名门却中年丧偶，在男性主宰职场的环境下，逐步成长为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女皇”。这本回忆录，从媒体人的角度几乎重现了美国近代史；从私人的角度，又给历史补充鲜活的细节和动人的情感。从这方面说，本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出版后记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这本书，虽然是个人历史，却只是略小于同期的美国历史，其细节、深度以及对现实还原，或许要超过绝大多数的历史类著作。唯其如此，才获得了普利策奖的表彰，成为《财富》杂志推荐的 75 本***书之一。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父亲是前美联储主席、世界银行任行长尤金·迈耶，父亲给了她精英级别的教育以及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母亲是才华横溢的前卫女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让她放开眼界，探寻作为一个女性在事业上的多种可能性。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前半生一帆风顺，从富家乖乖女到贤妻良母，生活优裕，丈夫事业大成，儿女都出类拔萃。中年时期却陷入肥皂剧般的婚姻危机，丈夫移情别恋之后患上抑郁症，继而开枪自杀。当了 20 年的家庭妇女之后，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归职场，力挽狂澜，把《华盛顿邮报》集团带入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有在这本书里，你才能真正认识到媒体的力量。凯瑟琳·格雷厄姆领导《华盛顿邮报》把“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等政坛隐秘大白于天下，屡次引发美国政坛剧变。因此，作为媒体巨擘，从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到老布什，无不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家族的座上宾，有些甚至是非常亲密的至交好友。在本书里，你能看到历届美国政府权力斗争的内幕。
20 世纪 20 年代～ 90 年代，美国经历了镀金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总统遇刺、水门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社会上工会与企业主的斗争愈演愈烈、女权运动方兴未艾、资本市场一如既往震撼人心。在这段历史的激流中，凯瑟琳·格雷厄姆家族是善泳者，虽然屡有波折，结局总是化险为夷。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获得深度了解这段历史的上层视角。
这是一个女人的历史，是一个豪门家族的传奇，链接着整个美国的现代史。由一位媒体人操刀，文笔流畅优美，相信会给您一段愉快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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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出版公司
2017年8月
第二十三章
1972年6月17日，周六早晨，霍华德·西蒙斯打来电话说，“你不会相信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他说得对。他告诉我有辆汽车闯入了一座房子中，房间里的两个人正在沙发上做爱，接着汽车从另一边直接冲了出去；我几乎没有相信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听着。更劲爆的是，他讲述了一则离奇的新闻：五名男子带着橡胶手套闯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大楼，并当场被捕。
当时，尼克松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他的新闻发言人罗纳德·泽格勒（Ron Ziegler）将此事斥为“三流的入室盗窃未遂案”，并补充说，“某些人也许会想要针对此事大做文章。”当然，我们全都丝毫没有想到报道文章会走得有多远；这件事情起初──待到笑声散去──看来只是有些荒诞不经。
正是乔·卡利法诺早打电话给霍华德说明此事，当时，卡利法诺不仅是我们的律师，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霍华德立刻采取行动。他通知完我以后，试图联络本，当时本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小木屋里，身边的电话无法使用，接着，他打电话给本市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后者继而联系了巴里·苏斯曼（Barry Sussman）。巴里是哈里的三名副手之一，专门负责哥伦比亚特区的新闻。
自1935年起，艾尔·路易斯就是《邮报》的警务记者，熟知整个警察部门的所有人，因而他被派去报道这则新闻。一如既往地，他首先直奔警察局获取被捕人员的名单──结果证明人名全是杜撰的。在那里，艾尔意外遇到代理警察局长查理·莱特（Charlie Wright），他和莱特私交甚好。他们两人一同前往水门大厦，抵达后，艾尔随同莱特径直走进了大厦。艾尔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移动犯罪研究室（mobile crime lab）的工作人员试图从前门提取指纹，其他人则正在移去天花板上的瓷砖，以寻找窃听装置。路易斯脱下外套，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这起非法闯入的新闻出现在了周日发行的报纸的头版上，题名为“五人因密谋在本市民主党办公室被捕”（5 Held in Plot to Bug Democrats Office Here），署名是艾尔·路易斯。《邮报》的多名撰稿人参与撰写了这篇报道，其中就有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卡尔还单独撰写了一篇报道，以介绍嫌疑犯的背景信息；他发现其中有四人来自迈阿密，这四人在那里一直从事反卡斯特罗活动。菲尔·盖林撰写的社论次日出现在了《邮报》上，题名为“不可思议的任务”（Mission Incredible），开篇引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中的话：“一如既往，倘若你或你的团队里的任何人被捕或被杀，部长将否认知悉你们的任何行动……”
