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914733
这本*早写于1936年的书，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数十年来一直备受业界人士推崇，成为社会学爱好者、社会工作者的入门读物。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本书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三部经典作品。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根据其1936年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在国外出版后，又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在本书中，作者围绕“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主题，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面貌。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对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也进行了充分的探究。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看到了开弦弓村21年来的变化，也发现了该村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下《重访江村》。
1981年，费孝通先生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时的母校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并发表了演讲，本书中的《三访江村》即此次演讲内容。
总目录
著者前言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重访江村
三访江村
附录 重读《江村经济·序》
本书是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出版我所写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中译本，原书扉页有《江村经济》中文书名，今译本即沿用此名。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原应由我自己动笔，但在该书有条件翻译时，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无暇及此。今由戴可景同志译出，无任感激。应译者要求，我在书前说一说这本书写作和翻译的经过。
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话要从1935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而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姐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由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我去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我在船上无事，趁我记忆犹新，把开弦弓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初见到该系弗思（Reader，Raymond Firth）博士，他负责指导我选择论文题目。我原来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为底子编写论文。随后我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他看了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材料，主张编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该系教授布•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从美国讲学返英，我向他汇报了江村调查的经过和内容，他决定直接指导我编写这篇论文的工作。该论文中主要的几章都是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1938年春季，我申请论文答辩，通过后，由伦敦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博士证明书上所标明的论文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论文通过的那天晚上，由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把这篇论文介绍给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局编辑阅后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我看过该书清样后，离英返国，已是1938年的初秋。我记得，由于在轮船上得到广州沦陷的信息，所以临时决定在西贡登陆，直奔云南昆明。到了云南，不久就开始我的内地农村调查。
该书是1939年出版的，其时欧洲已发生战事。全球战乱连年，我已把这本书置之脑后。我仿佛记得直到战后我回到清华园，才收到书店寄给我的这本书。当时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时局紧张，我哪里有闲情翻译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参加民族调查工作，此书的译事提不到日程上来。1956年英伦老同学格迪斯（W.R.Geddes）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参加该国文化代表团访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访问了江村。他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兴趣。翌年成行，在调查工作进行过程中，有事返京，适逢“反右”斗争。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连载报告尚未结束，我已遭殃及，被错划为“右派”。在被批判中，即使这本书并未译成中文发行，它还是被当成了一项“流毒深远”的“罪证”。
“文革”后期，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华访问，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该书已重印了三次。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把它列入参考书。还有不少现已成名的人类学者告诉我，这本书启发了他们研究人类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我当时不免担心，深恐其“流毒”太广，增加我的“罪行”。这种历史条件排除了翻译该书的可能性。
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81年我收到老师弗思的来信，他告诉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将在1981年授予我赫胥黎奖章。这是这门学科中的荣誉。他还说《中国农民的生活》重印发行，建议我在接受奖章时要宣读的论文，好是叙述江村在四十多年中的变化。我因此又到江村进行了短期的访问，写了《三访江村》这篇文章。
从伦敦回国，我又回江村继续我的农村调查。1982年就以江村作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从吴江县各镇入手，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1984年又扩大到苏北及南京、镇江两市。小城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是江村研究的继续。在这段工作中，我已感到有必要把《江村经济》翻译出来给一起调查的同人们做参考，而且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约定出版这个译本。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恢复了学术活动，任务较重，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项翻译工作，所以只能委托戴可景同志代劳。她在1984年就已经完成译稿，又请潘乃穆同志校阅过一遍。她把译稿交给了我，搁在我书架上，一搁搁了快一年。我应该对译者表示歉意。
屈指一算，离我初在江村调查，到明年是整整半个世纪了。我自幸在今生能看到这项偶然形成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又在国内恢复了名誉。另外，经过这将近五十年的阅历，自己对这本早年的著作，总觉得有许多不能惬意之处。作为我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自当珍惜；作为国家社会历史的一些记录，固然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既然还活着，而且尚能工作，自觉有责任再把江村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写下来，作为这本书的续编，并当尽力以这段时期自身的长进来补足早年的不足。因而，我决定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合作进行为期两年的江村再调查，编写一本《江村五十年》。在准备这项研究计划时，我才挤出时间，把译稿重读了一遍，做了些必要的修正后，交付出版。至于它的续编在两年之后是否能出世，目前还是难以预知之事，但是我有决心去完成这个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以上是本书中译本诞生的经过，就以此作为前言，写在译本的前面。
费孝通
1985年4月15日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布·马林诺夫斯基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没有其他任何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手材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丹尼森·罗森爵士 世界知名东方学专家
章
前言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
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我们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对任何一方面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描述中所看到的，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文化是物资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以，任何变迁过程都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所以，新工具后也可能被证明是不适合于人们的目的的。
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变革更加困难了。当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替代它的其他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得起来的。另外，社会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每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所以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为组织集体行动，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和定义以及一个系统的计划。这种准备活动一般都需要一种语言形式。简单的形式如一个船长在指挥一条船航行时，对他的船员们发出命令。又如在议会或国会里进行一场有准备的辩论。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同解释和关于结果的各种期望形成辩论的中心。无论如何，这样的准备活动总是会在有组织的革新活动中出现。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还是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本书有许多例子说明了对情况或形势的实事求是的阐述或分析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先举几个例子：在亲属组织中，目前法律对财产继承问题的规定似已成为两性不平等的实例。一旦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接受，这样的规定将产生一种修改单方亲属原则的行动。正如我要说明的，财产的继承是两代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供养老人的义务，落在子女身上的社会里，在目前父居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儿和儿子不能分担同等的义务。因此，双系继承与单方立嗣相结合将形成两性的不平等。从这一点来看，立法的后果显然与期望是背道而驰的。（第四章第6节）
有时，对情况或形势的阐明或分析可能是正确的，但不完整。例如，在缫丝工业中，改革者主要从技术方面来分析情况，忽略了在丝价下降中国际贸易的因素，这就导致多年来，对村民许下的从工业中增加收入的诺言未能实现。（第十二章第8节）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满足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中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群懂得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的初步尝试。在福建、山东、山西、河北和广西都开展了同样的研究。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组织得更好的力量，继续进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这本不成熟的书拿出来，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日本人占领并破坏了我所描述的村庄，我被剥夺了在近期做进一步的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把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做了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是过去的错误还是当前的不幸，通过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形象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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