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63358
著名历史学者、博士生导师熊铁基先生倾心打造
一部诠释全球视野下秦汉时代文化发展脉略的重磅力作
重塑秦汉文化全景 洞悉中华文明沿革历程
图文并茂 脉略清晰 雅俗共赏 史料权威
一部了解秦汉时代历史文化沿革的入门经典读物
作品综述了秦汉时期的文化，既利用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特色。作品概括地介绍了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讲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几个重要方面均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注重其发展和彼此间的联系，注重其特点和新内容。作品有些章节内容，如“社会思潮”“礼仪与风俗”“文化的地域性”等，也有独到的见解。为了便于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的文化，作品附《文献与考古》一章，对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进行了介绍。
目 录
导 言 /001
章 | 社会概况 /013
节 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013
第二节 世界、疆域和民族 /024
第三节 社会经济 /032
第四节 阶级关系和农民起义 /048
第二章 | 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 /060
节 政治制度 /060
第二节 政治思想 /087
第三章 | 文化政策与教育制度 /096
节 全局性文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 /096
第二节 太学与博士弟子 /105
第三节 宫邸学与鸿都门学 /113
第四节 郡国学校 /117
第五节 私学 /126
第四章 | 社会思潮的发展 /136
节 秦代的社会思潮 /137
第二节 从“儒道互绌”到“独尊儒术” /141
第三节 从阴阳之术到谶纬流行 /150
第四节 道教的产生和形成 /156
第五节 反传统的“异端”思想 /164
第五章 | 综合性的学术 /170
节 经学的产生和发展 /170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诸子思想 /190
第三节 内学的学术地位 /198
第四节 自然科学 /202
第六章 | 文学与艺术 /212
节 释文学、艺术 /212
第二节 文学成就和关于文学的思想 /222
第三节 艺术成就和审美意识 /233
第七章 | 礼仪与风俗 /247
节 礼与俗 /247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礼仪 /254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风俗 /266
第八章 | 衣食住行与工艺 /288
节 饮食结构与习惯 /289
第二节 冠服与妆饰 /298
第三节 宫室与民居 /305
第四节 交通和运输 /316
第五节 工艺技术 /324
第九章 | 文化的地域性与中外交流 /334
节 文化的地域性与相互影响 /335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交流 /351
第十章 | 文献与考古 /368
节 文献 /368
第二节 考古 /394
章 社会概况
中国历史上个大统一的国家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历代的文化制度思想从秦汉时期开始初步定型。中国在世界上次崭露头角也是在秦汉时期。
节 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一、秦人和秦国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王朝，至前207年就灭亡了，前后不过15年，而汉王朝西汉与东汉加在一起，整400年。但是，秦王朝的历史绝不可忽视，“汉承秦制”是有深刻含意的，大一统国家的一切历史都必须从秦讲起，秦的历史影响，从外国语言之称中国可见一斑。近代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译。”还有较常用的“震旦”之类，也是因秦而名。
秦人早期的历史，直接的材料没有，春秋以后的记载，大多是传说。根据传说考正历史，生出了种种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秦为戎族”，有人认为“本是夏族的一支，即羌族的苗裔”，也有认为“秦本是东来的”。可靠的看法应该是秦属西方戎族，至少商周时期秦人已经是“在西戎，保西垂”了，《史记·秦本纪》中说，文公时“初有史以纪事”，当“文公东猎”时，“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追述可靠的祖先历史，即在西方。当然，秦人之始建国也就在西了。
秦国的建立是比较晚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封秦襄公为诸侯，即为秦国的开始。但是，周平王虽“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实际是一句空话，当时这一带布满了戎狄之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建国的过程是十分艰苦的，秦襄公虽有不少作为，但并无实际战果，自己都死于伐戎之役中。以后，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到武公时期，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才为秦国所控制，秦国的领地才真正得到稳固，并且从宣公（前675—前664年）以后，开始向东发展。
秦国不仅建国比较晚，它的华化也比较晚。从春秋时期到战国初年，华夏族的诸侯国（包括华化较早的）一直把秦国当戎狄看待，《史记·秦本纪》所谓“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如戎狄”，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开国之始即“未能用周礼”（《诗序》），到秦孝公时，商鞅就曾说“始秦戎狄之教”（《史记·商君列传》）。可见其与中原华夏文化有所不同。
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不深，在客观上起了比较彻底地实行变法的作用。《史记·秦本纪》中记秦穆公和由余的一段对话颇有意思，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由余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天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由余是位“亡入戎，能晋言”的晋人，深知中原文化之弊，而在比较落后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了新生的因子。而商鞅正是把握了这一点，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实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秦国逐渐巩固、强大，文化上却走着与中原各诸侯国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一直到战国末年，荀卿谈他“入秦”的观感时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荀子所说的秦国的这种情况，恰恰是摆脱了西周“繁文缛节”“私门请托”“朋党比周”等旧的传统，这正是秦国能“四世有胜”的重要原因。
二、秦统一六国
在战国时期的诸侯各国中，秦国后来居上，不仅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原来强大的一些诸侯国家，而且终吞并各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国家。
从战国中期开始，秦国先后经历了秦献公（前384—前362年）时期的改革和秦孝公（前361—前338年）时期的商鞅变法，被认为是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秦献公一即位就宣布“止从死”，明令禁止人殉制，无疑是对作为劳动力的人的重视。“为户籍相伍”，重视编制户籍，也是解决人的地位问题，在当时使“野人”与“国人”处于同等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如迁国都、推广县制、“初行为市”等。
到商鞅变法时，就把秦献公已经开始的一些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商鞅变法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各方面比较全面地展开，政治方面主要是“变法修刑”“劝战死之赏罚”等方面，同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也是集中和加强国家权力的重要措施。经济方面，“为田开阡陌”“初为赋”以及“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等，均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他还有如改革不良习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等等。和任何一次改革一样，商鞅变法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商鞅本人后都遭到了杀害。但变法是成功了，其结果是秦国空前强大，如后来李斯所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不仅“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还把眼光瞄准“帝王之业”，当变法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就与孝公谈秦魏关系，主张乘魏败于齐的机会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他亲自伐魏并取得了胜利。秦之所以“为战国霸君”，之所以“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但是，统一大业，自孝公以后也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大趋势是，秦国的领域逐渐扩大，向东挺进稳步发展，与齐、楚、燕、赵等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斗争，所谓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秦国在斗争中日益强大，从惠文君称王开始，一直到秦王政时期，经历了五个国王，包括孝公，共为六世，所谓“续六世之余烈”。在这六世之中，先是称伯，后又称王，史书上的一些记载，如“楚、韩、赵、蜀来朝”，“天子贺”“天子致文武胙”“韩、魏、齐、楚、越（一作赵）皆宾从”等，一直到“周民东之，其器九鼎入秦”，都是秦国日益强大的反映。