当然，我们所看到不过是冰山一角。若非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调查和报道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晓这座冰山究竟怎样巨大。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现在早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在当时，这两名年轻人从未合作过，伍德沃德甚至刚来到《邮报》不久。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天生的搭档，因为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完全互补。两人都很聪明，但伍德沃德正直尽责、勤奋努力、动力十足，而伯恩斯坦则不修边幅，散漫无纪。不过，伯恩斯坦的文笔更加出色，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关系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容，尽管──也许正因为──两人的搭档怪异奇特，但合作的成果却是美妙震撼。
巴里·苏斯曼对这场拙劣的入室盗窃的细节知之甚少，想要让鲍勃·伍德沃德参与报道此事。伍德沃德刚从海军退役便加入了《邮报》。他已经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但选择了从事新闻工作，并以此为终生职业。他非常渴望为《邮报》工作，于是哈里·罗森菲尔德告诉副手安迪·巴恩斯（Andy Barnes）试用伍德沃德两周──无薪──每天晚上审阅他的稿件，看看他能做些什么。两周时间里，鲍勃撰写的17篇报道无一刊登。试用期结束之际，巴恩斯满怀信心地宣布，伍德沃德聪明正派，但缺乏成为新闻记者所需要的技能。简言之，他毫无希望，且培养他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哈里告诉伍德沃德先去历练一番，一年后再回来。于伍德沃德而言，这无疑是当头棒喝，然而，他没有将哈里的临别赠言视为彻底的拒绝。鲍勃可能始终心怀希冀，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尽管两周的记者工作失败了，但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份工作”。
鲍勃离开后，去附近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看守者》（Montgomery County Sentinel）找了份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和《邮报》的大都会区记者争夺新闻。几个月后，他再次给哈里打起了电话；某天，他打到了哈里家里，影响了哈里的假期，还发现了哈里正趴在梯子上粉刷地下室。哈里不胜其扰，觉得对于尚在度假的自己来说，这超出了合理范畴，因而变得暴躁起来，还向妻子安妮抱怨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总是打来电话，对他纠缠不休。安妮平静地问道，“哈里，他不正是你总说想要找的那类人吗？”当然，安妮完全正确，哈里终也决定雇佣伍德沃德。1971年9月，劳动节后天，伍德沃德开始在《邮报》工作了；鲍勃后来对我说，“我们全都不知道，这一天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和戈登·里迪（Gordon Liddy）搭上了前往洛杉矶的飞机，非法闯入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房子。”
从一开始，鲍勃就表现出众，编辑们对于派谁前往法院报道非法闯入事件毫无异议。另一方面，自1966年秋季，卡尔·伯恩斯坦就开始在《邮报》工作了，但表现却并不惹人注目。他是优秀的撰稿人，但在整个本地新闻编辑部，他的不良工作习惯早已“闻名遐迩”，同样赫赫有名的还有他顾盼流连的目光。事实上，本·布莱德里正准备解雇卡尔，而这是阻碍卡尔参与此次报道的一个因子。卡尔因为一张不负责任的报销单和其他无数不端行为而声名狼藉──包括租赁汽车后将其弃置在停车场，呈交给公司数额巨大的账单。然而，在鲍勃修改艾尔·路易斯的笔记时，卡尔一直在注意着鲍勃的一举一动，他立刻被这则奇怪的新闻所吸引，并迅速参与了进来。本和霍华德都想要炒掉卡尔，是哈里解救了他，说他正在全力调查“水门事件”，工作勤奋，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正是卡尔首次将窃贼口袋里崭新的百元大钞与尼克松的竞选经费联系起来。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无疑是此次报道的关键记者，我们甚至开始将他们合称为“伍德斯坦”，但《邮报》有许多员工从报道之初就参与了进来。身为执行总编，本是优秀的领导者，负担起了重重责任。他定下基本准则──推进，推进，推进，明确要求所有人深挖下去，面对持续不断的指责和来自各方面的共同恐吓威胁，不屈不挠地进行追踪报道。
霍华德·西蒙斯凭借着在报社半自主的决定权，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的开展，尤其是他的姿态，伍德沃德后来形容说，这是一种刨根问底，誓要弄清真相的态度。哈里·罗森菲尔德评价霍华德说，“当年轻人四处乱撞时，他会──倘有需要──站出来，指明方向。”事件初期，正是霍华德在报道这则新闻。
哈里本人是个老派守旧、性格坚韧、举止独特的编辑，也是“水门事件”中另一位真正的英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则新闻会在本地引起轰动，预见到《邮报》的新闻记者能够借此声名鹊起。在这则新闻固定成为《邮报》的头版前，他负责跟进，确保它始终刊载在大都市区专版的首页。
后，巴里·苏斯曼从哥伦比亚特区编辑的日常职责中抽身而出，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指导“水门事件”的例行报道上。他是负责此工作的不二人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说道，“苏斯曼能够捕捉事实，并将其锁定在记忆之中，以便随时调取。超越了《邮报》的任何编辑……苏斯曼成为了“水门事件”相关知识的汇编集，在图书馆调取不到的资料可以从他身上获得……“水门事件”是一团谜，而他便是拼图的收集者。”
在社论方面，菲尔盖林和梅格·格林菲尔德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他们和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一起，借由社论坚持不懈地挖掘新闻报道版面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含义。初的数个月里，《邮报》的社论始终认为已知事实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严重，完全早于白宫承认该事件需要特别关切，而且，当人们认为整个案件已经陷入僵局时，《邮报》也不改初衷。在保证问题始终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宗旨上，这些社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显然影响了人们思考“水门事件”的方式。
