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5152100
内容简介
党中央、国务院*近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这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以高端的学术科研做支撑。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学术应该是首位的追求，没有高水平的学术，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都无从谈起。高水平的学术可以形成尊重学术的良好氛围、校风，这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就不可能建设出高水平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学府，有志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创新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自己的学术人物，拓宽自己的学术影响，造就自己的学术未来，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禹羌文化学”。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以高端的学术科研做支撑。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学术应该是首位的追求，没有高水平的学术，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都无从谈起。高水平的学术可以形成尊重学术的良好氛围、校风，这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就不可能建设出高水平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学府，有志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创新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自己的学术人物，拓宽自己的学术影响，造就自己的学术未来，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禹羌文化学”。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目 录
引言
第一篇 禹羌关系
第一章 大禹存在性辨析
第一节 古籍辨伪学说
传抄·古书的传播特征
考校·辨伪学的成就与缺陷
第二节 疑古派认禹为神
新见·古史层累造成学说
疑古·大禹神性的疑辨
第三节 疑古辨禹问题评判
辨析·对疑古论点的驳议
转折·走出疑古的呼声
第四节 大禹是客观存在
归纳·大禹是人不是神
正道·禹迹的释和证
第二章 大禹身世与里居
第一节 大禹出自黄帝族
始祖·大禹远祖是黄帝
解疑·黄帝的存在性
姓氏·颛顼是直系祖先
第二节 大禹父辈与家室
父辈·鲧是颛顼五世孙
后裔·大禹的妻室与子嗣
第三节 大禹乡邦认定
里居·大禹生于西部
地名·地志中的石纽
遗存·方志记载与传说
分歧·石纽位置的争议
第四节 禹里与西羌关联
源流·最早的氐羌记载
地缘·大禹时代的羌区
第二篇 历史背景
第一章 洪水传说考察
第一节 华夏各族洪水传说
渊源·洪水传说的古远性
流传·洪水传说的广泛性
第二节 世界各地洪水传说
原始·经典里洪水传说
环顾·大洪水漫延环宇
第三节 洪水传说成因分析
考证·大洪水的存在性
解析·大洪水成因探讨
第二章 文化思维储备
第一节 八卦引发环保意识
释义·八卦中的水土
禁忌·八卦延出环保禁令
第二节 天人感应说萌生
天道·远古洪范九畴论
感应·上古特殊灾害说
第三节 水德文化思维
……
第三篇 治水实践
第四篇 宝贵遗产
前 言
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这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以高端的学术科研做支撑。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学术应该是第一位的追求，没有高水平的学术，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都无从谈起。高水平的学术可以形成尊重学术的良好氛围、校风，这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就不可能建设出高水平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唯一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最高学府，有志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创新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自己的学术人物，拓宽自己的学术影响，造就自己的学术未来，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禹羌文化学”。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以高端的学术科研做支撑。