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874955
★美国金牌公益诉讼律师杰拉尔德斯特恩亲历水牛湾矿难惨案实况再现！
★比尔克林顿总统亲笔作序！
★在美留学生书架上的法学教材！
★何帆、斯伟江、朱伟一、陶景洲、陈少文等诚恳推荐！
★面对人祸和天灾引发的诉讼战争，法律人如何以勇气、魄力和睿智挽救破局？探秘短兵相接的美国人治矿难时代正义何以实现？
★ 如果法律系统向每一个人开放，法官务实而清明，律师们也愿意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标准接收疑难案件的话，这个法律系统就是行之有效的。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的许多律师正在如此践行。
——美国前总统 比尔.克林顿
★ 我们这代人对美式诉讼的认知，或是来自约翰·格里森姆的律政小说，或是来自《律师风云》《傲骨贤妻》和《法律与秩序》等美剧，可法律毕竟是实践的学问，小说或美剧上的官司固然精彩，毕竟经过戏剧化处理，也未必代表诉讼实际。《水牛湾惨案》一书以真实诉讼为背景，讲述了法庭之外的“法律战”。正因为这本书既有理想，又接地气，才称得上一部“教科书式”的作品，值得每一位追求卓越的法律人认真品读。
——**人民法院法官 何帆
★ 这世界，通常是犹如皮次顿公司等巨人掌控的，他们崇拜强力和钱财的。而学法律的人，犹如祭司一般，应该是想到真正的法律是神圣的、是公正的，犹如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良心一样，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所有的法律人，凭良知和所学的法律，克服钱财和权力的引诱，其追求司法公正，这是一条窄路，但也只有这条路，才通向正义的源头。水牛湾类似的灾难不会杜绝，法律人的努力也永远不应停止，爱是永不止息。！
——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斯伟江
《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一书揭示的是：如果法律系统向每一个人开放，法官务实而清明，律师们也愿意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标准接收疑难案件的话，这个法律系统就是行之有效的。
从本书的故事中，读者还能了解到如下事实：灾难后的幸存者们遭遇的不仅是身体伤害、经济损失，还会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水牛湾地区一案中的律师所称的幸存者的“心理损伤”，现在被正式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水牛湾地区事件和其他悲剧事件后的幸存者进行研究后得知：创伤后应激障碍往往发生于灾难和残酷的战斗服役之后，而遭遇这些症状的人们需要社会的帮助才能有效应对。在退伍军人从伊拉克、阿富汗归来时，应当汲取这一经验。
水牛湾地区的洪水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章节。杰里?斯特恩的这部经典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观察视角，让我们对灾难发生的原因，其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法律系统是如何追究过失方的责任，如何减少损失，帮助受害人复原等方面都有所认识。
中文版序1
章来自山谷的求助
第二章天灾
第三章心存犹疑中，选择做对的事
第四章大山妈妈
第五章“照顾好我的孩子”
第六章“它们不是用来卖的”
第七章公然漠视
第八章仅仅是信口开河
第九章肃静，肃静
第十章更为明确的陈述
第十一章皮茨顿公司没能守住它的秘密
第十二章律师们的故事
第十三章您说的“水坝”为何意？
第十四章纯属自然现象
第十五章“无处可放”
第十六章“现有的水坝该怎么办？”
第十七章“心理障碍”
第十八章危险通告
第十九章已经够了
第二十章“追逐救护车”（Ambulance Chasing）
第二十一章诉讼时效
第二十二章书面和解方案
第二十三章“里克支流的洪灾”
第二十四章“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性”
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六章一次和解会议
第二十七章“不在场原告”
第二十八章“叛变的”证人
第二十九章数量惊人的免赔偿额
第三十章水坝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十一章诉讼策略
结语
后记
致谢
译后记