赫布洛克造成的影响甚至更加直接。这个“三流窃案”发生几天后，《邮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中保安正将其中一名窃贼扔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和约翰·米切尔则在一旁观望，漫画的标题是“谁会想到做这样的事情”（Who Would Think of Doing Such a Thing）；后来，赫布洛克还画了幅举世无双的作品，其中尼克松竭力抓住两卷磁带的末端，磁带上写着“我是……骗子”的文字，嘴里还衔着一段剪下来的磁带，上面写着“不是”。赫布洛克始终保持着无情的战斗性。他远远走在我和新闻编辑部的前面。窃案发生六天后，赫布洛克在新闻编辑部里找到我，让我看了他的一幅漫画，画中两名男子正在调查象征窃听案和尼克松基金丑闻的脚印──脚印直达白宫的前门。说明文字写道：“奇怪，它们似乎全都与这个地方有关系。”我大笑着说，“你不会刊登它的，对吧？”次日，即1972年6月23日，这幅漫画登上了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72年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之际：窃案发生仅仅两周后，民主党就提名乔治·麦戈文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一开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便敏锐而巧妙地追踪着水门大厦窃贼们的行踪，还为此耗费了许多力气。从进入法院，听到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提起“中情局”那刻起，鲍勃就迷上了这个案子。卡尔找到了霍华德·亨特的通讯簿，两人在其中发现了“卡尔森”（Colson）的名字和“白宫”的字样，开始和赫布洛克一样，相信此案与白宫有牵连。他们还发现，窃贼之一的伯纳德·巴克（Bernard Barker）向戈登·里迪和总统竞选委员会（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的另一名律师共用的办公室拨打了无数个电话，而总统竞选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很快从CRP变为了不祥的CREEP（意为谄媚者──译者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整装待发了。
8月1日，“水门事件”过去一个月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联合署名的首篇重要报道发表了，文章阐述了五名窃贼和总统竞选委员会的关系。三周之后，8月22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迈阿密举行，尼克松总统风光无限地再度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接下来的一周，尼克松明显试图宣布“水门事件”已吿终结，声称总统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已经彻查非常闯入事件，并说道，“我可以直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现任的白宫工作人员和本届政府人员牵扯到这件极为怪诞的事件中。真正使人痛心的是，你们试图掩盖这一点。”同样地，我们后来才从约翰·迪安的证词中得知，直到总统做出那段声明前，迪安对于“自己的”调查闻所未闻。真是不可思议。
9月15日，联邦大陪审团（federal grand jury）起诉原初的五名窃贼，以及两位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和戈登·里迪。就在同一天──只是两年后此事才曝光──尼克松要求他的两名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哈尔德曼（即H·R·哈尔德曼──译者注）和约翰·迪安，以经济报复来威胁《邮报》：“它就要惹祸上身了……关键是《邮报》将会因为此事惹上糟糕至极的麻烦。他们有家电视台……而他们就要续签经营许可证了……这里就要有好戏上演了……这场游戏必须玩得粗暴野蛮些。”至于我们的律师，尼克松说：“选举过后，我不会希望自己身处爱德华·班尼特·威廉斯的位置。我们会好好招呼这个混蛋，相信我。我们会的。我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是个坏蛋。”
两周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发表了影响重大的文章，刊登在《邮报》头版。他们查出莫里斯·施坦斯（Maurice Stans）的保险箱中有一笔秘密基金。莫里斯是前任商务部长，时任总统竞选委员会财务主管。秘密基金由五人掌管，用于收集民主党的情报，约翰·米切尔便是这五人之一。新闻报道由此触及了新的高度；米切尔本人被牵涉其中，不仅包括他在竞选委员会担任新职务期间，还包括他过去仍旧任职司法部长时，因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调查发现，米切尔自去年便开始授权调用这笔基金。
总统竞选委员会狡诈地否认了这篇报道──活灵活现。委员会的新闻助理告诉伯恩斯坦，“这项指控没有丝毫的事实依据”，为了查明真相，伯恩斯坦直接打电话给米切尔，米切尔当时身在纽约的酒店里，亲自接听了电话。卡尔告知了他那篇报道的内容，他高声惊呼，“天──啊！”感情如此强烈，卡尔甚至觉得这是“某种原始的呐喊”，心想米切尔也许是在电话那头晕过去了。卡尔给米切尔朗读了报道的前两段，米切尔打断了他，仍旧叫嚷着说，“这些都是胡扯，你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报纸上？它们都已经被否认了。如果文章刊登的话，凯蒂·格雷厄姆被大型绞干机绞住的。天啊！这是我听过的令人作呕的事情。”
伯恩斯坦目瞪口呆，给在家中的本打电话，将米切尔说过的话和盘托出，还讨论着将其附加在已然完成的文章中。本告诉卡尔可以引用所有原话，除了提到我的“乳头”的那句。那句话被改成了，我“会被大型绞干机绞住的”。本觉得卡尔不必事先请示我。后来，卡尔告诉我，“凯瑟琳，这个主意太好了，根本不必同你商量。”我认可本的做法。事实上，在报纸上读到那句话后我错愕不已，但更令我震惊的是得知了米切尔的原话。话里的威胁和含义充满了无礼冒犯。次日，我偶然碰到了卡尔，便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事情要告诉我。
米切尔这次确实是乱发脾气，尤为古怪的是，他叫我“凯蒂”，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鲍勃后来注意到，米切尔的评论代表了尼克松班底的错误看法──我在发号施令，主导“水门事件”文章的刊载。他觉得这很有趣。不管怎样，这段言论载入了“水门事件”的历史，是我同这次事件主要的公开联系。后来，在“水门事件”结束前，我收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牙医送来的绝妙礼物。他用平时拿来补牙的金质材料精心制作了一架小绞干机，配有微型把手和传动装置，转动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旧式洗衣机的绞干机。此后不久，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送给了我一个精巧的金质乳房，用来配那架绞干机。我偶尔会用项链把它们穿在一起，戴在脖子上，后来有记者威胁说要将此事告知玛克辛·柴郡，我便不再这样做了。