到了秦王政时期，水到渠成，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秦王政即位后，军事上继续稳步前进，连年向赵、韩、魏等国展开进攻。公元前241年，打败了后一次赵、楚、魏、韩、卫的五国联军，关东六国再也没有联合攻秦的可能。秦国也就开始了统一六国的进程，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灭燕，前223年灭楚，前221年灭齐，完成了“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统一大业。
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秦王政，“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史记·秦始皇本纪》），创造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神圣称号——皇帝。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一般人是难以想象得出来的。诸大臣只能在原有尊称上兜圈子，以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贵”。泰皇就是人皇，只能在天、地之后，秦王政却要人神兼备，因为帝是古代人想象中的天神（他的祖先昭襄王也称帝，但不久就放弃了）。
当然，秦始皇之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制定了一个至高无上、人神兼备的称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以后短短的十几年当中，有一番开天辟地的作为。他不仅统一了六国，进一步又北筑长城，南平百越，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局面，与此同时，开辟了全国的交通网，所谓“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尽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这是汉人的描述，足见其开辟交通网络之成绩。除此之外，秦始皇的功绩还有许多，例如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书同文字等，本书以后各章中将分别记述。
三、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是轰轰烈烈的，但其统治具有明显急政暴虐的特色，从而使秦王朝二世而亡。从农民起义中冲杀出来的刘邦，经过楚汉之争战胜了项羽，被群雄拥戴，即了皇帝位，建立汉朝，这是公元前202年的事，史称西汉王朝，足足有二百年的历史。其中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吕氏之乱”“吴楚七国之乱”以及“巫蛊之乱”、内外朝之争等，这些事件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关系国家命运的当然主要是前者。
和秦代一开始就是中央集权制不同，刘邦是诸侯王拥立的，西汉政权开始不得不承认那些诸侯王的地位，后来虽逐一地诛灭了异姓诸侯王，但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侯王表》）。因此西汉一开始，与秦的郡县制不同，而是郡国并行制，分封的王国既多且大，所谓“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而中央直辖地，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汉书·诸侯王表》），并且还有列侯公主之食邑在其中。
刘邦一番苦心，原来是为了巩固中央，维护统一国家，他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一心希望刘家子弟维护刘家天下，但他死去不久，诸侯王国就形成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因此可以说，西汉前期的历史，是一部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势力的历史，当时的政治，一切都从属于这个斗争。
首先是吕后专权、称制，既可以说是争权夺利，也与割据势力斗争有关，例如她先杀赵王如意，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后又杀赵王友，徙梁王恢为赵王，不久又杀赵王恢，废其嗣，而以吕禄为赵王。燕王建死，杀其嗣而除其国，另以吕通为燕王（当然这又是树立自己的党羽）。再如分齐为四，以削弱之。这些是与中央集权有关的。与此同时，积极修筑长安城，也是巩固京师防卫的一项重要措施。吕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终解决，加上大封诸吕，又冲淡了这种斗争的意义。
文帝即位，割据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滋长，诸吕虽诛，中央政府衰微，这从吴王濞称病不朝反而赐以几杖、淮南王长击杀审食其而赦其无罪等事可见一斑。当时之形势正如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说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文帝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多大成效。景帝时晁错又屡建削藩之议，他断言“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果然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央集权毕竟是大势所趋，叛乱在三个月内就平定了。景帝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如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等，中央集权走向了巩固。
到了汉武帝时期，继续镇压叛乱，采取有罪废除或绝嗣除国的办法，陆续废除一些王侯。公元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命令诸侯王在封国内分封子弟为王，由皇帝给名号。这是贾谊、晁错“削藩”之议的进一步发展，诸侯王无法反对，实际上则封地越来越小。公元前112年又以“酎金事件”为契机，一次就夺去“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的一百零六个王侯的爵位，割据势力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西汉政治上另一方面的斗争，是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或者说中央朝廷内的权力之争，从“吕氏之乱”开始，大大小小的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武帝晚年甚至演变成了父子残杀的所谓“巫蛊之乱”。武帝死后，又有燕王谋反，争夺皇位，还有内外之争，大官争权夺利，然后出现霍光实际处理朝政。后，外戚专权，一直发展到王莽篡位。
四、王莽的改朝换代
盛极而衰，这是封建王朝的必然规律。西汉的鼎盛时期是武帝时期，衰落的迹象也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又有所谓“昭宣中兴”。然而，时间也不太长，元、成、哀、平，一朝朝走下坡路，天灾、人祸也接踵而至，人民群众“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鲍宣传》），除了铤而走险别无它途。
在此王朝行将崩溃之际，王莽挺身而出，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进行了一些政治改良，即所谓改制。照说是无可非议的，但王莽在历史上的声誉很不好，一是因为他的改良没有成效，改良本身也有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想以周公自命，被晋封为安汉公，但后来忍不住皇位的诱惑，不仅没有安汉，反而自立为皇帝，成了一个篡权者。
王莽制造了一系列改朝换代的舆论，终于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立了新朝。因为这个王朝短命夭亡，后来人们据以此嘲笑、咒骂他，也有人如法炮制。其实王莽的一套骗局，也是统治阶级自己所制造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儒家思想与谶纬之说。早在昭帝霍光专权时，就有过眭弘的禅让上书事件，这与王莽的改朝换代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
王莽改制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复古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改革，如官职、社稷、车服、刑罚等一一依照《周礼》的名称，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例如改变州、郡、县的名称乃至区划，而且一改再改，所谓“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汉书·王莽传》），使“吏民不能记”，在当时社会上引起的混乱是不小的。