作为美国侵权索赔律师，杰拉尔德·斯特恩代理水牛湾惨案中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向罪魁祸首皮茨顿公司讨还血债，历经千辛万苦，终迫使被告就范。正可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一书是杰拉尔德·斯特恩为自己和他的律师同行们谱写的一曲英雄赞歌。但它更是“幸存者们的诉讼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我们法律系统的故事：法律体系具有有效应对能力，具有创造新判例的能力……”《新闻周刊》称赞道：“激动人心……读者为斯特恩拍手叫好，读者与斯特恩心连心，共同回应呼救，共同欢庆胜利”。但欢庆之余，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就民事侵权索赔而言，美国是苦主进行民事索赔的天堂。其实，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法律实践层面，民事侵权索赔都不是原告们的福地。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公司不但在经济上进行垄断，而且，他们利用财力上的优势，雇用秀的商业律师，司法，有沦为有权者打手的危险。
尽管司法也在不断努力，如设立惩罚性赔偿金、蔑视法庭罪，但面对具体的个案，实现正义的路仍然曲折而艰难。
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那里矿产资源丰富，有煤、石油、木材、天然气资源，但这些都被大公司所掌握，矿难发生的布法罗矿业公司所在的洛根县，291，725平方米的私人土地，220，494平方米由十家公司所有。他们财大气粗，掌控着整个矿区所在的城市的经济命脉，从官员到律师，甚至州法院，没有谁会选择不站在权势一边。矿难发生了，受害者们无力跟大公司们周旋，一小笔赔偿款就了结了。
法律是为了实现正义而生的，但正义也需要人去争取。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经历了多次矿难的西弗吉尼亚矿区的人们，这回不想再忍受了，他们决定“选择一家他们恐吓不了也收买不了的律师事务所。”
美国的民事侵权诉讼大多数终和解结案，水牛湾案终也是和解结案，但这是胜利的和解，而不是委屈的和解。和解金额从侵权方提出的300万美元，终以1350万美元达成和解，这是斯特恩团队历尽万难证明水牛湾惨案的发生并非“疏忽大意”，而是“不计危险后果的”的胜利成果。除财产和人身伤亡赔偿外，赔偿金中占大部分的是精神损害赔偿。从书中我们了解到，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在西弗吉尼亚是如何经历了漫长的确认过程。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这部分美国法律史的了解。
书中也描述了受雇于矿业公司的律师们，他们是律师中的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天天穿着同样的制服——灰色西装搭配黑色领带”，有着“洪亮的嗓音，深知演讲的艺术”，像他们的同侪一样，深谙应对灾难索赔者的无上妙法——拖。他们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财力资源，撒钱成兵，步步为营，死缠烂打，寸土必争，在程序上把“拖”的策略玩尽，终，原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以小的代价得到和解。
前总统克林顿对美国的侵权索赔制度疑虑重重，大声疾呼：“一场面对着钱财万贯、具备充分辩护力量的对手的诉讼，必然会费用高昂，耗时漫长，那么将这一重大事件提交法院解决是否是我们的选择呢？”克林顿是从战略高度考虑侵权索赔，并就此发问：“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人为造成的灾难？除开依靠司法体系之外，我们是否应当利用保险金、劳工抚恤金制度、社会救助立法或者志愿组织呢？”
《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不仅事关侵权诉讼索赔的大政方针，也涉及战略战术问题，可以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读。当我们读到作者讲到何时出示证据为有利时，给读者举了一个他师傅的例子：当年他们帮助黑人进行民权诉讼时，发现选举点工作人员对白人在回答国民责任问题时给与帮助，而对黑人就不给。他们找到一位白人，可是种族高傲使他拒绝作证，反而跑去做对方证人。在法庭上，这位律师高手并不急于把证人与他妻子完全一致的答案公开出来，而是在外围把证人的一切“逃跑”的通道都堵死了，才拿出来这份证据。当证人小声地问法官：我必须读吗？法官答到：是的。我们不禁拍案叫绝。虽然在我国，不奉行法庭至上，证据开示原则也不同于英美法系，法官也不会完全根据律师在庭上的意见来判决，但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庭审为中心会使法庭上律师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巴尔的摩太阳报》赞到：“精彩的部分是讲述大牌律师如何思考”，评价可谓到位。《华盛顿邮报》将水牛湾侵权诉讼索赔的经验总结为：“很有技巧地收集细节，让这些事实汇集成滔滔洪流，荡涤皮茨顿公司的辩护”。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可以让我们看到美国法律运作的真实的一面。