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学术应该是第一位的追求，没有高水平的学术，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都无从谈起。高水平的学术可以形成尊重学术的良好氛围、校风，这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就不可能建设出高水平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唯一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最高学府，有志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创新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自己的学术人物，拓宽自己的学术影响，造就自己的学术未来，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禹羌文化学”。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免费在线读
《西羌大禹治水丰功史》：
中华古籍的校理，开始由春秋时的孔子进行过一次，可能规模不大。经过秦始皇焚书运动之后，上古典籍大量损失，西汉刘向父子便将孑遗的古籍，又进行了比较长期的大规模校理。此后，在官方号召之下，地下出土和私家收藏的古书，陆续公开面世，于是古书数量便日渐增多，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伪造图书的个案。由于古史信息主要依靠古籍中的记载，如果使用了伪书，肯定会以讹传讹，因此对于古籍来说，就有辨伪求真的必要。
古籍辨伪的兴起，基本上是在宋代。北宋的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南宋的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以及赵汝谈、高似孙、晁公武、黄震等，根据群书对比法、目录寻根法诸多手段，辨析古籍的真伪，至明清时便形成了一门“辨伪学”，以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为代表。近代疑古派史学崛起，与辩伪学相表里，将先秦古籍作了一次大检视，使古史研究更为科学化。或者可以说，疑古派史学中很大一部分新论点，就建立在辨伪学的基础上。
所谓伪书，有诸多不同的类型。除了古代并无此书，或虽有书而业已亡佚，纯由后人伪造假冒以外，大多数伪书主要伪在时代的确定上面。如《本草》称神农撰，《素问》称黄帝撰，《周礼》称周公撰之类，并不是其书不真不古，而是标错了作者，把时代大大提前，混淆了文化发展的科学进程。把古书的著作时代定准，对于辨史、考古种种学术研究，就有了客观的依据，其意义非同小可。举个例子来说，指南针是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但具体发明于何时？仅凭崔豹《古今注》“指南针起于黄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这种说法，指为黄帝所发明，说服力便不强，因为这仅仅是古代一种口头传说而已。发明指南车的前提，在于明了磁石的性能，现存《本草》经文中记有“慈石”；《山海经·北山经》灌题之山“其中多慈石”。如果《本草》《山海经》真是夏代或更早的书，那么指南针四千年以前就有了创造的前提了。最早提到指南针的诸子书，是《鬼谷子·谋》：“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鬼谷子是战国纵横家张仪、苏秦的老师，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的人；汉刘向《说苑》曾引其言；宋《太平御览》卷775曾引其书之文；但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鬼谷子》一书，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所以辨伪家定为伪书，或疑为晋代皇甫谧的假冒。如果此书真是伪造，那么上边所记司南车的利用，科学史价值就大大逊色了①。
其实，先秦古书的内容，客观上就存在不稳定性。古代未发明印刷术前，书籍都抄写在竹帛上，往往以篇为单位成书，聚若干篇而为一部。抄书人往往并不忠实于原著，常将内容相类的若干篇集合在一起，并且各取所需。所以早期古籍，书名不定，但有篇名；有时作者连篇名也没题，抄者取头几个字当作篇名，其例多有。孔子厘定的“六艺”，记载言论的那部便称之为《书》，诗歌总集则称之为《诗》，连书名也未专门取一个，后来才把它们叫作《尚书》和《诗经》。孔子删诗书以前，那些篇什应该是些散乱的文字，而且数量多得多，大概同一篇材料，不同来源的抄本文字也有差异。孔子之“删”，并非压缩修改，而是校对清理，汰劣定优。经过孔子删定的六经，由于经过科学的整理，便基本定了型；后人抄书，鉴于孔圣人的威望，便不敢随便增减，总算保持住它的原貌，不过某些小的变动也还是有的：例如近年出土的帛书《周易》与今本卦爻辞，在文字上就有个别不同之处。
在古书抄写过程中，不仅篇的多少可由抄书人决定，扬弃他所不感兴趣的篇章；而且还能凭着他的兴趣，省去原文中的某些段落，甚至删改自己认为不满意的文字；同时，他也可以补充一些资料，甚至将自己爱好的其他文字抄附在篇中或篇尾。由于上古书名既未确定，只是一些零散篇章，也无确定的作者，更谈不上什么版权，抄书人这些做法实际上十分正当。加上抄书人有时会给原文作注，或写上几句个人体会，那些注文和正文在抄写时又无明显区别，当此书被另一人再次抄写时，其间文字混淆恐怕在所难免。此外，篇名标注又无固定体例，一篇的起始和终结之处，缺乏明显标志，后来的抄者很容易将几篇连续抄在一堆，形成漫长的一大篇。像这样传抄下去，同一篇文字，北方流传的本子与南方就会大不一样。现存的不少古籍里，还可以找到这种情况的痕迹。如今本《墨子》书中，《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篇，都有上、中、下；而上篇与中、下篇并非“未完待续”的关系，讲的明明是相同内容，文字也大同小异，但文风词句乃至所引古语都各有不同，这明显是当时同在世上流传的三种抄本，其母本原先肯定只有一个，抄来抄去，抄得变了样。原篇的面目如何，至今完全无法追究，反正这三个本子没有哪个是蓝天真本。