当然，王莽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方面。例如，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又如，实行“五均六筦”，企图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打击商人，由国家专卖，从而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应该说，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时弊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西汉后期，元、成、哀、平以来，土地、奴婢问题之严重，商人势力之猖獗，朝野共知，哀帝时就有师丹限田、限奴婢的建议。专卖制度，汉武帝就实行过，成效是很大的。不过，王莽并未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无回天之力，遭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强烈反对，又用人不当，用法不当，朝令夕改，造成许多混乱。加上当时匈奴入寇，频频大旱、虫蝗，风雨满楼。王莽的新朝实际上成了西汉王朝的替罪羊，给东汉王朝的建立创造了某种条件。
五、东汉王朝及其衰微
王莽的新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在全国性的大起义中，西汉的贵族、官僚、土豪、流氓也乘机而起，打着“反莽复汉”的旗号，割据一方，称王称帝。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农民起义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和西汉的统治集团起于下层的所谓“布衣将相”明显不同，不但刘秀本人是南阳地主，支持他恢复“汉室”的也是一批大地主和官僚，他们“家累千金”或“世为著姓”，有大量的宗族、宾客。这些支持者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其志当然是得到一官半职，维护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
东汉政权一建立，首先就调兵遣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其次，除了农民起义之外，还有许多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政权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恢复了统一局面。
要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必定要解决（至少是部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既然是“反莽复汉”，就要“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传》），首先是安抚民众，减轻赋役，表面上也恢复过“三十税一”的“旧制”；同时又选用良吏，减轻刑法，提倡节俭，以及精兵简政等，可以说是配套的措施。这都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也是政治统一稳定的基础。针对西汉后期以来的奴婢和土地兼并两大社会问题也采取了重大措施。关于奴婢，刘秀多次下诏释放奴婢（主要是王莽专政后沦为奴婢的部分），同时又下诏改善奴婢待遇和提高奴婢身份，如制止屠杀，禁止炙灼，“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就等于缩小了奴婢与平民的差别，提高了其法律地位。这一方面的措施，不论如何分析，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关于土地兼并问题，很难说刘秀有意解决，但为了政府的租税和赋税收入，建武十五年（39年）曾下诏“度田”，对全国土地和户口进行清理、核实，这样就不仅是“度”农民的田地，也要“度”豪强地主的土地，因而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土地兼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东汉一朝越演越厉害，乃至大地主田庄成为东汉时期经济的特点之一。
既然是恢复“汉室”，因此东汉的统治机构和统治制度，都承袭西汉王朝的，当然也有些新变化。许多变化都与总结和吸取西汉的经验教训有关。例如，对诸侯王的控制，虽然也采用西汉的郡国制，诸侯王从始封起，就无政治统治权，只有食封的经济权，明帝以后还减少食封收入，而且诸侯王、列侯的封邑都很小。又例如，“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以及加强监察制度等，可以说是加强皇权经验的发展。再例如，对外戚经济上优容，政治上防范。
东汉王朝也有将近二百年历史，但其兴旺时期并不长，和帝以后的一百多年日益走向衰落。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内部矛盾重重，有所谓外戚、宦官、党锢之祸，争权夺利的斗争时间很长，政治越来越昏暗，人民越来越苦难。另一方面，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终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和农民起义的爆发，东汉王朝灭亡。
第二节 世界、疆域和民族
一、秦汉时期的世界形势
在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中华文化日新月异发展的时候，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都衰落下去了。秦王朝统一之时，曾经像光芒万丈的明灯一样的希腊帝国却瓦解了，不过，综合了古代巴比伦、亚述和埃及文化的希腊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至今仍被视为欧洲文化之源泉。
在西方，罗马帝国与西汉王朝几乎相始终，到西汉中叶，它的国境不仅拥有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地方，而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不过，经两汉之世，罗马帝国的势力并未真正达到过中亚，在中亚角逐的则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安息和大月氏，还有中亚西北的大宛、康居等国。因而罗马帝国和两汉帝国很少直接接触。但是，随着两汉帝国与西域的发展，随着罗马帝国的战争掠夺（包括人和物的掠夺），直接和间接的会有些文化上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东西方各自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文明古国的印度早就衰落了，两汉时主要是受月氏人的统治。当时的印度，被中国史书称为“身毒”。《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身毒有别域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一个诸侯割据的印度，成为月氏人的臣属。不过，印度的佛教文化却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借着月氏人的征服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两汉时东方亚洲的其他地方，则是另一番情景。大多处于汉王朝的影响之下，并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而走向文明社会。
日本当时被称为倭，《汉书·地理志》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专门列了《东夷列传》，其中就有关于倭的较详细的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还有一些关于倭国物产以及倭人习俗的记载。所谓“凡百余国”，应该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百余部族，该地的发展和进步，应该说是受着汉王朝深远影响的。
朝鲜受中国的影响比日本早得多。朝鲜北部，汉武帝曾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东汉时，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半岛南部有三韩——马韩、辰韩、弁韩，各统若干部落，西边的马韩，其月支部酋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君长。他们都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进步飞快。
越南和朝鲜的情况差不多，从汉武帝在其北部开始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一直到东汉。它是按汉王朝的边郡情况而发展的。
当时南洋的情况，在汉代史书上已经有反映，《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两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个记载，仅仅给人们一个远近概念，而且没有船行的方向，这些是有待专门考证的问题。
二、秦汉时期的疆域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是所谓“初并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大致记载了秦王朝的版图：“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又在二十八年下记琅邪台刻石之文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东边到了海，在秦人看来，海外只有神人仙岛了。南边到了“北向户”，房门不能再朝南开了，南边已经无路可走了。当然，开始设的三十六郡，南的蜀郡、巴郡、黔中郡、长沙郡、巫郡、会稽郡等，大体上只相当于今日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但是后来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那就可以说是“北向户”了，实际超过了今日之疆域。
“西至临洮、羌中”，或者说“西涉流沙”。羌中、流沙，自古以来有不少考证，我们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泛指，即羌人所居之地、沙漠地区。