当然，《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也可以作为一本故事书来看。《克拉夫兰纪事报》的赞语是：“斯特恩是位有故事可讲的律师，而且故事说的引人入胜。”律师辩论时就是在讲故事，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美国的庭审律师尤其擅长讲故事，因为他们要说服陪审团成员。在这点上，读者也不会失望。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像是发生在影视剧中的情景：选取诉讼地点——如何避免在已被大公司控制了的州法院诉讼而到联邦法院诉讼，如何像在茫茫大海里捞针一样查找执审法官的观点，如何像撰写剧本一样写一份“庭审要旨”，精神损害赔偿如何在美国通过若干个案例一步步被确认，还有，证人的反水，律师之间如何为争夺代理权而互相“拆台”，庭上庭下双方律师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作者的内心挣扎——把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拉到法庭上是多少出庭律师梦寐以求的，但良知又告诉他，诉讼的拖延会把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当事人拖垮。有惊心动魄，也有细致入微；有知识，也有情怀。
《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由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教授翻译，2015年1月出版。身健教授是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实践教学方面的领军人物，也是文字方面的高手，常年在《检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专栏法律评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身健教授关心民生和民权，拳拳之心，见于文字。身健教授关心弱者，直笔党论，学者仁心，十几年如一日，关心法治者无不为之感动。《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一书由身健教授翻译，实为本书作者和读者之幸事。教授译书，通常是偶一为之，可遇而不可求。
感谢身健教授和法律出版社邀我为《正义永不决堤——水牛湾惨案》作序。该书读后感触良多，放胆妄言，希望能够增加管见一二，不妥之处，请一笑置之。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 这本书为重要，也富有戏剧的在于作者一方巧妙而详尽收集证据，终把证据汇成事实的滔天巨浪，把对手的顽抗冲得溃不成军。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 作者描述了和解背后的短兵相接、斗智斗勇、虚虚实实以及幕后交易，这些情节都很引人入胜。其中为精彩的是本书告诉我们：大牌律师是如何思考的。
——《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
通向正义之路，道阻且长
——斯伟江
看1972年时发生在美国的诉讼，如果拿1972年的中国司法状况来比，没有任何可比性，好在人总是会在当下，以当下的中国司法经验来比对，还是挺有启发和感触的。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精英，执业于一个华盛顿大律师所的律师，花几年时间去参与一个法律援助，在美国是常态，因为之前出现过民权运动律师南下。在我国，很少看到一个大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会出现在此类的案件中，垫资去做这种劳苦累心的诉讼，目前出现在大众媒体面前的维权律师、公益律师，多数出自中小的律师事务所，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看来还未必。但从本书作者的经历来看，中美的受害者，在各自的司法遭遇中，要实现正义，均非易事。
