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

　　《天下·法学新经典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刑事诉讼问题的一种尝试。按照这种方法，研究者观察制度、实践以及改革经验，从中发现问题，解释制度或实践变迁的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终对理论进行检验和论证。运用这一方法，《天下·法学新经典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对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速裁程序、司法裁判、案卷移送、*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以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一些理论命题，如”私力合作模式””合作型司法学””三元化审判模式””立法推动主义””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义务本位主义”，等等。通过上述概念化和理论论证的努力，本书探索出一条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路子，推动这一学科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轨道。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兼任国际证据法协会理事、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检察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公安部执法监督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理论、法学方法。在程序价值、诉讼构造、程序性制裁、刑事诉讼模式、辩护、证据理论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出版有《刑事审判原理论》《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刑事证据法》《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刑事辩护的理念》《刑事辩护的艺术》《司法体制改革导论》等著作。

法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尝试（第三版序言）
惊心动魄的跳跃（版序言）
章法学研究回归社会科学的思考
一、从“郑永年之惑”谈起
二、传统规范法学的缺陷
三、对“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反思
四、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
五、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一、刑事和解的出现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三种模式
三、刑事和解的现实利益基础
四、刑事和解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挑战
五、刑事和解制度的未来
第三章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
——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一、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
二、帕克和格里菲斯的诉讼模式理论
三、对抗性司法及其局限性
四、限度的合作模式
五、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
六、私力合作模式
七、一种新的合作性司法哲学
第四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个模式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
二、“先刑后民”模式
三、“刑民分离”模式
四、“先民后刑”模式
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选择
第五章刑事司法裁判的三种形态
一、刑事审判形态的多元化
二、定罪裁判
三、量刑裁判
四、程序性裁判
五、三大裁判形态的制度影响
第六章“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
———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思路
二、“认罪”与“认罚”的同步性
三、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
四、控辩协商的幅度
五、对“流水作业”诉讼构造的突破
六、法庭审理的对象
七、对被害人诉讼请求的合理关注
八、结论
第七章制度变革中的立法推动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二、立法推动主义及其局限性
三、制度变革中的司法推动主义
四、制度变革的另一条道路
第八章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
一、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历程
二、1979年确立的庭前案卷移送制度
三、1996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四、“庭后移送案卷”制度的形成
五、庭前移送案卷制度的重新恢复
六、制约案卷笔录移送制度的几个深层因素
七、结论
第九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一）
——刑事审程序流于形式的成因分析
一、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提出
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
三、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推定
四、对案卷笔录证明力的优先接受
五、刑事证据法的存在空间
六、仪式化、剧场效应与庭审功能
七、法庭审判制度的重建问题
第十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二）
——刑事第二审程序的理论反思
一、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困境
二、二审程序中的“两步式构造”
三、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调查讯问”程序
四、不开庭审理程序中的推定法则
五、开庭审理程序中的案卷笔录
六、“事实复审”的神话
七、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运动”
八、进一步的评论
第十一章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
——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与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二、死刑复核的六大程序要素
三、死刑裁判的“风险转移”
四、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一：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
五、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二：非诉讼化的裁判方式
六、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三：秘密的行政审批机制
第十二章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
——对中国冤假错案发生原因的一种解释
一、“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
二、“留有余地”的两种模式
三、“留有余地”模式的体制成因
四、“留有余地”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五、“留有余地”模式的未来
第十三章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历史考察
三、“坦白从宽”的诉讼效果
四、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
五、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辩护效果的影响
七、两种法律传统的博弈
八、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法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尝试（第三版序言）

　　作为一部研究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著作，《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版已经出版十多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具有典型学院派风格的”学术专著”，竟然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厚爱，受到了那些关心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各界人士的青睐。如今，本书的第三版出版在即，笔者有必要对新版本的修订情况略作说明。

　　笔者在版序言中曾提到，本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中国刑事诉讼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模式化”的研究。身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法律问题”，法学研究者确实有必要将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为法学研究确立一些限度的学术准则。在笔者看来，推进司法改革和推动立法进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很多法学研究者可以一展身手的领域。但这属于”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的范畴，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作为专门的、职业化的学术活动，法学研究应当秉承”价值无涉”的准则，将各种政治的、立法的、司法的乃至社会的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形态和发生的原因作出理论上的解释，以探寻制度形成和变迁的规律。与因果关系的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对各种制度设计、改革方案以及理论思潮进行模式化的研究，通过一种”概念化”的方法，使这种研究具有理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和”理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

　　按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笔者对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量刑程序、案卷移送制度、审判程序、被告人地位、制度变革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跟踪考察，并作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透过实践中的问题（questions），越过对制度缺陷和不足（problems）的关注，笔者发现了制约制度发展变化的理论问题（issues），总结了制度变迁的规律，通过概念化的努力，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例如，通过对刑事和解现象的观察，笔者提出了”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的概念，并将”合作性司法”区分为”公力合作模式”与”私力合作模式”；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运行状况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先刑后民””刑民分离”与”先民后刑”这三种带有理论模型性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通过观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量刑程序的变革发展，笔者将刑事审判区分为三种类型：”定罪裁判””量刑裁判”和”程序性裁判”；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刑事速裁程序，笔者发现了”控辩协商”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思路；通过全面观察我国刑事审和第二审程序的运行状况，笔者提出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通过回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演变，笔者提出了”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命题……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模式，笔者还提出了”立法推动主义”与”司法推动主义”这两种模式；对于法院一直以来盛行的”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笔者也对其成因进行了概念化和理论化尝试。

　　当下，法学界出现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学派之争”，不少学者都被卷入其中，出现了”厚此薄彼”的立场选择现象。应当说，法学界对法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更谈不上形成了什么”学派”之争。所谓”法学教义学”，无非是从”法律之内观察法律”，将成文法典或司法解释作为分析的对象，注重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强调推动书本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顺利实施问题。而所谓”社科法学”，则是从法律之外观察法律现象，注重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解释法律问题，强调分析制度或实践发生的原因。其实，这两种方法既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更带有很大的互补性，完全可以相互补充和整合，而没有必要进行无谓的争鸣。法学研究需要引入真正的社会科学方法，将法律文本和法律现象都作为观察的对象，从中发现真正的理论问题，并发现法律变革方法的规律，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法学理论。三年前，笔者曾发表《法学研究回归社会科学的思考》的论文，就对这一问题作出过初步的讨论。

　　与版和第二版均不相同，《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试图将笔者对刑事诉讼问题所做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以帮助读者了解”刑事诉讼研究的社会科学视角”究竟取得了哪些进展，做出了哪些理论贡献。笔者丝毫不掩饰一个学术意图，那就是对刑事诉讼问题的研究，乃至对法律问题的研究，都应当回归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之中。过去的规范法学，无论是侧重”良法”构建的对策法学，还是强调”美制”实现的法解释学或法教义学，都仅仅将制度变革或法律实施作为研究归宿，走入了学术的”死胡同”。而近期兴起的”社科法学”，尽管在引进社会科学方法方面有所贡献，但由于过于自负，忽视了对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本的专业化观察，所做的理论贡献也是十分有限的。而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是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循着”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先归纳后演绎””从经验到理论”的思路，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并对前沿的理论进行对话，在科学验证的基础上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

　　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中国模式”问题颇为引人注目。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中国究竟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模式”，这是一个可以引发更多讨论的问题。笔者期待着更多关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人士，参与到刑事诉讼模式问题的研究之中，真正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展开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

　　陈瑞华

　　2017年12月19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