北边，“北过大夏”，假如大夏是今山西境内的话，“过大夏”“过”了多远是泛指。从北面的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等郡的设置看，相当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旗海、岱海地、乌审旗、甘肃洮河中游、宁夏贺南山、青铜峡、山水河以东一线。但又有“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一句，后来还在战国北方各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的长城。历史事实证明，长城绝不是疆域的界限，而是当时防止匈奴族进攻的一种措施，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期都起着一定防御作用，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扰，保护中原农业地区生产和生活的稳定。
秦代的版图大体如此，从疆域上看，它开创了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初规模。
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秦代所开创的这个规模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匈奴虽是中华民族的早期成员之一，但是当时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进扰是对秦汉不利的，万里长城的修筑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到汉武帝时仍是“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汉书·武帝纪》），因而他经过充分准备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几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远追到窴颜山（今蒙古纳拉特山）的赵信城，使得匈奴“远徙北方”，大大地巩固了北边。为了更好地解决匈奴问题，又加强了西部的建设，如在河西走廊设立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在设郡的同时，还有计划地大徙民、屯田，可见其建设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西域，开拓西部边疆。
汉武帝时，对南方和西南方也有进一步的开发。
秦统一了南方，但秦亡以后，南方和东南方相继出现了几个越族政权，自立为王，割据一方，这就是东瓯、闽越和南越。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消灭了南越割据政权，置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所在瞫都，今海南琼山东南）、南海（治所在番禺，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苍梧（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郁林（治所在布山，今广西桂平县西）、合浦（治所在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今越南境内）九郡。对东瓯、闽越，则实行对越人的迁徙，与汉人杂居，与中原打成一片。
对于西南地区，武帝时先后几次派人治理，公元前111年破南越后，再次正式设郡，以且兰为牂柯郡（今贵州黄平西），邛都为越嶲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北），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北），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西）。公元前109年发巴蜀兵临滇，降滇王，赐印，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
三、中国境内的各族
秦汉时期中国的疆域已如上述，大体上是今日中国之范围了。那么在这广阔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学家翦伯赞写道：“秦汉之际，在中国黄河的腹部的确表演了几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但从当时中国史的全面运动看来，这种历史话剧，只是中原种族的历史运动。当此之时，中原以外之四周的诸种族也不是停篙住桨，专看中原种族的把戏。而皆各据其自己的历史原理，展开其自己的历史运动。”这里所谓“中原种族”就是后来的汉族，它是以原来华夏族为中心融化了中原诸种族而混成的一个种族。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四周的“诸种族”，那就是南方的越人、蛮人，西方的夷人、羌人，北方的匈奴等“胡”人。这些少数民族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他们居住的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
首先说北方，北方主要是匈奴族。
匈奴，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种族，占领着今日内蒙和蒙古范围内的广大草原，并且南逾阴山，渡黄河，进入河套。当时匈奴已有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机构，首领叫单于，其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凡二十四长，各统率万骑或数千骑，下面还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级军官，也有刑法、监狱等，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匈奴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掠夺奴隶，供其役使。
匈奴既拥有庞大的土地、奴隶和畜群，又拥有强劲的骑射部队， 骑兵三十余万，战国以来，经常弯弓跃马，南向中原，秦汉王朝一直很重视对付匈奴。到了东汉，一场大旱灾之后，匈奴族发生了内乱，分成两大派。一部分在呼韩邪单于领导下投降东汉，是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向西北徙去，是为北匈奴。
北匈奴远徙西北（后来甚至西徙至中亚），南匈奴则南徙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于是东北方面东胡族的乌桓、鲜卑乘虚而西，渐徙于蒙古高原。
汉初以来，乌桓人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也主要是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男子制造兵器弋猎禽兽，女子刺绣编织。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帅，推举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西汉初臣服于匈奴，西汉后期才逐渐强大，常攻击匈奴，也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东汉以后，与汉族交往多，乃至后来完全与汉族融合。
鲜卑在乌桓之东，语言习俗、社会状况与乌桓大致相似，但更落后一些。西汉时“未常通中国焉”，东汉时成为北方一支劲敌，汉以后是北方强的一个少数民族。
东北还有古代貊族的夫余、高句丽和肃慎的挹娄。夫余居于吉林、长春一带，高句丽在鸭绿江上游，挹娄则在长白山以北。夫余、高句丽东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归附东汉王朝，但并不稳固，离中原较远，影响不大。挹娄臣属夫余，与东汉关系以夫余为进退。
西方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秦汉时期，大部分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南抵蜀汉以西，西北接西域诸国。羌人分布有很多部落，原无统属关系，强者分别为酋豪，弱者为人附属。西汉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也曾与匈奴连兵为患。西汉中期征服羌人，设护羌校尉统领。西汉后期，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陇西一带与汉人杂居。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由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羌人常常起而反抗，因而东汉王朝与羌人的斗争成为政治上一大问题，多次镇压反抗，有两次同羌人的斗争，都持续在十年以上。
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区，西汉以来被称作西域。当时天山南北的种族很复杂，互不统属，语言不一。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强国”。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有的还能自铸兵器，有少数则逐水草而居。人口多者七八万，少者千人左右。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先后有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占领这块土地。
后，谈一谈古代的南蛮之地，主要可分为东南和西南两大部分。
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之地。百越犹言诸越，说明族属较多。秦时浙江南部出现了瓯越，福建出现了闽越，两广出现了扬越。其风俗习惯与北方少数民族截然不同，所谓“椎髻徒跣”“断发文身”之类。秦虽然曾平定北越，设立郡县，秦末又叛变了。汉初又曾出现过强大的南越。直至汉武帝才后解决问题，从而与汉族的经济、文化进一步融合。