本案中，作为被告皮茨顿公司，其建筑水坝时，丝毫没有考虑到下游居民的安全，终在大雨之下，大坝垮掉，吞噬了125条生命，几千人流离失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125，但在家人眼里，这都是，慈爱的父亲，挚爱的妻子，小脸红扑扑的孩子，亲爱的弟弟，娇气的妹妹，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当我读到，还有三个孩子的尸体，因为无从辨认，后葬在一起，他们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三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和另外一个男孩。他们是1972年2月26日水牛湾灾难的遇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的天父知道他们是三个小天使。我不禁泪水模糊了眼睛。灾难穿越时空，仍能打动人，所以说爱能穿越。
我们做法律援助，并非出于是要出名，或要人感谢，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心，爱心，每一个人都很珍贵，每一个人的苦难，我们的心理都能感受到一些，虽然做不到感同身受，在自己的邻居、同胞，向你伸出手，如果力所能及，很难忍心拒绝，但如圣经上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中国业务水平的律师，自然多在一些大的商业事务所，如果他们能和美国同行一样，不仅仅是去设立一些奖学金，而是，以合伙人级别的律师，抽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去投入公益，中国的受害者，将会得到更多的援手。如克林顿总统在序言中说，如果法律系统向每一个人开放，法官务实而清明，律师们也愿意以免费或者低收费的标准接受疑难案件的话，这个法律系统就是行之有效的。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美国）的许多律师正在如此践行。可以说，第三个要件而言，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律师在践行。（中国的法律援助体系看似覆盖面很大，但真正做体制内法律援助的，多是经验不足的律师。笔者所指的法律援助，多指体制外的援助）。
在《水牛湾惨案》一书中，作者精心选择法院和法官，在中国很难做到，尤其是法官，因为中国的法官太多了，一个法院里有时有几十个上百个法官，而且，分案子没有规律可言，领导甚至可以指定一个自己喜好法官来办特定案件，以实现自己的旨意。而且研究判例似乎价值也不大。至于法官的务实和清明，在如此大数量的法官中，鱼龙混杂，要遇到，也只能靠运气。在书中，虽然他们只需要在三个法官中选择，但，仍然需要运气，这是司法系统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有偏好。不过，如书中原告精心选择的个法官：克里斯蒂法官，居然自动决定退出本案，因为他自己是被告皮茨顿公司总裁的老朋友。要是发生在中国，我很难敢想象会这样，这大概是精英法官，自己爱惜羽毛，也或许是怕以后新闻媒体的挖掘。在中国这一级别的法官，往往是院长，虽然不审案子，但可以决定案子的结果，而且就算是总裁的老朋友，法律上，没有院长回避，案子是具体审判员审理的，院长哪怕是总裁的亲戚，法律上都没有回避依据，自己更不会要求案子指定移送到别的法院去。
幸运的原告们遇到了一个有同情心的法官，霍尔法官，作者强调了霍尔法官出身贫苦，理解小人物的悲苦世界。令人吃惊的是，霍尔法官已经55岁，却是当地年轻的联邦法院法官。在中国显然不可思议。可以想象，当美国法院的七老八十的大法官，遇到中国法院的一些小年轻法官，会不会目瞪口呆，这也算cluture shock ?，不过，好在美国人也早接受这种新常态了。估计也已经知道中国法院的很多法官，是不用办案的。坦白说，中国很多法官，其实是司法官僚。近在提及的司法改革，不知道能否精简法官，提高待遇。目前看来，法院关起门来的改革，其难度，和终的成功率，几乎和闭门造车一样，不靠谱。况且，在司法生态链中，法院位于刀把子的第三位中，观念不变，机构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被捆绑和自我捆绑着的法律人，目前而言，只能独立西风里，努力加餐饭。
比尔克林顿说的个条件，法院向所有人开放，在中国是很需要改革的，中国的法院经常把中国的受难者拒之门外，立案难，是因为法院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很多案子，看似可以进入法院审理，但法院终缺乏能力判决胜诉，甚至开庭来辩一个是非曲直。美国的法官都可以解释宪法，这个问题居然仍会存在，恐怕是司法成本问题了。但，同样，只要是人组成的法院，就会有偏差，在西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情，作者们要起诉到联邦法院，是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法院和被告关系好。人情，在中西概莫能外。不过，美国有联邦法院可以选择，在中国，只能吊死在一颗歪脖子树上。