……
中华古籍的校理，开始由春秋时的孔子进行过一次，可能规模不大。经过秦始皇焚书运动之后，上古典籍大量损失，西汉刘向父子便将孑遗的古籍，又进行了比较长期的大规模校理。此后，在官方号召之下，地下出土和私家收藏的古书，陆续公开面世，于是古书数量便日渐增多，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伪造图书的个案。由于古史信息主要依靠古籍中的记载，如果使用了伪书，肯定会以讹传讹，因此对于古籍来说，就有辨伪求真的必要。
古籍辨伪的兴起，基本上是在宋代。北宋的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南宋的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以及赵汝谈、高似孙、晁公武、黄震等，根据群书对比法、目录寻根法诸多手段，辨析古籍的真伪，至明清时便形成了一门“辨伪学”，以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为代表。近代疑古派史学崛起，与辩伪学相表里，将先秦古籍作了一次大检视，使古史研究更为科学化。或者可以说，疑古派史学中很大一部分新论点，就建立在辨伪学的基础上。
所谓伪书，有诸多不同的类型。除了古代并无此书，或虽有书而业已亡佚，纯由后人伪造假冒以外，大多数伪书主要伪在时代的确定上面。如《本草》称神农撰，《素问》称黄帝撰，《周礼》称周公撰之类，并不是其书不真不古，而是标错了作者，把时代大大提前，混淆了文化发展的科学进程。把古书的著作时代定准，对于辨史、考古种种学术研究，就有了客观的依据，其意义非同小可。举个例子来说，指南针是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但具体发明于何时？仅凭崔豹《古今注》“指南针起于黄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这种说法，指为黄帝所发明，说服力便不强，因为这仅仅是古代一种口头传说而已。发明指南车的前提，在于明了磁石的性能，现存《本草》经文中记有“慈石”；《山海经·北山经》灌题之山“其中多慈石”。如果《本草》《山海经》真是夏代或更早的书，那么指南针四千年以前就有了创造的前提了。最早提到指南针的诸子书，是《鬼谷子·谋》：“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鬼谷子是战国纵横家张仪、苏秦的老师，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的人；汉刘向《说苑》曾引其言；宋《太平御览》卷775曾引其书之文；但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鬼谷子》一书，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所以辨伪家定为伪书，或疑为晋代皇甫谧的假冒。如果此书真是伪造，那么上边所记司南车的利用，科学史价值就大大逊色了①。
其实，先秦古书的内容，客观上就存在不稳定性。古代未发明印刷术前，书籍都抄写在竹帛上，往往以篇为单位成书，聚若干篇而为一部。抄书人往往并不忠实于原著，常将内容相类的若干篇集合在一起，并且各取所需。所以早期古籍，书名不定，但有篇名；有时作者连篇名也没题，抄者取头几个字当作篇名，其例多有。孔子厘定的“六艺”，记载言论的那部便称之为《书》，诗歌总集则称之为《诗》，连书名也未专门取一个，后来才把它们叫作《尚书》和《诗经》。孔子删诗书以前，那些篇什应该是些散乱的文字，而且数量多得多，大概同一篇材料，不同来源的抄本文字也有差异。孔子之“删”，并非压缩修改，而是校对清理，汰劣定优。经过孔子删定的六经，由于经过科学的整理，便基本定了型；后人抄书，鉴于孔圣人的威望，便不敢随便增减，总算保持住它的原貌，不过某些小的变动也还是有的：例如近年出土的帛书《周易》与今本卦爻辞，在文字上就有个别不同之处。
在古书抄写过程中，不仅篇的多少可由抄书人决定，扬弃他所不感兴趣的篇章；而且还能凭着他的兴趣，省去原文中的某些段落，甚至删改自己认为不满意的文字；同时，他也可以补充一些资料，甚至将自己爱好的其他文字抄附在篇中或篇尾。由于上古书名既未确定，只是一些零散篇章，也无确定的作者，更谈不上什么版权，抄书人这些做法实际上十分正当。加上抄书人有时会给原文作注，或写上几句个人体会，那些注文和正文在抄写时又无明显区别，当此书被另一人再次抄写时，其间文字混淆恐怕在所难免。此外，篇名标注又无固定体例，一篇的起始和终结之处，缺乏明显标志，后来的抄者很容易将几篇连续抄在一堆，形成漫长的一大篇。像这样传抄下去，同一篇文字，北方流传的本子与南方就会大不一样。现存的不少古籍里，还可以找到这种情况的痕迹。如今本《墨子》书中，《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篇，都有上、中、下；而上篇与中、下篇并非“未完待续”的关系，讲的明明是相同内容，文字也大同小异，但文风词句乃至所引古语都各有不同，这明显是当时同在世上流传的三种抄本，其母本原先肯定只有一个，抄来抄去，抄得变了样。原篇的面目如何，至今完全无法追究，反正这三个本子没有哪个是蓝天真本。
……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