西南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秦汉时统称西南夷。从较大的范围划分，贵州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地区有巂、昆明，四川西昌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东汉时云南澜沧江流域及其以西，又有哀牢人。有的过着游牧生活，有的定居以农业为主，各地各族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有的进入阶级社会。他们分布各地辛勤劳动，创造了许多民族风格独特的文化。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当地文物可以说明，当时工艺水平是很高的，受汉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因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内地与这些地区的往来联系就很频繁，后来虽时有阻隔，但总趋势是越来越加强的。
在今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一带，也散居着一些少数民族，秦代吞并巴、蜀，灭亡荆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蛮，相率避入深山穷谷之中，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种族繁殖。在湖南境内有槃瓠诸部，以其居地被称为武陵蛮、澧中蛮、长沙蛮等。在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是廪君蛮诸部，被称为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又称巴郡南郡蛮（原巴郡、南郡的辖区）。在四川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居住着板楯诸部。广东、广西境内，则有更落后的乌浒人。秦汉以来，这些地区虽已设置郡县。但蛮族内部，大多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由自己的君长统率。这众多蛮族，不同时期与汉王朝保持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要向朝廷贡纳，如槃瓠蛮向西汉政府缴纳“布”，大口每岁一匹，小口三丈，廪君民户，则当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根，而君长每年要出2016钱，三年加出义赋1800钱。板楯蛮经常承担军役义务，七姓君长享受不输租赋的优待，民户则每人每年要缴纳“钱”四十。这一类蛮族的文化类型与其他少数民族又有不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也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的。
史学家翦伯赞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时的中国正像一个鸡卵，中原诸族，有若卵黄，四周诸种族，有若卵白，卵黄与卵白虽各为一物，而在鸡卵之有机构造上，则是血肉相连的。当秦之时，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一种适当的温度，来孵化这种鸡卵。所以到西汉之初，鸡雏遂破壳而出，是为汉族。”我们扩而大之，把汉族看作卵黄，以后的周边各族又有若卵白，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也就诞生了。
第三节 社会经济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经济又是广义的文化。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可分述如下几点。
一、政治、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
秦之所以能统一，其客观原因是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是“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而战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争城夺地的战争，使得人民无法休息，无法平静地从事生产。当时的政治家们已明确看到这一点，“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谨听》）；“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吕氏春秋·功名》）。“欲为天子”，就是需要统一；“民之所走”，即人心所向，需要“休息”的人民迫切需要统一。
但是秦统一之后，在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本也无可非议，有些统一措施（如令黔首自实田、统一度量衡之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过，它根本没有考虑与民休息，短短的二十几年当中，南戍五岭五十万人，北逐匈奴筑长城三四十万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为了营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动用了七十余万人，即便这些数字有夸大，也是动员了全国力量当兵服役了。无休止无归期的征发，所谓“力役二十倍于古”，造成一片悲惨的社会景象：“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再加上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掠夺，人民起码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所谓“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汉书·食货志》），实际上是不可能耕，不可能纺绩。因而激起了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从农民起义爆发到楚汉之争结束，又是七八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西汉王朝建立的时候，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人民在战乱中死的死，逃的逃，因而汉初人口大大减少，城市人口只剩十分之二三，如一个只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战后只剩下五千余户。而且市场混乱，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许多农民为生活所迫，卖妻鬻子，或自卖为奴。在此种社会经济凋敝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也无法搜刮，因而有这样的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
为汉王朝的生存，为稳定秩序，非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措施不可，因而汉高祖刘邦一开始就颁发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诏令，如：组织军人复员为民，并给予土地、免傜役等优惠；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因饥饿而自卖为奴者“皆免为庶人”，等等。以后文帝、景帝时期，继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史称“文景之治”。这样，汉初七十年，社会经济确实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所以有记载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史记·平准书》），和“民无盖藏”“将相或乘牛车”形成鲜明对比，一派升平、繁荣景象。抛开溢美之词，不可否认当时经济恢复发展的事实。
这“人给家足”、府库丰满的描写，正是汉武帝时候。汉武帝正是凭借着强大的财力，施展英雄才略，开疆拓土，同时又好大喜功，赏赐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之金。庞大的开支，“人徒之费”、“兵甲转漕之费”、赏赐之费，再加上大修离宫别馆，“外事征伐，内事兴作”“费不可胜计”，很快就弄得“府库并虚”，只得加紧向人民搜刮，再一次造成社会经济的危机。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经济的发展再次受到阻碍和破坏，同时也就呈现为尖锐的社会和阶级矛盾。
在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政治上也可采取一定的挽救措施，西汉史上的所谓“昭宣中兴”，可以说是“与民休息”政策的再度登场。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地发展，随着政治上腐朽的加剧，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终于爆发农民起义。然后建立东汉王朝，又通过“轻徭薄赋”等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时间稍长一点，统治阶级的贪婪腐化，一而再，再而三，弄得小民不可活，“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说明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进行了。
政治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形成这么一种奇妙的关系，政治凭着经济强大，有所作为，反过来又无情地摧毁它，根本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以农为本”。这是古代阶级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秦汉当然不会例外。