书中提到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前期给了被告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如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或许遇到的是宣传通知。本案终能够和解，靠的是律师不懈的努力，和司法的公正。因为这件事情，到开庭前已经二年多，新闻也变为旧闻了。中国的互联网和媒体，有时能给司法很大的压力，司法的对策是拖延时间，终关注度下降，法院依然可以随心所欲。可见，日常的案子，终需要日常的司法机构的公正，无法寄希望于一时的媒体关注。
但美国的司法进程实在太冗长，成本也很高，怪不得哈佛教授德肖维茨赞赏德国的司法，德国的司法体系，更注重于法官的主动性，而美国的基本上是完全的对抗制度。在巨无霸的公司面前，如果缺乏像作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和投入，本书中的受害者们，是难以赢得这场诉讼的。就连书的后，作者也认为，被告选择和解，也是让原告和律师们觉得如释重负，否则，原告们能否熬过这漫长的诉讼。很多事情，就如作者说的，我能感觉到上帝之手在这件事上的安排。对于被告来说，也怕引发连锁反应，以及终判决的天价数字，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天价赔偿，我们的赔偿，和西弗吉尼亚州一样，是封顶的，一条生命大概也就多不到一百万。念斌坐了8年死囚冤狱，也就赔偿113万元。书中提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发生在念斌身上，在发生在被纪委双规的某些家属身上。书中谈到的reckless（不计危险后果），也让我想起，对复旦投毒案中对被告主观故意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书中提及的美国的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复旦投毒案缺乏足够的专家出庭，且审理时间只有一天，和美国的冗长诉讼比，却是走了另一个*。念斌案中，两方的专家多次出庭，对澄清事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这对律师的考验和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律师也迟早会遇到这样的考验的。
这世界，通常是犹如皮次顿公司等巨人掌控的，他们崇拜强力和钱财的。而学法律的人，犹如祭司一般，应该是想到真正的法律是神圣的、是公正的，犹如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良心一样，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所有的法律人，凭良知和所学的法律，克服钱财和权力的引诱，其追求司法公正，这是一条窄路，但也只有这条路，才通向正义的源头。水牛湾类似的灾难不会杜绝，法律人的努力也永远不应停止，爱是永不止息。
时间回到1972年2月，那场水牛湾地区的灾难性新闻震惊了全国上下。某煤矿公司用于过滤其洗煤厂排黑废水的一座巨型大坝坍塌了，山谷里绵延十七英里的一个矿区小镇因此被摧毁。灾难中，125人死亡，几千人倾家荡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放着洪水激流的画面，黑色水流席卷着的尸体瞬间闪过，啜泣的人们向记者哭诉自己的故事，他们因悲痛而扭曲的脸孔在近镜头下是如此触目惊心。灾难再一次发生了。这是一场严峻的灾难——西弗吉尼亚州漫长的矿灾史中为严峻的灾难之一，而灾难总是会成为我们新闻的主题。
在水牛湾地区灾难发生后的几周里，我就从新闻报道中获知了这一消息。然而，我继续着自己原样的生活，无关紧要的生活。我对水牛湾地区事件竟然毫无兴趣，这有些奇怪。毕竟，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些事，有意义的事情。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经常出差，代理政府一方参与选举歧视案件的审理。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逐渐萌生维权意识的南方黑人。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我奔向了南方。当时我已经接受了一家华尔街律所的工作机会，理应在毕业后很快就投入工作。我的思路是，自己有公司法的知识基础，再在律师行业实践几年后，我就将回到家乡孟菲斯市工作。然而，就在我在南方时，计划发生了改变。肯尼迪总统当选和“自由乘车者”
指从1961年开始的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以检验美国法院关于允许跨州旅行者无视当地的种族隔离判决的落实情况的民权活动家们。自由乘车者在旅途中所采取的策略是这样的：至少有一对黑人和白人坐在联座上，并至少有一名黑人坐在前排座位（这些座位在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当地是留给白人乘客的）。其他人分散坐在巴士的其他位置上。有一个人需遵守种族隔离的规定以防止被捕。当其他的自由乘车者被捕后，他负责联络向种族平等大会总部争取维权，然后为被捕人员安排保释（参见维基百科“自由乘车者”词条）。运动改变了以上一切。当我在《亨特利—布林克利晚间新闻》中看到“自由乘车者”运动中的灰狗巴士被人袭击后熊熊燃烧起来时，我给华尔街律所电话告知我改变了心意。随后，我便进入了华盛顿的司法部民权司工作。