10月，整个事件的节奏开始加快，《邮报》刊登了两篇文章，政府为此对我们勃然大怒。篇刊登于10月10日，文章将原初的非法闯入描述成了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政治间谍和政治破坏活动的一部分，活动的目的是保证总统获得连任，策划者是白宫和竞选委员会的官员。总统竞选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将这一观点斥为“无中生有，荒唐不堪”。
在白宫发布清晨简报时，尼克松的新闻发言人罗纳德·泽格勒指责说，“正在刊登的那些报道依据的不过是道听途说之言，含沙射影之事，它令无辜之人牵连受罪……毋需多言，本届政府绝不容忍个人的破坏、间谍和监视活动。”当日下午，取代约翰·米切尔接任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克拉克·麦格雷戈（Clark MacGregor）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没有接受任何提问，只是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说：
如今，《邮报》的可信性已经掉落在乔治·麦戈文之下。
借由影射、谣传、未经证实的指控、匿名消息源和耸人听闻的大标题，《邮报》恶意地试图制造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的假象──《邮报》知道这项指控是虚假的，数次调查也已经证实了它的荒谬。
《邮报》的做法本质是伪善的，它那著名的“双重标准”如今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遮掩。
这一声明和泽格勒的言论成为了猛烈抨击我们时，仅有的两套说辞。
毋庸置疑，我极度反感这些言语攻击，事实上还觉得它们难以理解。我一直记得《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场景：一名士兵遭到携有刺刀的敌人的追杀，心想，“他真的想要杀死我，杀死这个被母亲深爱着的我吗？”
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加入了抨击者的队列，声称读到的“水门事件”报道是“乔治·麦戈文及其抹黑同伙《华盛顿邮报》策划的一系列毫无事实依据和实质证据的指控”。多尔还煽风点火地补充说：“考虑到麦戈文目前的竞选活动面临的困境，麦戈文先生似乎已经特许《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开展媒体攻击，而编辑们也和他们的候选人一样，步伐稳健地沿着卑鄙的竞选之路前进着。”
本保持着一贯的冷静，深知这种言语攻击的相互配合用意何在，很快便响应记者们的呼声，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克拉克·麦格雷戈的新闻稿和《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总统竞选委员会的种种报道孰是孰非，时间自会做出裁决。就目前而言，我们只需说明，本报针对这些活动所做的调查性报道中，没有任何一项事实被证明属于伪造。麦格雷戈和其他政府高官声称这些报道是“一派胡言”，《邮报》居心不良，但这些白纸黑字记录下的事实却没有受到相反证据的挑战。
10月24日，多尔再次发起攻击，在巴尔的摩的演讲中──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统计──57次提及《邮报》。其中有：
本次竞选活动中，臭名昭著的政治丑闻是《华盛顿邮报》厚颜无耻的行径，尚没有取得知识阶级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初次犯罪可免予判刑──译者注），他们便处理起了麦戈文竞选活动的内务……
《邮报》在客观性和可信性两方面的声誉已经跌落谷底，它们几乎已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板上一同消失了。
在文化和社交上，麦戈文的幕僚与《邮报》的高管和编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属于相同的精英阶级；他们在同一个高档社区比邻而居，并在乔治城的聚会上亲密攀谈。
这并未起到作用，次日，《邮报》刊登了第二篇影响重大的文章。文章以伍德沃德与主要消息源的会面为依据，指明第五个有权支配用于从事阴谋活动的现金基金的人正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H·R·哈尔德曼。当记者们将总统的会议秘书德怀特·查宾（Dwight Chapin），与秘密基金联系了起来时，他们不得不设法向美国人民解释查宾的身份背景，以及他每天都能见到总统的事实。要确认秘密基金同白宫中的当权人物的关联殊为不易。然而，第二篇报道──连同横跨两栏的大字标题，“有证据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与秘密基金有关”（Testimony Ties Top Nixon Aide to Secret Fund）──全然不同。这一次是哈尔德曼，他是华盛顿仅次于总统的有权势之人，也是总统的至交密友和左膀右臂。这篇文章将会把“水门事件”的线索直接引向白宫的前门。
报道文章指出，联邦调查人员完全清楚哈尔德曼参与其中，而他们获知此事的来源就是联邦大陪审团审理案件时取得的宣誓证言。在这篇世人瞩目的文章里，记者们不幸犯下了长达数月的报道中仅有的几个错误之一。文章的实质内容真实无误；错误不在事实，而是假设。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推想，总统竞选委员会前任财务主管和哈尔德曼的前任助手休·斯隆（Hugh Sloan）必然已经告知大陪审团秘密基金的事情。事实上，斯隆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谈论过秘密基金的事情，而他没有向大陪审团说明此事的原因就是尚未被问及此事。次日早晨，斯隆通过律师否认了《邮报》的报道，舆论哗然，罗纳德·泽格勒在白宫进一步谴责《邮报》，明确否认了那篇报道，指责《邮报》怀有政治动机，还抨击本·布莱德里是反尼克松分子。
《邮报》感受到了广泛的消极影响。哈里·罗森菲尔德直至截稿日期时还在编辑那篇特别报道，他相信与哈尔德曼有关意味着尼克松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哈里说道，“倘若哈尔德曼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尼克松肯定就在做这件事情。哈尔德曼与尼克松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哈里为记者们在报道中犯错而愤怒不已。他和霍华德·西蒙斯商量着挽救之法，同时还疯狂地寻找着不知去向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人原来是去见出版社，讨论他们计划撰写的关于“水门事件”的著作了。终于找到他们后，这两名记者和罗森菲尔德直接去了法院大楼，罗森菲尔德在了解到更多信息前，拒绝收回那篇报道。次日，我们的确收回了报道中部分内容──斯隆告诉了大陪审团哈尔德曼与秘密基金的关系──但报道的实质内容没有改变。
