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四十自述

◎胡适脱敏，毛爷爷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1956年，毛爷爷曾就批判胡适一事这样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果真，如今胡适比鲁迅更加“热”。

 

◎了解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必读书，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俱佳

《四十自述》中，胡适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有非常详细的回忆和相当深刻的思考。同时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从从容容的叙述中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紧张和激变，尽显儒雅、睿智、幽默的文人气息，是了解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必读本。

 

◎21世纪，不可再错过胡适先生

胡适的学问与为人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李敖、唐德刚、季羡林等大家都对胡适极为推崇。更有李慎之先生说：“20世纪是鲁迅的，21世纪是胡适的。”即使相隔百年，人们还可以听到那震撼心灵的声音，重读胡适，要自由，更要建设自由。

 

胡适先生回顾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经历，从他的信仰、母亲的订婚、慈母的教育、三岁入塾、叫局吃花酒到醉酒打巡捕、闭门读书考上庚款留美、至 “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成长、学习与突破的根源与历程。
　　胡适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舆论界的领袖、宗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论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胡适的才华、思想、品德的形成都与他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的成长与所受教育密不可分。
　　这部自传不仅完整地呈现了他40岁及以前的生活、思想与事业，也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他的家乡、他求学的上海、留学的美国、活动*多的北京，在此都有描述，这些成为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政治、舆论界的状况，民国时期文人中国梦的思路，当时知识分子寻求进步轨迹的重要内容。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 年12 月17 日生于上海，是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
　　胡适童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 岁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 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改读文科，25 岁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受其“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颇深。1917 年，27 岁的胡适回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文科教授。同年，他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后历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62年2 月24 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享年72 岁。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写挽联，评价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的一生璀璨斑斓，曾与众多成就巨大的人物互相唱和：胡适虽然说过“不喜欢搞政治”，但他的一生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在台湾多年身处官场，还参加过总统竞选；胡适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史、哲、教育及社会活动方面都有巨大建树；他在任驻美大使时，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美国的国务卿及其司长、各国驻美使节都有交往。
　　以胡适的成就、影响力及对近现代中国之贡献，说他是拉开现代中国文明与进步、民主、自由幕布的先哲并不为过。

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
　第一章　九年的家乡教育
　第二章　从拜神到无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
　原书自序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附录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
作品列表
生平年表

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

 

胡适成名45年，亲人、旧友、门生、同仁、粉丝等都曾对他撕破脸皮。“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文 | 叶胜舟（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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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26周岁，即在全国“暴得大名”。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蒋介石在日记上评价胡适：“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
　　
《纽约时报》载文欢迎：“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日本媒体也非常关注，东京的《日本评论》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二战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孤立主义盛行。1938年12月，胡适、陈光甫想方设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年3月，胡适、陈光甫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两笔巨额贷款，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提升了中国国际信用。
胡适受命于国难、败军之际，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凭借坦诚、学识、人脉，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深的人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全面抗战4年多，一直苦撑待变，也不单独宣战，如今终于松口气。12月9日，国民政府跟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尽忠。他告诉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谢绝英、美大学的高薪聘请。胡适在送“抗日战友”陈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诗明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但胡适抗战时的言行，当年即受不少指责。概括有三：

其一，“汉奸”说，幻想对日求和。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高层、学者有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顾祝同、胡适、陶希圣等属于主和派，即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某学者”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日本是没有信义的”。参谋总长程潜直斥其“汉奸”。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主和”意见。
国力悬殊，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主战派也对前景悲观。胡适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意志坚定，士兵英勇顽强，民众同仇敌忾，“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粉碎日本“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胡适深受鼓舞，对抗战结局不再悲观，倾向“主战”。9月8日，他对汪精卫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近代以降，日本对华狼子野心。甲午海战大胜后，更是贪得无厌，咄咄逼人。胡适幻想与日本求和，无异缘木求鱼，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国罪行完全是两码事。陈布雷向蒋介石转交胡适、陶希圣“主和”之见时，附信明确反对，同时中肯评价是“忠诚迫切”。胡适使美之后，更以“过河卒子”自许自励，“低调同志”转变为“抗日斗士”。