二、文明大厦的基石——农业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时期当然不会例外。秦汉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是农业创造的，秦汉时期的一切文化创造，又都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有很高的水平，其具体表现首先是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是古代的先进工具，史书记载表明，西汉时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当时人认为铁器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所谓“铁器，民之大用也”，或者说“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雔灭则田野辟，田野辟则五谷熟”（《盐铁论·水旱》《禁耕》）。汉代垄断冶铁铸造，除了兵器之外，就是农器了，武帝时“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文帝时南越王向汉王朝要求得到“金铁田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可以反映铁农具之铸造及其推广情况。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不但中原地区，在今辽宁、甘肃、湖南、四川、山东等省乃至更边远的新疆、云贵都有西汉时代的铁器出土。铁制农具包括铲、、锄、镰、铧等，铁犁铧的数量还不少，而且宽窄大小不一，的铧宽达42厘米。这些生产工具也是在不断创造和改良的。所谓“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汉书·食货志》）就可说明。
牛耕的推广与铁农具的推广是同步的。“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国家为之强弱”，所以“徙民田皆与犁牛”“假与犁牛种食”等记载较多。犁牛相连，就是牛耕的意思。牛耕的技术也是与铁器的改进同步的，史书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西汉普遍使用了二牛抬扛的犁耕，由二牛三人、二牛一人乃至一牛一人，不断进步。应当指出有的地方也用马耕，在马牛不足的情况下，以人挽犁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并且，“耒耙而耕”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江南有很多地方还是火耕水耨。耕作技术的进步，从“代田法”和“区田法”的实行和推广可见一斑。代田法，甽（沟）垄相间，播种于甽中，中耕锄草培土（垄上之土），甽垄培平时，作物根深坚固。甽垄位置每年调换，可以恢复土壤的肥力。此法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前人经验的一种耕作方法，先在长安附近试行，很快加以推广，直至边远地区。区田法主要见于东汉《氾胜之书》的记载，可以说是代田法范围的缩小，精耕细作技术的加深，依靠人力，增加肥水，加强管理，改变广种薄收而为少种多收。总之，汉代的农业耕作技术，从土地利用、土壤改良、施肥保墒到种子处理、田间管理以及灌溉等各方面，都有了较丰富的经验。
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水利灌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秦汉时期，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治理黄河，黄河多次决口，几次改道，造成大水灾，汉政府也曾多次大规模组织治理黄河，而且都花费很大。较有成效的治理也有几次，如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因“河决于瓠子”“率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值得称道的是，武帝曾亲自巡视工地，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负薪填河堤。此次修治，不仅堵住决口，使黄河流归故道，以后八十年中没发生过大水灾。东汉明帝时期，公元69年的治河，派的是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昊等人主持，采取了科学的方法“修渠”“筑堤”，史书记载说：“景乃商度地势（勘察设计），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后汉书·循吏·王景传》）。这一综合性的治理工程，效果显著，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大大减少。其次，兴修水渠、水库。秦汉时期开凿的新渠、兴修和修复的大型水库，数量很多，分布很广。著名的如秦代的都江堰、灵渠，汉武帝时的六辅渠、龙首渠、曹渠和白渠等，整个秦汉，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穿渠灌溉”的工程。水库则或利用天然湖泊，或因某些地势修建而成，如汝南郡鸿隙大坡、下邳蒲阳坡、会稽镜湖等，全国各地都有“造起陂池”“修治陂池”的记载，尤其是南方，小型的陂池塘水星罗棋布，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省曾多次出土过汉代防水田、池塘的模型就可证明。此外，凿井灌溉，汉武帝时创造的井渠（“井下相通行水”）方法，传至西域长期沿用。许多水利建设对农田的好处，都有记载。
以上所说，铁农具、牛耕的普遍使用，水利的发达，农业技术的进步等，这些既是农业发展的表现，也是农业生产提高的一些主要原因（虽然还有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秦汉时期，人口不断增加，垦田面积不断增加，亩产量不断提高，在这些方面，历史上的统计资料并不一定可靠，但发展的大趋势是能够反映出来的。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有户一千二百二十多万，人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垦田数达八百二十七万多顷，人均有十三四亩土地，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东汉的统计数字略低，是由于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隐匿土地和人口的问题比较严重，从零星记载情况看，还应略有发展。当时的粮食产量如何？《汉书·沟洫志》中，对郑国渠灌区有“收皆亩一钟”的记载，一钟是六斛四斗，那就相当高了，一般大约在亩产二百斤左右。《九章算术·哀分》记一亩产粟二斛。仲长统《昌言》中提到亩收三斛，都应当是当时实情的反映。
此外，农业的发展，虽然主要看谷物种植业，但在当时，也应包括园圃业、畜牧业、渔业乃至林业等生产部门。
园圃业即蔬菜、果物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栽培。自古以来，这些东西大多是种在房前屋后，田头地边，如《汉书·食货志》所说：“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埸）。”秦汉帝王下诏令民种谷树艺。地方长吏也往往劝民务农桑，如《汉书·龚遂传》：“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主要是副业，小规模经营。不过，史书记载表明，秦汉时期也有了大规模果园和菜圃等的经营，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列举有致富可与“千户侯等”的专业经营，果木以“千树”计，蔬菜等以“千亩”“千畦”计。而果木、蔬菜品种之多，生产技术之精，都有较大的发展。有关林业发展的记载，实见于关于园圃业的记载中。值得一提的是，秦汉时期的苑囿、陵墓、官舍、庭院等处，都有林木栽植。特别还有道路两旁的植树。例如秦代“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
以青松”（《汉书·贾山传》）。汉代亦有“树桐樟之类列于道侧”（《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
畜牧业是当时农业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在秦汉时期仍然主要是家庭副业，如前引《汉书·龚遂传》“劝民务农桑”中就提出户养“二母彘、五鸡”的理想；“童恢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齐民要术》序）；许多地方官“劝农桑”，都同时有“令畜猪”、养鸡买牛的举措。但是，马、牛又有所不同，不仅是农耕、运输的需要，军事上也大量需要，所以时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因而在畜牧业中，养马（也兼及牛、羊）是有较大的独立发展的，如《汉旧仪》记载（其他分散的记载也有），京师长安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边郡牧师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
秦汉时期和整个古代情况一样，农牧关系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从事种植业的民族与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区上明显分开，牧业区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畜牧业则以舍饲圈养为主，也有半农半牧区，这种地区的畜牧业得到农业的支援，比游牧的“随水草而徙”要进步一些，有关畜牧的生产技术也得以发展。
至于渔业，《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说明广大南方，鱼是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了（这也是靠水吃水的自然规律），《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又说：“巴蜀广汉……民食鱼稻。”那就不单是江南水乡泽国以鱼为食了，沿海自不必说。《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关中和中原地区的居民也“好商贾渔猎”，黄河中游盛产鲤、鲂，自古有名。渔业的发展是必然的，但秦汉统治者似乎并不重视渔业，甚至加以限制，有时下令“禁民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后汉书·刘般传》）。渔业税收是当时封建国家财源之一，统治者垄断“鱼盐之利”加重税收，对渔业的发展无疑是起限制作用的。
农业主要解决人们吃的问题（也包括给穿衣、住房提供原材料），民以食为天，这是天经地义的，农为国之本，乃“天下之大业”（《盐铁论·水旱》），这是统治者认识到的，不过这种认识有局限性，其根本目的不是为民且不说，其种种做法与认识往往矛盾，对渔业的限制也是一例。