我感到身陷四面楚歌之境。总统竞选委员会和政府部门上上下下的人对我们持续不断的攻击开始奏效，并发挥影响。不夸张地说，这几个月里，要求《邮报》停刊关门的言论激烈而令人心神不宁。然而，无论被披露出来的真相多么不可思议，证明其准确性的真凭实据始终是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东西。
许多朋友们都为我们的报道困惑不已。乔·艾尔索普一直在规劝我。此外，大选前夕，我在某个大型招待会上偶然碰到亨利·基辛格，这次会面让人有些难堪。“怎么回事儿？你不觉得我们会赢得连任？”亨利询问我，看起来很是气恼。我向他保证，我和其他人一样能够读懂压倒性的民意调查结果，丝毫不曾怀疑尼克松会再度当选。亨利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参与过任何牵涉到威胁媒体的正式讨论，但知道尼克松意图在大选过后寻衅报复。也许这就是他提醒我的方式。不管怎样，亨利的激烈言辞背后蕴藏的含义加剧了我的紧张不安。
读者们也在写信给我，指责《邮报》用心险恶，新闻工作糟糕，缺乏爱国精神，为了向人们报道新闻而不择手段。对于在《邮报》工作的我们而言，那是一段尤为孤独的时期。其他组织开始报道“水门事件”，但我们遥遥领先，他们望尘莫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独享了大多数消息源。新闻通讯社和美联社发出了我们的报道，但大多数报纸甚至没有刊登它们，或者将它们隐藏在了末几个版面。霍华德过去常常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编辑朋友，说他们错过了某某重大新闻。一则新闻通常只能保持24小时，之后大家便会蜂拥而上展开报道，因此，我私下里有时会禁不住去想，倘若这则新闻如此价值非凡，那么，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总统将全部怒火都倾泻到了《邮报》身上，这种情况始终令人恐慌不安。有时我会怀疑，面对这样一个完全对立、蓄意伤害我们的政府，我们是否能够再承受四年的煎熬重压。后来，我写信给以赛亚·伯林说，“每每想及要再忍受白宫那帮家伙四年的捶打，我就感到难以言表的沮丧。”我禁不住会去猜想，待到事情尘埃落定时，我们所有人的境遇──包括《邮报》──会是怎样。在这样的重重围困下，我们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调查下去，四处搜寻确凿证据，抓住细节，准确无误地报道我们的发现。
正当孤立无援的压力累积到极限，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取得了突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依照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和戈登·曼宁的意思，决定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两则“水门事件”的长篇报道。曼宁之前是《新闻周刊》的编辑，当时是新闻节目制作人。大体上，“水门事件”的报道尚未出现在电视上过。首先，电视台很难以新闻采访原声剪辑的形式报道“水门事件”──即便有拍摄画面的机会，数量也极少，而且，这是一则极其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新闻，充满了不为公众所知的人名。报道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线索，因而理清头绪并非易事。此外，当时的电视台和电台弱点明显，都要依赖政府机构来发放经营执照，而这一点我也将很快亲历到。三大电视网公司全都拥有本地电台或电视台，大部分利润也都来源于这些电台和电视台，因此要与政府较量就得拿出超乎寻常的勇气来。不过，克朗凯特在自己的节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决定放手去做。曼宁在《新闻周刊》时结识了本，他想要本帮忙制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但本告诉他，我们没有档案，没有书面记录的证据，帮不上什么忙。曼宁大吃一惊，将信将疑。
10月27日，周五晚上，篇报道播出了，占去当晚22分钟联播新闻的14分钟──超过以往任何单条新闻的时长──内容主要援引自《邮报》的报道，以及政府针对《邮报》的指控的各类回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喜悦和如释重负之感：“CBS新闻网”（CBS News）成为了我们的后盾，它将整个事件串联起来，细致地向全国观众解释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情得到了证实，哪些还没有。克朗凯特对我们大加赞扬，节目背景中《邮报》及其许多标题的静止画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选举前夕，新闻节目持续播出了11天。
同样观看了《CBS晚间新闻》的还有白宫的强硬派，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他被指派来监督广播网。寇尔森曾经说过，如果工作需要的话，他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祖母；这句话令他名声大噪。他一早就打探到了此次节目的风声，给弗兰克·斯坦顿打过电话，之后还直接去找了比尔·佩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斯坦顿一直致力于保护新闻自由和新闻部门，但佩利从没有接到过愤怒的总统或总统跟班的电话，因此，寇尔森的电话让他退缩了。佩利随即叫来新闻部主管理查德·萨朗特（Richard Salant），对他施加压力，痛陈已经播出的新闻报道招致的麻烦，还要求必须终止计划于次日晚间播出的第二篇报道。“CBS新闻网”内部经过一番争论后，萨朗特妥协了，在重播已经在电视网播出的内容的基础上，将第二篇报道从14分钟缩减至了8分钟。
终，报道的时长已经无关紧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然让《邮报》全国皆知，甚至违背了比尔·佩利惶恐万分的意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篇报道播出后，我在格伦韦尔比和许多客人度过了一天，包括帕姆·贝里（Pam Berry，当时已经是哈特韦尔夫人）、克雷·费尔克、迪克·霍尔布鲁克（Dick Holbrooke），有意思的是，还有尼克松的商务部长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以及他当时的妻子萨莉（Sally）。萨莉是自由派民主党人，表达观点时直言不讳，因此，这个周末里出现了许多异常尴尬的时刻，尤其是当萨莉断然宣称会投票给麦戈文时──白宫其实早已知晓此事。她还公开发表评论，谴责本届政府，一度说道，“尼克松根本没种。”我们全都困窘不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没有为他的老板辩护。
正在打网球的时候，彼得被叫去接听白宫接线员打来的电话，电话是哈尔德曼打的。后来，政府解雇了彼得，而在我家中找到他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由。然而，在格伦韦尔比过周末并非就是决定因素；亨利·基辛格在政府内部似乎就没有遭受非难，尽管“水门事件”期间，他还是时常来到我家──但没有来《邮报》。