其二，“沽名”说，到处演讲不管“正事”。

胡适任驻美大使4年有余，在北美各地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抗战，演说400余次，确实蛮拼的。不少大学争相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仅1942年就接受10个。李敖对他这时期的工作和成就颇为认可，“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适的演说也引起日本的惊恐。胡适日记中保存《纽约时报》1940年10月31日报道，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评论，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由此可见，胡适虽为一介书生，却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日本媒体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决不亚于正面战场一个整编师的军事“硬实力”。
但胡适的演说备受国内诟病，视为不务正业。1940年6月，蒋介石委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见面就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胡适后来继续演说，还有一个无奈缘由，就是深受宋子文排挤，无所事事。1940年10月，宋子文来美不久就致电蒋介石，参了胡适一本：“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还鼓动蒋介石撤换胡适，“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蒋介石下不了决心，宋子文不断催促。
宋、胡矛盾难以调和，蒋介石也有责任，任命就有问题。胡适是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特命全权代表，两个“特命全权”，人为制造矛盾。1941年12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排挤胡适更加有恃无恐。
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吐槽“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也谈及辞职的两难：“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蒋介石明确发宋、胡的电报，宋也不给胡看，而是直接复蒋。

其三，“无能”说，对美外交不力。

1941年9月，美国私底下绥靖日本，进行秘密谈判，盘算利己损华。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方草案。英、澳、荷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24日，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
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11月25日，电令胡适反对。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见罗斯福总统。由于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蒋介石、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慎重考虑，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中美同盟由此巩固，远东战局虽苦但翻盘概率大增。
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痛批胡适“无胆、无能”，“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学者余英时的评价与蒋介石截然相反，认为胡适在此事上为中国抗战立下大功，“1941年11月26日美日*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这就是有名的“*后一分钟强烈争持”出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著作中，从另外一个视角评价胡适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飞鸟未尽，良弓已藏；敌国未破，忠臣获咎。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国援华已是顺理成章，驻美大使更由苦差变成肥差。胡适捐躯赴国难，视“骂”忽如归，如今“桥”已铺、“河”方过，胡适这个“卒子”反而成了“弃子”。
1942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因不满胡适争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国立场处置国事，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一笔抹杀，评价他“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书生意气 反弹琵琶

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两分可爱、一分可怜。
胡适是书生，非政客。有时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立场，难免不合时宜，不论得失，显得天真简单，“书呆气”十足。有三例为证。

例一：抗战不愿使美，为保自由身而本能拒绝。

1937年8月19日下午，蒋介石希望胡适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份前往美国游说。不愿当官的胡适*反应情绪化，竟一口拒绝，理由是不知道去美国后“能做些什么”，也担心被人指责为逃兵，所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政府高官们都头大、傻眼，不得不搬请胡适的得意门生、学术知己傅斯年客串“政治辅导员”，鼓动他为国效力。傅斯年一再苦劝，胡适就是不松口。*后傅斯年情真意切流下热泪：“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也是真性情，被此言此情打动，终于流泪答应，“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1938年7月20日，在美国游说的胡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希望他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也是经朋友们劝说，磨磨叽叽一周后，胡适7月27日才回电：“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9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9月17日对外发布，胡适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例二：国难当头，劝学生安心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清华大学救国会发布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其中一句悲愤怒吼，成为不朽经典，全民共鸣：“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13日，胡适反弹琵琶，在《大公报》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文章，在简短肯定“一二九运动”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可喜的事”后，笔锋一转，切入主题。认为“罢课是*无益的举动”，“‘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
国难深重，外侮内患。胡适担忧青年学生被政治口号迷惑，所以苦口婆心地劝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结果受到激进学生们的斥责。
一名热血青年基于“阻止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的义愤，给胡适写信送上“三字经”国骂，警告“往后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落款为“将来杀你的人”。
北大学生李祖荫在《胡适受窘北大礼堂》中回忆，1934年秋季，胡适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演，“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李祖荫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
胡适的学生邓广铭回忆，胡适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是在北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抗战前夕，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原因是前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
胡适的“调理药方”，理性温和，少伤元气，“远水”不足以让热血澎湃的急性子解“近渴”。其实，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也有所保留，批评“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认为，为寻找国家和个人的出路，“性急的年轻人一般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何况这种研究和主张改良并没带来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决’──进行阶级斗争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

例三：国共内战箭在弦上，写信劝*放弃武装。

1945年8月22日晚，胡适在美国与董必武长谈后，意犹未尽。24日致电*，以美国民主党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和平奋斗成为多数党这两例，劝说“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此议不全是帮蒋介石忙。抗战结束时，国军兵力约430万，明显强于约130万的共军兵力。他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显示超党派，想走英美民主之路；其二，为天下苍生计，免内战之苦；其三，高估自己对蒋、毛的影响力，尝试调停。
中共“七大”后，*党内根基已固，羽翼已丰，逐鹿中原的雄心万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他眼中也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岂能轻从胡适书生之言，解除武装，自废武功，任人宰割？
阅思吾族史籍，笔者常抚卷感叹，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两分可爱、一分可怜。文革初期，*、刘少奇早已水火不容，章士钊亦尝试调停，可与胡适尝试调停蒋、毛相印证。