三、工商业与都市
（一）手工业
秦汉时期的工业是手工业，是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它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不大（也不是很小），但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它不仅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它的有些产品本身就是文化和艺术。
秦汉时期手工业有很大发展，表现在：生产种类多，生产技术精，生产规模大。关于生产规模，手工业生产一般是小规模，是生活必需品的纺织业甚至主要还是家庭副业，但在有些行业中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为了垄断或组织管理盐铁和一些其他产品的生产，汉代在全国各地设有铁官、盐官及各种各样的工官，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统计：“产铜、铁之区，凡四十六处，产盐之区凡三十一处，产石油和石墨之区各一处，有服官和工官八处，产漆之区一处，产木之区一处，产竹之区一处，产橘之区二处，畜牧之区二处”。
当时手工业生产的种类包括：采矿、冶铁、冶铜、铸造、铸钱、铸镜、造兵器、纺织、编织、制盐、酿酒、建筑、造车、造船、制陶、漆器制造、皮革加工、雕琢玉石、制造纸张笔砚等。现略述主要几项如下：
1.冶金业
包括采矿、冶炼和铸造在内的冶金业，在当时是规模的手工业。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和众多的设备，“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汉书·食货志》），故规模都较大，其中冶铁业又突出，上已提到，全国各地设铁官很多。生产生活中需要很多铁器，生产中的犁、耙、锄、镰，生活中的炉、釜、灯、锁、剪、刀、针，车马用具如齿轮、轴承、马衔等，这些都有实物出土。再就是大量的兵器，刀、斧、剑、矛、戟，乃至铁铠甲，也有实物出土。其次就是冶铜业，钱币是主要产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一百二十余年，平均每年铸钱两亿三千多万枚，需要铜的数量，当以千百吨计。日用器物方面虽然铁器、漆器的兴起取代了铜器的一些地位，但种类仍然很多，如乐器（铎、钲、铃、鼓等），饮食器（壶、卮、杯、盘等），水器（盂、洗、盆等），炊器（鼎、豆、釜、勺等），以及熏炉、带钩、玺印、虎符、灯、俑等，都在考古发掘中见到了实物。应该指出的是，出土铜器中多的是铜镜这种日用必需品，例如，洛阳烧沟汉墓群中，较“富的墓葬都有一两面，其中第95号墓葬竟有118面”。铜兵器也有，以弩机为。秦汉时期的冶金工艺技术当然有发展，采矿、原料加工、冶炼、铸造，哪一方面都比以前有改进和提高。许多矿冶遗址，出土的各种各样的精美器物，是有说服力的证明。
2．纺织业
原始人和动物一样，首先主要的是食，文明社会则衣、食、住、行，或者说丰衣足食，衣的问题似乎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秦汉时期是“天下以农桑为本”，如前所述种桑树主要是农业的副业，这当然不排斥已出现了“千亩桑麻”的大规模经营。树桑种麻，是当时纺织的主要原料，当时新疆地区，已有了棉花和羊毛纺织品。秦汉时期的纺织生产，主要是个体小农家庭的“女子纺绩”，乃至于王公贵族之家“夫人自纺绩”的也不少。大体上麻织品称布，丝织品称帛。《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细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是以文缯薄织，不粥于市。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娣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抛开这段话的等级观念和文饰之辞可以看到：一般平民百姓穿的是麻布衣，如粗糙不堪的八综布之类（有记载，也有实物出土），秦汉时期应该如此。但古时的庶民只有老人才可衣丝，“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或者结婚之时可以穿好一点，而秦汉时一般富有的“庶民”甚至“中者”“亵人”都尚穿好的丝织品了。这说明丝织品的数量明显增多。一些王公贵族家中，“锦绮缋榖纨素奇玩，积如丘山”（《后汉书·董卓传》），或者“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后汉书·袁术传》），各地汉墓出土丝绸既多且精，甚至有一些整幅的丝绸。大量的丝绸从哪里来？从民间搜刮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规模较大的纺织工场，中央政府中设有织作和丝染的机构和官吏（如织室、平准令之类），在一些纺织业发达地区设“服官”，直接经营大规模的纺织工场，“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汉书·贡禹传》）。各地有各地特有的传统的丝织品，所谓“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世代相传，熟能生巧，普普通通的“恒女”“钝妇”也都能织出上好的东西。然而，大规模的生产更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能工巧匠们聚集在一起，会不断改进工具和织作技术，更不消说有文化人的巧思了，例如，“（马钧）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
3.漆器制造
漆器的生产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到秦汉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考古发掘秦汉的墓葬，常见大量漆器随葬，动辄数十件，有些是一百多件，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的漆器总数达七百件。漆器在生活中广泛运用，可以出土实物种类之多看出，如耳杯、卮、奁、盒、盘、几、案、壶、鼎、钟、盂、钫、匕、勺、匜、匣、筒、屏风、虎子等，还有乐器和少量髹漆的兵器。漆器生产要求较高的工艺技术，许多出土物表明，秦汉时期漆器的工艺水平很高，除木胎、竹胎之外，秦汉时较流行的夹纻胎（以麻布为胎）的工艺难度就较大。髹器工艺也日益高超，高级漆器制品，有缘边镶嵌金、银、铜，称为“器”，还有富丽堂皇的金银平脱器（将金银薄叶缘切成图形黏于器物表面，反复打磨而成）。出土的许多漆器制品，设计巧妙，造型精致，纹饰优美，镶嵌华丽，堪称为高级工艺珍品。这些精美的物品，是集众人之智慧，且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所谓“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散不足》）。
4．其他手工业
如舟车制造、制盐、酿酒等，既有悠久的历史，又在秦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生产技术和规模都超过前代。
（二）商业与都市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繁荣是很自然的，商业活动的中心又在城市。在中国古代，“市”字本身就有聚集货物，进行买卖之义，就有贸易场所之义，就有城镇之义，是城市的简称。城市的特点只是人口密集，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代也叫“都市”，晁错《论贵粟疏》中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
日游都市……”（《汉书·食货志》）即是从经济中心来讲的。
1.关于秦汉时期商业的发展
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应当说，这是整个秦汉时期商业的概述。其实，不仅建立统一国家，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都是从秦开始的。
当时商业之繁荣何以得见？据《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记载，从秦代开始就有一些“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的大商贾，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刁间、师氏等从秦到汉初不衰，汉代也不断出现新的大商人，在一些大都会相继而起，如《汉书·货殖传》所记：“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所举这些，当然不是全部，司马迁说得好：富人“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虽不仅仅讲商人，实际上，大都会、小城镇各有各的富商，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再者，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商业种类之多几乎无所不有，有“百贾”的说法。吃的东西，粮食、肉食、水产、蔬菜、瓜果、油、盐、酒、酱，样样都有。有的大商人一年中的买卖量很大，“贩谷粜千钟”（每钟六斛四斗），“酤一岁千酿”，“屠千羊彘千皮”，“果菜千钟”，各种鱼类以“千斤”“千石”“千钧”计，甚至各种酱菜调料品也以“千”计，“糱曲盐豉千荅”（容器，或云受斗六升）。衣服原料，布帛绸缎，经营量以“千钧”“千匹”计，皮毛业“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烧柴，“薪稾千车”。还有，一些重要手工业，车、船、铜、铁、竹、木、漆等，或原料或成品均有大量的买卖。买卖牲畜的量也很大，此外，“贩脂”“卖浆”之类的小业也有成大富者。
2.关于都市
这里我们着重从经济中心的角度来谈都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是从这个角度讲“通邑大都”。作为商业的城市，首先是通，在交通便利之处，其次，就是聚会，人群集聚，商贾之所至。如《盐铁论·力耕》所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秦汉时期的大都会，除京师长安之外，就是郡国首府，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当时合称五都）、番禺等城市，都是全国性的都会。还有一些是一方之都会，如“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韩之荥阳，……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这里所说并非全部著名商业城市，南方有江陵、长沙、豫章、昊、寿春、合肥，西北也有姑臧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并且“百郡千县，市邑万数”（《潜夫论·浮侈》），大的都市，小的集镇，都是不同规模的商业中心。