在我们报道“水门事件”的过程中，彼得始终是我的好友。事实上，他告诉我，《邮报》10月底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后，我的名字出现在白宫幕僚会议上的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彼得已经听闻了太多他们意图对付我的言论，某天，他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里，说道，“凯，我不知道真相是怎样的，但的确有许多愤怒的人觉得你是在故意找茬。我希望你正在执行严格的新闻标准。倘若你错了，问题会非常严重；他们会揪住你不放的。”我很感激彼得勇敢提醒我的心意，并向他保证，自己明白他话里的含义──我们一直行事谨慎。
我们的确很小心。我们始终倾尽全力以做到严谨负责，尤其是在肩负着报道“水门事件”的重担时。从一开始，编辑们就决心以超出过往的严谨态度报道此次事件，更加关注于公正和细节。他们制定了一些规则，所有人都要遵从。，匿名人士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必须至少有一个其他独立消息源作为佐证。“水门事件”刚发生时，我们尤其需要依靠大量秘密的消息源，但在每次刊登前，我们都会仔细复查每一段资料；只要可能，每篇报道我们都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消息源相互佐证。第二，我们不刊登任何其他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媒体报道过消息，除非我们的记者独立地证实和确认了这则消息。第三，交付印刷前，每篇报道的每个字眼都必须要有至少一位高级编辑审校，报道刊登前，首席编辑要进行审核。任何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这样的审查方式极为严苛。
然而，尽管知道每个人都是慎之又慎，我仍旧忧心忡忡。不论怎样小心，出错、被设计、被陷害的可能性始终萦绕不去。本再三安慰我──次数也许远高于他的实际感受──说一些消息提供者是共和党人，尤其是斯隆，此外，几乎报道这次事件给予了我们许多便利，不必匆忙刊登，因而能够全神贯注地核查每一件事。我们曾经多次推迟报道，直至完成所有审核程序。有时，某件事情仅仅是由于看起来站不住脚，便没有被刊登。因为证据不充分，我们会扣留某篇报道，但事后却证明报道中的内容千真万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时，“双重消息源”的政策令我稍稍有所安心。本进一步向我保证，伍德沃德拥有秘密消息源，如果对某事没把握，他便会去找那个人，我们从未被这个消息源误导过。那是我次听说（Deep Throat），甚至在霍华德·西蒙斯开始如此称呼他之前；根据当时一部流行在特定圈子里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为什么，我时至今日仍旧相信存在这样的一个人，他肯定是男性，而且既非杜撰，也非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是多个人物的合称。身份是我所知道的本保留至今的秘密，当然，鲍勃和卡尔也都保守着此秘密。我从未要求他们向我泄露秘密，只是有一次开玩笑地问起，而且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哈里·罗森菲尔德后来说，这种对细节的关照和对自身严格标准的执行，帮助我们制作了“我所经历过的持续时间长、错误量少的新闻报道，以后应该也难有超越”。
我们10月份的报道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所产生的影响持续发酵──影响了尼克松及其政府，也影响了我们自己。大量证据表明，一场运动正愈演愈烈，其意图便是瓦解公众对《邮报》和其他任何被视为对政府怀揣敌意的新闻媒体的信心。即便是在好的情况下，调查这个由罪恶、金钱和阴谋编织的复杂网络都已经太过艰难，而如今，总统和政府明目张胆的威胁和百般阻挠只会令事情更加棘手。《星报》记者援引查克·寇尔森的话说：“等大选的事情一完结，我们就真的要让《邮报》见鬼去了……准备好版面吧，因为我们就要用新闻来填塞它了……而这只不过才刚刚开始。此后，我们会变得真正强硬起来。他们会在L大街上哀求，希望从未听闻过‘水门事件’。”
我尤其厌恶那种将整个争端个人化的报道，它们暗指是某种私人恩怨破坏了《邮报》和政府的关系。我已经听闻了许多千篇一律的流言蜚语，涉及的是我对尼克松的看法，正是参议员多尔的推波助澜使这样的谣言一度甚嚣尘上，他指控说我告诉好友自己痛恨尼克松，还四处宣扬此事。多尔进一步说，这就是为什么《邮报》要撰写那么多“水门事件”的负面新闻。
说我们故意责难尼克松，对他和共和党人怀恨在心，这样的假设和想法令我深深为之憎恶。许多人误解了《邮报》的角色，认为我们从“抨击总统和共和党人”或“榨干他们后一滴血”中获取了某种享乐，这样的想法我听过不止一次。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或意图，我们也从中没有获取任何乐趣。我写信给某个人说，“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政府，倘若不必报道此类事情，我们会快乐许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仍旧不时会和约翰·埃利希曼联系，因此，大选前一天，我写信给他说：
不久前你越过藩篱为我带来一则消息，我非常感激。下面是我想要传达给你的消息。
过去几周里各种各样的指控漫天飞舞，其中有许多令我深感困扰，因为它们普遍误解了《邮报》刊登这些报道的目的。不过，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比参议员多尔的控诉更让我心神不安……他说《邮报》在特定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由我主导，目前的局势源自一则简单的事实，即我“仇恨”总统。
这样的“秘闻”有太多的漏洞，让人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纠正它们。然而，我首先要阐明事实：我根本无法想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或曾经表达过如此幼稚且愚蠢的观点，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希望你知悉这一点。此外，我还想要你知道，谎言不止于此。还有传言声称，出于某种原因，社论在公共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以及新闻的采择，都是建立在发行人个人的主张和好恶上。这并非事实，即便那些归于我身上的好恶──不包括我对总统的所谓的毫无缘由的“仇恨”──可能是真实的。
《邮报》上刊登的内容不是我个人主张的反映。而且，我还要说，过去几个月里，我始终为报纸的表现而感到由衷的骄傲──这个时间段也许会引发争议──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个人的喜恶爱憎。骄傲源自我的信念──编辑和记者们践行了标准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
