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718947
英文版本将由德国三大出版社之一施普林格出版社近期推出。
以司法证明和推定规则为主线，重点阐司法证明的难题、历史、方法、规则、责任、标准以及推定概念的解析、种类的重述、规则的范式、创设、适用和司法错判的证明等。
司法人员不是神仙，无法全知全觉，也无法穿越时空隧道，只能通过有限甚至短缺的证据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于是，那事实便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一般而具有了模糊性。
《司法证明方法与推定规则》脱胎于何家弘教授的代表作《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代表作出版后广受瞩目，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网易网、法制网、中国普法网、中国日报网等均有报道，网页上更不乏读者热评。代表作出版后屡获奖项，并入选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此次，何家弘教授根据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代表作进行了重撰精修，重点论述司法证明与推定的相关主题，使本书更符合逻辑体系。例如，增加了”司法证明的难题”作为*章，而且以近年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三起”撞倒抑或自摔”的案件为例，展开关于证据短缺下司法证明难题的论述。体例方面，重新组织章节目结构；内容方面，重新调整补充并以案例讲述引入主题，形成了一部新著。
第一章司法证明的难题
第二章司法证明的历史
第三章司法证明的方法
第四章司法证明的规则
第五章司法证明的责任
第六章司法证明的标准
第七章推定概念的辨析
第八章推定种类的重述
第九章推定规则的范式
第十章推定规则的创设
第十一章推定规则的适用
第十二章司法错判的证明
余论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
本书的前身是《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该书由法律出版社于2012年11月出版，系该社重点规划产品–“法学家代表作系列”之第一部。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网易网、法制网、中国普法网、中国日报网等均有报道，东东网和卓越网更有读者热评，法律社门户网站也作出重点推介。2014年，该书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年，该书荣获第三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年，该书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立项，将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英文译本。
该书原本是一部专业论文集，是笔者近二十年证据学研究成果之集萃。如今，这本书要翻译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其内容体系必须进行修订。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选取原著中适宜在海外发表而且论题相对集中的篇章，作为英文版的写作原型，重点论述司法证明与推定的相关主题，以使本书更符合学术专著的逻辑体系。另外，为了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我重新设计了各章内容结构，采用了由案例讲述引出主题的模式，对相关内容也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例如，为了更好地切入本书的主题，我增加了”司法证明的难题”作为第一章，而且以近年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三起”撞倒抑或自摔”的案件为例，展开关于证据短缺下司法证明难题的论述，而我近期到英国访问讲学中的一次遭遇更为这一问题的阐述提供了鲜活的脚注。
2016年9月27日，我到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中西方的宪法传统”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牛津大学法学院、香港大学法学院和中英协会共同主办，讨论题目包括中国宪法的智识渊源、法治、法律规则公约、人权结构、法治的社会维度、中国宪法秩序中的香港地位等。我的发言主要从反腐败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法治的发展。
与会者中既有法学教授，也有法务专家。9月29日上午，英国最高法院前任暨首任大法官菲利普爵士也到会做了主题演讲。菲利普大法官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法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主席（中方主席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先生），因此，我们在29日中午还召开了普通法中心部分学术顾问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方学术顾问牛津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恩迪考特教授和维勒大律师、中方顾问代表朱景文教授以及普通法中心的发起单位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院长、牛津大学法学院戴维斯院长和中英协会裴士高主任，以及三个单位的其他教师等。我作为普通法中心的主任主持会议并且做了简要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我还要在牛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再到苏赛克斯大学做访问教授，共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不强，所以出国访问半月以上时，一般都由妻子新萍陪同。另外，新萍的叔叔一家早已移居伦敦，她一直想去探望，这次就带着外孙宽宽同我一起来到英国。不过，她们在西斯罗机场就被亲戚接走，至伦敦居住。
国庆节期间，我到伦敦去接她们来牛津小住。我们住在牛津市主街旁的一家旅馆，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们经常听到急救车那刺耳的叫声，还疑惑为何会有这么多需要急救的人。没想到，我们后来也坐上了急救车。
10月5日下午，我们计划带宽宽去参观三家博物馆。他很喜欢博物馆，住在伦敦的那几天，他一共去了四家博物馆，当然包括了大英博物馆。主街上有红绿灯的路口不多，行人过街一般都要走专门通道，就是路中间有个安全岛。其实，随意穿行马路的行人在牛津屡见不鲜。牛津的自行车也很多，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我过马路时都要抓紧宽宽的手，主要是防范自行车。
我们走出旅馆，来到主街。我拉着宽宽走在前面，新萍跟在后面。我看右边的车辆距离很远，就拉着宽宽走向马路中间，却突然听到身后的惊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新萍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上。我急忙拉着宽宽跑回去。新萍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嘴边还有血迹。我想把她扶起来，但是她的左臂很疼，不能动。