这些都会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例如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这财富无疑的又集中在长安，从武帝以后的西汉后期多次迁徙百万、三百万、五百万以上富豪于长安及其附近。又例如说：“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其他“天下名都”，多有“富冠海内”之称，作为经济中心，一是财富集中；二是聚散货物，起沟通经济的作用。后者如长安是“五方杂错”“郡国辐凑”；洛阳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成都“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涿、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东贾真番之利”；寿春、合肥“受南北潮”；平阳“西贾秦瞿，北贾种代”；姑臧“通货羌胡”（《后汉书·孔奋传》）等；广州则“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真正是一派“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生动景象。
后谈谈城市的建设和生活。城市建设首先是四周的墙垣，如长安城墙总长六十五里。四面城墙各有若干城门，如长安汉城每面三个城门，共十二个。洛阳汉城亦有十二个城门。其他较小的城市，每面或一两城门，城门之上有城门楼，城垣之外一般有护城河环绕。
其次，城内的建筑，是以宫殿区为城中之城，据考古勘测，长安的未央、长乐两宫均有宫墙，面积占全城的二分之一；洛阳宫城位于大城中北部，约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左右。其他各地也是以官府为中心，这些可以说明城市作为政治中心的特点。由于人口集中，城内还有许多官、民住宅，还有官署、寺庙等建筑。有些城市面积较大，街道纵横交错，如“长安城中八街九陌”“洛阳二十四街”等。
商业区称为“市”，市肆一般集中在城内特定区域，如长安城就在西北隅有夷西九市。市也有围墙，有市门，市内有列肆、廛、市隧、市楼等建筑，商肆分列成行，“商贾居之”，列肆之间的人行道称为“隧”“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班固：《两都赋》），贮藏货物的仓库称为“廛”，市楼则是市场管理的治所，主管市场事务的官员叫市令、长，
其下还有交易丞、钱府丞等属吏。“货别隧分”，说明商肆是按出售商品的种类集中排列的，如长安、洛阳之“酒肆”，以及有马、牛、羊分别买卖的肆列。这种分列一直留传到后代，至今仍多少有些遗迹，如北京之米市大街、灯市口之类。全国各地大、中、小城市均有此遗留，棉花街、打铜街、珠市巷、鸡鹅巷、绒线胡同……不一而足。
至于城市生活，人口密集，吃喝拉撒是一大问题，各个城市都有大粮仓，积蓄较丰，平常年景解决粮食需求似无问题。供水，许多城市在河流附近，可以引水入城。两汉都城附近还有一些大小湖泊水池，如长安之“昆明池”“太液池”“沧池”“唐中池”以及上林苑中十池等，洛阳附近有“鸿池”“濯龙池”等；再就是地下水，当时城市中水井分布很多，住宅庭院和市肆之中多凿水井，故有“市井”之称。《风俗通》云：“俗说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卖，当于井上先濯，乃到市也。”既要用水，也要排水，所以有沟，“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城市遗址之内普遍发现有下水道遗迹，也有陶制的下水管道出土。人多了，卫生管理非注意不可，秦国“刑弃灰于道”（《史记·李斯列传》），可能与预防火灾有关（这也是人口集中必要防范的），也可能与卫生管理有关。
以上是人们维持生命的生活，人也还有精神生活需要，那就是文化，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再说。
第四节 阶级关系和农民起义
秦汉时期的社会是阶级社会，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一、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我国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彼此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他们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的地位相当于农民，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主要的被统治阶级，还有奴婢，比农民、手工业者地位更低下。商人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商人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贩应该属于被统治阶级。在社会的发展变革中，各个阶级的情况也是变化的，更不用说个人的升降沉浮了。
（一）地主阶级
总的来说，地主阶级掌握着政权，拥有大量土地，居于这个阶级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的贵族地主。这部分人随着“改朝换代”是有变化的，秦的皇帝姓嬴，汉的皇帝姓刘，东汉的刘和西汉的刘实际上已不是一回事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西汉初所谓布衣将相的局面，说明汉初王公贵人原来地位并不高，有些可以说是被统治阶级中的人物。除皇帝之外，官僚贵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西汉时期世代当大官的似乎不多，东汉时期特别是它的后期，“四世三公”之类的情况较多一些，这就与后来门阀世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关，当是封建政治、经济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一般地主的变化又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的兴起，有的破产，但在改朝换代时，政治上他们是受到保护的，西汉和东汉开国之初，都有“复故爵田宅”之类的措施，这或可说明封建政权的性质。
封建统治阶级就是剥削阶级。皇帝是全国的剥削者，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强迫农民和手工业者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保障其统治地位，并且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这就是少府官主管的财政。其数目之大甚至超过国家财政。例如，西汉元帝时，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四十万万，而水衡藏钱二十五万万，少府藏钱十八万万，少府、水衡钱即供皇帝私奉养者。
官僚、地主的剥削则靠拥有大量土地，并且不断掠夺兼并土地，占有劳动力，其中官僚地主更突出。土地兼并有的是直接掠夺，也有的是买卖而来，不过贱价强买者不少。大地主的土地数以千百顷计。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把占有土地和占有劳动力更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田庄的新组织形式，聚族而居的劳动者，成为“宾客”“徒附”，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之上，罩上一层长幼尊卑之序的宗族、亲属关系的纱幕。
（二）农民阶级
在农民阶级中，一般来说自耕农民人数多，秦汉时期实行户籍制度，登记姓名、年龄、籍贯、家口以及爵级财产（包括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以便征收赋税徭役。被列入户籍的称为“编户齐民”，其中大多是自耕农民。
自耕农的状况，《汉书·食货志》中有一段较全面的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算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在风调雨顺，为政相对清明的情况下，终年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或可得到一个起码的温饱，甚至还可以被美化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赞》）。但天灾、人祸也是经常不可避免的，日子更加艰辛难过。“急政暴赋，赋敛不时”，那就连生活水平和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了，就只得“卖田宅，鬻子孙”。而秦汉时期，很多时候的赋税、徭役都是很重的。
秦汉时期自耕农民的破产是经常的，有时是大批的。破产到“贫无立锥之地”之后，要想生存，就只有在地主占有的土地上去劳动，这就是佃农和雇农。这两者的境遇都低于自耕农，但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不同时期也不相同。佃农在秦和西汉被称为“贫民”或者“佃客”，一般是从地主那里租来土地，以对分甚或更多的比率，向地主缴纳地租，劳动时就像自耕农一样，全家人全力以赴在租来的土地上劳动，所以史书上说豪强地主役使贫民是以家计算的，如西汉宁成之“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汉书·酷吏·宁成传》）。雇农在秦和西汉被称为“佣耕”或“庸作”，如陈胜之为人佣耕。《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书中有“流庸未尽还”之语，师古注曰：“流庸，谓去本乡，而行为人庸作。”到了东汉，佃农和雇农被称为“佃客”“徒附”，因为是聚族而居的田庄形式，有些佃、雇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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