在这一点上，我知道我们存在分歧。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之间已经有太多显著而坦诚的分歧，不需要再覆盖一层有害无益且危险消极的私人仇怨。我，身为其中一方，没有怀揣这种仇怨，也不希望看到错误的引证持续存在下去（自我的角度观之，似乎是这样的）！
我写给埃利希曼的话全都是肺腑之言。我隐约记得曾经对斯图·艾尔索普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尼克松的观感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消极，但对于身为政治家的尼克松，我没有这样的私人感情，也无法想象曾经说过类似多尔在演讲中引用过的话，更遑论我对总统的观感会影响《邮报》的编辑与记者。
《邮报》社论版主编及其副手和撰稿人确实不同意乔治·麦戈文的观点和政策，但社论版在没有为谁背书的情况下，似乎言辞含糊地支持了麦戈文，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太不赞同尼克松了。候选人麦戈文曾经只是试探性地利用过“水门事件”的报道。讽刺的是，他同样认为《邮报》对自己的报道不够充分、准确和公正──无论在何时何地，几乎所有候选人对每一家报纸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尼克松总统毫无悬念地以优势再度当选，赢得了61%的选票，并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获胜──证明了“水门事件”的影响力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也证明了白宫中以及其他地方与总统有来往的那些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人多么势力庞大。然而，尼克松并不安心于到手的胜利，并投身于团结国家的工作，而是立刻挟私报复，巩固权势。他在同政府官员举办的庆功晚宴上发表演讲，数次提及《华盛顿邮报》。他要求政府中的所有高层官员辞职，然后着手替换任何可能暗中不支持他的人──即便是“优秀的共和党人”。彼得·彼得森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选举过后，他被客客气气地解雇了。当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了萦绕于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疑虑──彼得森可能是被白宫的核心集团捅了刀子。文章引用白宫内部人士的话说，“你怎么可以信任一个和凯·格雷厄姆共进晚餐的家伙？”汤姆和琼·布雷登为彼得举办了欢送会，《邮报》的萨莉·奎因对此进行了报道。彼得受够了政府的百般责难，在欢送会上发表了极为不敬的祝酒答谢辞。他说自己被带到“戴维山”（Mount David），在忠诚度测试中被盘问可疑好友的事情。奎因记述说，“终，彼得森告诉来宾们，他没能通过体能测试。他的小腿太胖了，无法在立正时让脚后跟发出咔嗒声。”
就在选举过后，《邮报》与总统之间的不愉快氛围达到了极致，“水门事件”的报道也干涸断流了。没有新内容可供报道的事实助长了一种观点，即整个报道从一开始就怀揣着政治目的──《邮报》为影响大选，而对总统展开的毫无根据、心存偏见的攻击。
菲尔·盖林说，唯独这一次，本真正要求他考虑着就这一主题撰写些社论：“他告诉我，‘倘若你只是应景地写篇社论，谈谈调查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社论的确发表了。至于新闻方面，哈里·罗森菲尔德对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纠缠不休，讨债般逼迫他们深入挖掘，让报道延续下去，他们自然照办了。在报道停滞不前时，本针对这段时期表达了一些观点，并记录在了文件里；后来，我还为这份文件添加了些注释。本的评论反映了他始终如一的态度：“低调姿态就是一坨屎。”
那年秋季，选举过后，我开始发表更多演讲以捍卫整个媒体界，尤其是《邮报》，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一场逐步升级的运动，我们感到这场运动的意图就是玷污《邮报》的声誉。早的几次重要演讲中，有一次演讲的对象是旧金山联邦俱乐部（San Francisco Commonwealth Club），那是相当保守的团体。梅格率队撰写演讲稿，其内容强调了捍卫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我对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有些恐慌，担心会被问到“水门事件”的细枝末节，担心自己不知道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或与之相关的各类事件。梅格给了我一份这些复杂事件的年表，年表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整理记录。我把它带在了身上，准备在飞机上仔细阅读。搭上这架长途飞行的飞机后，我坐下来开始浏览文件，但很快就睡着了。着陆时，我醒了过来，一名男子从我身旁的通道经过时弯下身子说道，“你好，格雷厄姆夫人，需要我帮你拿行李吗？”我抬起头与参议员多尔四目交接，立刻便被吓得怔住了，担心他已经看到我在研读民主党准备的文件；他曾指责我们报道“水门事件”的原因在于我痛恨尼克松，而此时距离那次指责还没过去多久。不过，他要么是没有注意到文件，要么是出于礼节，总之对我非常友好，陪伴我下了飞机，也的确帮我拿了行李。我们愉快地交谈着，终我鼓起勇气说，“顺带提一下，参议员先生，我没说过我恨尼克松。”“哦，你知道，”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竞选期间，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放到你手上，而你只能照着念。”他的回应让我错愕不已，如此轻描淡写地否认了对我们《邮报》所有人，尤其是我，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情。
与此同时，政府授予了《华盛顿星报》一次采访的机会，它掀起了一场针对我们的（勉强称得上的）抵制活动──确切地讲，就像匿名白宫助理告诉《时代》杂志，“要排挤《华盛顿邮报》”一样。《时报》报道说，他们的想法是“我们怎样才能程度地损害《邮报》？”我们拨出的电话不会有人接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获得工作性质的待遇；政府官员不会来出席编辑午餐会，当然也不会来我家吃晚餐。一种极为荒唐、卑劣和不可思议的报复方式出现了，政府拒绝接纳我们魅力四射、颇受敬重和爱戴的资深社会新闻记者桃乐丝·迈卡多，不让她报道各类聚会，让她独自冷坐在记者室里，还一次又一次地阻扰她参加社交活动，而她当时已经68岁的高龄了。这一策略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在华盛顿新闻团体的同行中，桃乐丝很快变成了女英雄式的人物。事实上，《星报》仗义勇敢地刊登了社论，支持我们并反对禁令，声称倘若《邮报》不能报道这些聚会，《星报》也不想得到任何偏袒：他们的社会新闻记者伊莎贝尔·谢尔顿（Isabelle Shelton）会和桃乐丝一起坐在记者室里，拒绝参加所有桃乐丝无法出席的活动。我写信给纽伯尔德·诺伊斯（Newbold Noyes），感激他“发表了我作为竞争者所能够想象到的善意的慷慨、落落大方的声明”。我还在信中说，“有一点至关重要……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要让当权者知道，我们重视新闻行业的道德标准，并且会同舟共济，彼此扶持。他们离间和击败我们的意图异常明晰。”