这时，一些路人围了过来，关切地询问着。见新萍的伤势挺重，有人提出应该打电话叫急救车。路人甲（青年男子）便主动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路人乙（青年女子）蹲下身来，自说是急救志愿者，让我向新萍问了一些很专业的问题，包括有没有头晕、视力如何、是否恶心、手指的感觉等。然后，她接过路人甲手中的电话，向急救中心讲述这里的情况。这时又来了路人丙（黑人男子，学者模样），自说是医生，又问了一遍专业问题，然后建议把新萍扶到路边的座椅上。他又问了新萍的服药史和过敏情况，然后拿出一片止疼药，让新萍吃下去。此时，新萍的疼痛有所缓解，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急救车。
这时我才注意那个骑车人。她有三四十岁，南亚人，像个打工者。她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我没有责怪她。
警车先来了，走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简要询问了事件经过，告诉我急救车马上就到。然后又去询问那个骑车人的姓名和有关情况。急救车终于来了。两个急救员把新萍扶上车，躺在急救床上。我向那几位热心的路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带着宽宽也上了车。坐好之后，急救员按程序提问、记录，让我们系好安全带，急救车尖叫着驶向医院。
我们来到牛津大学医院的急救科。急救员把我们交代给医护人员之后就走了。医护人员又询问了那些类似的专业问题，并且复印了新萍的护照。我们坐在候诊区等候，时间过得很慢。由于急救科的病人很多，我们等了将近一小时才得到医生初诊。女医生态度和蔼，她认真地查看之后，判断是左肘关节脱臼，而且可能有骨折。她用三角巾把新萍的左臂固定好，然后让我们去拍X光片。新萍很坚强，一直靠自己慢慢走动。拍了X片之后，那位男医生急忙跑去找来一个轮椅，让新萍坐在上面。我推着她回到女医生的诊室。女医生已经在电脑上看到了X光片，告诉我确有骨裂，就请来一位资深的男医生，讨论治疗方案。
男医生告诉我，新萍的左肘关节错位严重，而且有骨裂，需要首先做手术复位。他把手术程序和麻醉风险等告诉我，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就开始组织手术。他们把新萍推进手术室，一共有五六位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准备着。麻醉剂点滴固定好之后，医生让我带着宽宽离开手术室。宽宽一直很懂事地跟着我，没有再提去博物馆的事情。
大约半小时之后，医生走出来，叫我们进去。手术很成功，新萍的左臂打上了石膏。此时，她已经不感觉疼痛了。她很乐观地说，人在本命年都会遇到一些磨难，这大概就是了。她是个习惯于节俭的人，就问我治疗费用的情况。我说不用担心，我带了银行卡，而且我们行前都买了保险，回国后可以报销。
这时又来了一位女医生，跟我们讨论下一步治疗方案。她认为应该尽快再做一次手术，更换裂骨。为此，她要给新萍安排CT检查，今晚住院，明早手术。新萍不放心我一人带着宽宽，不愿意住院，也不愿意再做手术。她不想在体内安上一个金属部件。我有过损伤手术的经验，也认为做手术更换裂骨并非上策。我婉转地讲了我们的意见，但是那位医生坚持她的意见。我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她。她终于同意让我们出院，但坚持为我们预约第二天早上的门诊和CT检查。
初诊医生把我们带回她的诊室，给新萍更换衣服并交代注意事项。我衷心地向她表示感谢，然后问她，我应该如何去交费。她说不用，因为急救科的一切救治措施都是免费的，我更为她们那热情认真的态度而感动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我问女医生在何处可以找到出租车。她说在急诊科出口有个专门的电话，只需按一个按钮就行。她想了一下，起身送我们走到急诊科出口，指导我使用那个电话。我按了按钮，对方是出租车中心，问了我的位置和要去的地方。我们再次向女医生表示感谢，然后走出急诊科的大门。出租车很快就来了，一直把我们送到旅馆的门前。
生活还要继续，而且是对我的生活能力的考验。其实，人都是有潜能的。没有了依赖，我的生活自理和他理能力都有很大提升。新萍本人是中医，知道如何调养康复，因此她的肘伤恢复很快，几天之后就可以行动了。
10月11日，我们从牛津来到布莱顿，我的访英模式也从学术交流转为讲学。作为苏赛克斯大学的访问教授，我除了给法学院的研究生讲课并参加一些会议，还给商务管理经济学院做了主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此外，我还应邀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了《亡者归来》的新书发布讲座，到金斯顿大学商学与法学学院做了主题为”中国的刑事错案与司法改革”的讲座，到利兹大学东亚中心做了主题为”法学与文学在中国：冤案讲述”的讲座。这些讲座的现场反应都很好，自我感觉也不错。一些外国教师和学生表示，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听到中国学者用英语讲述，而且可以直接进行自由的对话。听众中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往往会在讲座结束之后与我交流，谈谈他们的学习以及困惑。虽然他们并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但是也不喜欢听到外国学生对中国的抨击。他们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教授出来讲座，以便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其实，我的讲座主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容易招来一些更为敏感的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不否认也不掩盖中国的问题，但是要以学者的视角进行客观的讲述和理性的分析；第二，要具体介绍中国的进步，如反腐败和司法改革，而且要根据民主法治发展的大方向阐述个人的见解和建议。当然，讲座的语言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要穿插一些轻松幽默的话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兹大学的讲座安排很有特色。那是一个电影演播厅，听众多为文学或语言学的学生和教师，而且主办者在讲座开始之前就提供了红、白葡萄酒。听众们可以一边品美酒，一边听讲座，确实很有文学的味道！
新萍康复之后，我们又谈起那天发生车祸的经过。新萍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只知道她要过马路时看见有公交车过来，就停了下来。她注意看了左边，但是没想到自行车从右边撞了过来（英国的车辆沿道路左边行驶）。我记得当时警察调查时，那个骑自行车的女子说，她沿着路边骑车，看到一位女士要过马路，她认为自己能从那女士的身后过去，但是没想到女士往回走，就撞到了她的车上。诚然，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没有纠纷，无须司法证明。但是，假如此事诉诸法院，法官面临的恐怕也是短缺的证据与模糊的事实。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前书的主题。
总之，本书虽是在《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它已然成为一部新著。
是为序。
何家弘
2017年9月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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