行动起来、帮助他们，这是我必须做的。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作为一个白人、一个南方人，同时，作为一个律师，我在这个结构体系中的角色、身份都准许甚至是鼓舞着我站出来并为他人申诉。我常讷于为自己争取，但作为诉讼案件的律师，我懂得为别人主张权利。
在民权司的两年工作让我透支了自己，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已无法再坚持。然而，当时的民权运动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原先少量的政府律师正在呈倍数增长，来自全国的大学生们也纷纷涌入南方来提供帮助。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案》中提出：南方黑人的选举权应当受到保护；政府无须获得单个县法院的审判来证明确实存在歧视才能切实落实该选举权。
离开司法部后，我加入了华盛顿的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在律所的九年中，我为另一群客户担当律师，这些客户主要是与政府形成对抗的公司。我难以在这份工作中找到意义。有时，我以自己是在为弱小势力而战来劝慰自己，用三年时间帮助一家小型的铁路公司与国内为富绰、拿捏其生死大权的铁路银行业体系作生存抗争，我想或许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多时候，我逼自己不再去追寻终极的远景，而是从日常的律师工作中寻找意义。
随后，我们律所决定每年批准一位合伙人全职从事公众法律援助案件——公益案件。这个项目施行的第三年轮到了我。一年过去一半时的某一天，我盯着窗外，心中充满焦躁感：没有任何案件让我感觉到日子过得充实，没有任何案件让我感觉到我又超越了自我。我甚至为此而咨询了心理医生。我很无聊，我没有目的，我告诉他。“您的问题需要收费四十美元”，医生抛回给我这样一句。我没有再去见他，其时我并不相信心理医生这一套。
就在我见心理医生后不久，一位所里的合伙人打电话给我：“我刚从环保协会的一个朋友那得到消息，他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代理水牛湾地区重灾区的部分幸存者们。”我答复，我会和另一位合伙人哈利·休奇联系，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形。即使在这时，我仍然没有去详细阅读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
我觉得哈利应该会对这次矿难有所了解。他刚刚为伤残采矿工人和工人遗孀打赢了一场起诉矿工联合会退休及福利基金的官司，该案标的高达数百万美元。矿工联合会退休及福利基金是多年前由矿业公司和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路易斯成立的，其目的在于为工伤矿业工人、工亡工人的家庭成员提供福利。直至今日，福利基金的支票还被称为“约翰L”支票。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基金，只出现在美国的公司——员工类型信托基金，其应当由独立的受托人管理，对基金受益人负责，而非对矿业公司或矿工联合会负责。但是，在很多年里，这只福利基金被存入了矿工联合会银行在华盛顿的一个活期存款户头中，既没有设立为定期存款账户，也没有用于政府证券投资。这样一来，抚恤金领取人、遗孀们就丧失了该笔基金可能获取的数百万美元利息收益了。
就在水牛湾地区灾难发生数月之前，华盛顿某联邦法庭认定，受矿工联合会控制的银行、矿工联合会、银行行长和某基金受托人，应当向哈利的委托人——所有福利基金的受益人，亦即全体残疾工人、工人遗孀支付共计115万美元的金额。由于西弗尼吉亚州的许多群众都是该案的受益人，哈利·休奇成为了西弗尼吉亚地区的一个民间英雄。
所以，当哈利将他已经下到水牛湾地区的消息告诉我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据哈利说，水牛湾地区居民委员会在事发后不久联系哈利，询问是否可由他为该案做代理。灾难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一群愤怒的幸存者就聚集在水牛湾地区的小学，组建了公民委员会。虽然当时失踪及死亡人数尚未统计，但人们渴望复仇。