 

学术公正 宽容大度

与鲁迅、郭沫若，如何交手？

自由需要宽容。1959年3月，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提倡“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与《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些权贵自以为永远正确，批评别人，往往高高在上，头头是道；被别人批评，就暴跳如雷，急于反击、打压。胡适有涵养，有雅量，对学生宽容大度，对论敌也宽容大度。1930年4月30日，他在致杨杏佛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自1924年始，左翼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与右翼自由主义旗手胡适渐行渐远，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弃。1925年5月11日，鲁迅因看不惯胡适“国人导师”的做派，写了《导师》一文，文末呐喊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933年3月22日，又用“何家干”笔名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挖苦胡适“出卖灵魂”。
对于鲁迅的含沙影射、冷嘲热讽，胡适大度淡定，不急、不理、不驳。相反，在著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客观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称赞他“成绩*”，“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尤见正气凛然的是，鲁迅去世一个月后，胡适还为他主持公道。1936年11月18日，文坛“骂鲁*人”的女作家苏雪林致信胡适，并附11月12日致蔡元培信，辱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攻击“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
胡适回信苏雪林的措辞理性、宽容：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深戒“旧文字的恶腔调”，“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58年5月，胡适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依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郭沫若的品行气节素有争议，晚年更是彻底堕落为“党棍”。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写道，1960年6月2日，胡适回忆：“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郭沫若信奉马克思主义，亲昵时曾搂抱亲吻胡适（徐志摩在场见证），翻脸时常公开辱骂胡适。1947年2月5日，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把胡适的抗战诗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改了一字，“拼命”改为“奉命”，有意曲解胡适原意，讥讽他是为蒋介石奉命、为国民党卖命的“卒子”。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3月1日，在香港《光明报》发表《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5月14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攻击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但郭沫若才华横溢，例如学界推崇他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之后的佼佼者。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分人文、数理和生物三组，遴选首届81名院士。人文组的遴选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人选有15人，都提名郭沫若，英雄所见略同，亦可显二人胸怀。据夏鼐日记，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时，会议主席朱家骅、萨本栋、吴有训等不支持，胡适等人力挺，坚持学术水准，抛弃政治偏见，郭沫若顺利通过票决，当选首届院士。
胡适还坚守着一条清晰底线：不论政治立场，爱护善待学生。清史专家戴逸北大求学时成绩优异，胡适赏识，曾邀其来胡府做客，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在法院只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北大学生千家驹思想左倾，胡适为他介绍工作，推荐到北大兼课，还为他证婚。

两岸“公敌” 晚年凄凉

我的信仰
　　01
　　我父胡传，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意志坚强、有行政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古典文史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怀揣一封介绍书，前往京师；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去晋见钦差大臣吴大澂。吴氏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现在见知于欧洲的汉学家们。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俾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才底子，且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着这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粮食告罄，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手，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得达安全的地方。我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一件事。及四十年后，我在一篇《杜威论思想》的论文里，以这件事实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澂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的人”，他在政治上却并未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因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与日本时，以五十五岁的寿辰逝世。
　　02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妻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做庄稼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且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中当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得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袓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田或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担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她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父亲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地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儿的庚帖（按：胡适《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Birth date paper，故译庚帖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是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为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了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的。”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家的聘金财礼比一般婚媾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且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思。所以到她给父母逼着答话，她就坚决地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得跳起来，忿忿地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03
　　我母亲于1889 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1891 年12 月。我父殁于
　　1895 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
　　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
　　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
　　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
　　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
　　亲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
　　早丧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
　　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
　　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
　　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
　　清静得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
　　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孩子们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学读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得了Doc（即Doctor 缩读，音与dog 同，故用作谐称。）的诨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据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赌馆都概行停业。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地听。但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里递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坐位上朗念生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每日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姊姊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子做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的门上有一张日光晒淡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业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子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她们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而自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她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为了是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缠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1895—1904）。在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
　　1 1. 《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明。
　　2 2. 《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熹所作。
　　3 3.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4 4. 《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1084 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像老饕一般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众所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舂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公元五世纪一位名叫范缜的哲学家，与朝众竞辩“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句话：“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竟陵王谈论，王对他说：“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由印度传来，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数最有力的观念之一。中国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训。但在现实生活上并不真确。佛教的因果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将其归之于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这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在那个儿童时代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仅仅是脾性的迎拒罢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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