几周之后，大卫·布罗德在《邮报》发表文章称，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表示，“他认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水门事件’过程中有夸大其辞和扭曲事实之嫌”。克莱因迪恩斯特还说他已经告诉我，政府禁止《邮报》记者出席白宫的某些社交活动所造成的不公，根本比不上《邮报》在报道“水门事件”时对政府造成的不公。布罗德的文章中引用了克莱因迪恩斯特的一段话：“我告诉她，‘不要太过烦恼。你掌控着一家伟大的报纸。继续干吧，照你喜欢的方式经营它。但倘若总统有些不快，进而对你做了些不体面的事情作为回应，请不要感到惊讶。’”
实际上，政府正在做一些手段卑劣的事情作为回应。暗中破坏媒体的信誉正开始成为蓄意为之的政策，而事实也证明，政府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此外，尽管没有太多确凿的证据，我们《邮报》的这些人非常清楚自身就是尼克松和政府报复的对象。
11月13日，寇尔森再次攻击《邮报》，点名批评本·布莱德里：“意图颠覆一场政治活动的全部进程，而它只不过是场虚幻的白日梦，一部发行量与《飘》相当，粗鄙程度不输于《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的小说作品……如今，布莱德里先生视自己为自封的领袖……率领着一小撮边缘又自大的精英人物，以怪僻的世界观侵蚀着美国新闻业的健康主流。”后来，我们从“水门事件”的起诉书中得知，这次事件仅仅过去两天后，寇尔森与霍华德·亨特有过一次电话交流，主题就是必须给正遭受审讯的被告更多的金钱。
我们后来还得知，尼克松曾一度有意让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收购《邮报》。据记者尼克·莱曼（Nick Lemann）所言，斯凯夫是位“右翼匹兹堡（Pittsburgh）百万富翁”，而正是莱曼发现了埃利希曼某次与总统会面时记录的笔记。1972年12月1日，埃利希曼与尼克松会面时记录一些笔记，这些笔记作为证据出现在了尼克松档案馆（Nixon Archives）里：“《邮报》。斯凯夫将会出价收购它。（资产）。倘若她（60%，她控制了这么多份额的A类股）拒绝，流通股SH（股东）会提起诉讼。总统不能和他说话。”
12月4日，白宫演讲稿撰写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助手肯尼斯·卡奇吉安（Kenneth Khachigian）寄给布坎南一份备忘录，详尽细致地阐述了要针对《邮报》做些什么：“寇尔森今早打来电话，说明了总统想要实施的方案。”备忘录继续写道：
他们想要一篇长文，揭露《华盛顿邮报》针对RN（理查德·尼克松──译者注）说过的恶劣的话，诉诸人身的诋毁。
文章应该追溯至50年代，指明他们对RN恶毒的敌对。主线理应是：《邮报》1972年积怨已久的报复行为是挫败感的终极体现。经过了对RN年复一年堆砌如山的嘲弄和谩骂，公众却是以倾倒一切的态势支持着RN──这是《邮报》所无法容忍的；愈发尖锐的态度以及对“水门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正是由此而来。
寇尔森说文章需要具备“屠夫般的品质”──也许可以交由《纽约时报》杂志发表。
显然，《邮报》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敌对氛围先于“水门事件”而出现。1969年和1970年，我同副总统阿格纽展开激烈较量，它成为了这种怨恨情绪的一部分。1970年的多份备忘录后来曝光了出来，它们尤其阐明了政府对《邮报》的厌恶和伤害我们的意图。
例如，尼克松1970年发表国情咨文后，政府审查了论调相左的社论和专栏，之后，白宫中的某位幕僚给约翰·埃利希曼寄去备忘录，说道：“以下报纸和专栏作家是不受欢迎的。他（尼克松）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让工作人员浪费一丁点时间在他们身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信使报》（Courier）《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纳什维尔田纳西人》（Nashville Tennessean）《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马丁·诺兰（Martin Nolan）以及《快邮报》（Post-Dispatch）的理查德·达德曼（Richard Dudman）。”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哈尔德曼为助手杰布·马格鲁德（Jeb Magruder）草拟了一份备忘录：“现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有效手段让他们工作起来，在反击行动中炮轰这些杂志和电视网……将此次行动集中在名单中的少数几个地方，包括全国广播公司、《时代》《新闻周刊》《生活》《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不要将你们的炮弹浪费在其他刊物上。”
还有一位匿名人士寄给了马格鲁德（Magruder）一份谈话文件，阐述了意图针对《邮报》采取的行动：
1.安排某个人去《华盛顿邮报》激怒凯·格雷厄姆。每天打电话或写信，立场姿态是我痛恨尼克松，但由于你持续不断的批评太过幼稚、荒谬和鲁莽，你正在损害我们的事业，也毁掉了你的信誉。
2.莱恩·诺夫茨格（Lyn Nofziger）应该和白宫的人制定计划，写封联名意见书给《邮报》，说我们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看特区的报纸，但幸运的是我们阅读家乡的报纸；然而，令我们深感震惊的是，相较于全国的其他地方，华盛顿人民阅读到的新闻报道充满了偏见，诸如此类……
两个月后，1970年5月，尼克松亲自披挂上阵。他寄了份备忘录给哈尔德曼：
我想要你和克莱因以及泽格勒谈谈，阐明对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一些要求严苛的指示。我会详细说明这些指示，接下来的60天里，我希望它们能够被精准地执行。
关于《华盛顿邮报》，我重申两周前下达过的命令，这个命令仍未被执行。无论何种情况，泽格勒都不得接见《华盛顿邮报》的任何人，白宫中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接见《华盛顿邮报》的任何人，或回复他们的任何电话。他们应当被当作普通记者团的成员对待。这包
空樽对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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