这场在公共场所的公开集会，目的在于制定反击煤矿公司的计划，这家煤矿公司是集会者所在的西弗尼吉亚州洛根县区内的雇主公司之一。如此的集会并不易于成功，但人们的决心是坚定的。他们迅速选举了委员会，受灾地区的十六个社区各有两名委员成员。在洛根县这个以政治腐败和伪造投票而臭名昭著的地方，这样公开、公平的选举是罕见的。在近的一期县选举——1970年5月的民主党初选（democratic primary）中，欺诈行为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竞选获胜方的部分关联人员被联邦法院判决因共谋为候选人虚假投票而获罪。美国联邦法院在1974年的审理中发现了如下事实：在洛根县的选民使用投票机遇到问题时，候选人海格亦即获胜方的手下人员就会上前为选举人“提供帮助”，他们用身体将机器完全遮住，同时把选票投给己方候选人，而非选民自己想要选择的另一候选人。“此外，这些手下们还径直擅自在投票机器上进行大规模的虚假投票。”这些被判刑的共谋者，现在被称为洛根县五罪魁，当时在洛根县分别任职州参议员、县治安官、巡回法院书记员、县法院书记员及县副治安官。
由此观之，灾后幸存者在水牛湾地区小学的这次公开选举投票，是由人们真实做出并被寄予实际意义的希望的，这在洛根县是件稀罕事。查理·考恩被人们选举为主席。他在水牛湾地区山谷半途的阿姆赫斯特代尔地区经营一家加油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查理作为黑人和独立党人，早在多年前就被洛根县政府剥夺了选举权，也就更加不可能被任命予任何公共职务了。然而，现在山谷里大多是白人的群众们，作为灾难中同样的受害者，聚集起来选择由这位黑人为他们的领袖。
查理是一位五十六岁的老人，这二十年都在阿姆赫斯特代尔地区经营他的加油站。这家加油站就像乡下庭院屋前草坪中的那棵大树，是人们聚会、闲逛、闲聊或打听邻里新闻的地方。人们踱进这里买一杯可乐、一些糖果、牛奶，或孩子们的小玩意儿，付钱就搁在收银台上，或者用小纸片写一张赊账单也可以。
人们对查理有些敬畏，他是水牛湾地区有名的运动员小查理·考恩的父亲。 小查理是当地的橄榄球明星，后来成为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力前锋。他在公羊队担任右前锋十四年之久，所有当时的比赛中只缺席四场，在公羊队创下了连续200场参赛的记录。老查理和他儿子很像，魁梧强壮、气势坚定。这也是人们为何选择由查理带领他们与矿业公司斗争的原因之一。
选举查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查理曾经与矿业公司有过交锋，当时他曾因财产受到露天采矿损害而提出过对矿业公司的起诉。有过上次案件的经历，并参照其他类似反对矿业公司的法律案件后，查理认为，他能为自己和其他幸存者们所做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寻求法律上的帮助。
这一次，查理誓在寻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之外的法律帮助。他深信整个州都已经被矿业公司操控，那些代理这些公司的律师也是如此。因此，他需要一个强大、独立的律所，“一家这些公司恐吓不了，也收买不了的律师事务所”。
他和其他许多阿巴拉契亚矿区的人们一样，都耳闻了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为伤残矿工以及遗孀们所赢得的那场高达115万美元的官司。他电话联系哈利·休奇，请求与他见面。哈利到达山谷地区并与居民委员会成员见面后，直接向矸石堆筑成的水坝地区出发。当时，公路处于封锁状态，州军队禁止他通行。然而，正如一位议员后来所说的：“如果代理人民的律师不能顺利进行他的代理活动，这个山谷也就休想再产出任何煤矿。”就这样，一场“自发式的罢工”在西弗吉尼亚山脉地区开始了。这里的人民迫切需要某样东西时，罢工和关闭矿井是他们有效的表达方式。事态所影响的，绝非仅仅是采矿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教育出版行业、汽油配给行业，在每个你能想到的领域，都发生了许多自发式罢工。这些自发式罢工的威胁为律师打开了道路。哈利终于顺利通行，考察了水坝现场，再回到了华盛顿。
哈利刚回来时，正是我电话联系他时。我们一致决定与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委员会联系，寻求律所对我们代理水牛湾地区灾难幸存者事宜的支持。当日下午，管理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但哈利仍然不知道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代理多少名幸存者，不了解这些幸存者中，有多少想要获得家庭成员或亲戚的死亡赔偿金，多少仅仅是为其损坏的车子、房子而主张赔偿，多少是主张人身伤害赔偿。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应当起诉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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