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21711
1.著名学者访谈前辈泰斗，深度与高度并举
本书访谈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以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思考，深度访谈老一辈学界泰斗，立意之高、关怀之远、访谈主题之深切，令人敬佩赞叹。
2.前辈大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思考与展望
前辈大学者就访谈的主题，畅谈自己身处时代的学术、文化及个体在国家、民族前途转折之际的思考与抉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自身视角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提出见解。
3.带读者与大学者聊天，感受学界泰斗的鲜活个性
通过访谈，戴燕教授带领读者走进学界泰斗的身边，在聊天中感受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生活态度，理解他们的学术和他们各自的人生。
4.本书入选2017年2月光明书榜，中华读书报2月月度好书，2017年2月人文社科联合书单，1月凤凰好书榜。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通过戴燕教授对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等十一位从抗战到当下的老一辈中外学人的访谈，使我们了解了那个即将过去的时代中发生过的历史，以及那一代历史中的学人的思考与抉择——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是如何思考历史与未来，如何承上启下的？
一个个学者，体现了一代的学术、思想的风气。这些学者，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脊梁，是学术文化的灵魂。鉴往知来，当今学人只有充分了解上一辈学人的学术及思想，才能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前辈学者的学人心史。
序（戴燕）
何兆武 《上学记》之后
李学勤 “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章培恒 述学兼忆师友
王水照 文学史谈往
裘锡圭 古典学的重建
朱维铮 “国学”答问
陆谷孙 你这一生离不开它
张信刚 复兴中华相期在明天
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 历史与现状——漫谈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序
戴 燕
二〇〇六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何先生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钱锺书同样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教师的小说《围城》不同，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他强调更多的还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便开始期待传闻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记”。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我们一度住得很近，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认识何先生之前，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那时恰好替《书城》杂志帮忙，就同彭刚商量，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为人为学都有几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这个访问因而相当体贴，虽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记”，但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谈到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权力的关系。
那一年，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二十年，在上海的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学”问题。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他的批判性极强，教书、写作都带有激情，就如过去人常说的一句话：对待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甚至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访谈不能做得太长，当我们把根据录音整理好的谈话稿交给他过目，再拿回来时，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从国学到经学、从晚清到民国，逻辑更严密，论述更清晰，话锋也更犀利。这篇题为《“国学”答问》的文章，发表在《书城》的二〇〇七年第九期。
等到访问何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发表，我带着《书城》杂志回到北京，访问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在二〇〇三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的，从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学，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说李先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多少年里就是只保留这八柜子书，后来房子大一点，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对李先生的访问，自然离不开上古史，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术性、政治性的议论都有。访谈时，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谈他的上古史观、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负。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书城》的二〇〇八年期。
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慢慢地熟悉起来。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然后都到了复旦，这是一种缘分。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一九五五级“红皮本”文学史，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绿皮本”文学史。对他的访问，因此也就这样是从“文学史”开始。回首往事，听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他们要“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成为流行？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访问记也发表在《书城》的二〇〇八年第九期。
在复旦大学，我认识早的其实是章培恒先生，那时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后来很多年，每到上海，拜访章先生都是一个固定节目。我认识的章先生，在爱憎分明这一点上，与朱维铮先生是颇为相似的，而在讲义气方面，他“任性”、不顾一切的程度，在学界中也实属罕见。我们到上海时，他已经生病，我在他给研究生开的古代文学课上曾听过一节，只见他不但课上得规规矩矩，西装领带也穿戴得一丝不苟。做访问的那一天，他已经脚肿得厉害，必须要将两条腿平举，怎么坐都不舒服，可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答问，还是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的话来，讲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是人学”，讲鲁迅、顾颉刚。这篇访问发表在二〇〇八年第十二期的《书城》。
学英文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以及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这两本大词典的主编，都是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先生。就像章先生一样，陆先生在复旦、在上海都受到特别的尊重，有一段时间，他隔三岔五地给《南方周末》等报纸写文章，讲述他在复旦六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里面有很多掌故，使我们这些外来人对复旦的历史也能有一点直观感受，所以和陆先生相识虽晚，却也一见如故，并不陌生。陆先生是一个对语言、文学都极其敏感的学者，人本来也相当温和，可是在现实中，似乎也还是有他内心的不平和无奈。对他的访问，发表在《书城》二〇一二年第五期。
二〇一五年恰逢裘锡圭先生八十寿辰，三十多年前，他就是教我们古文字学课的老师，他学问的严谨、做人的正派，有口皆碑。本来在北京、上海，我们都住同一个院儿，经常碰面，但是知道裘先生太忙，早就预约的访问竟一直拖到他八十岁这一年。访问从他倡议的古典学重建开始，谈到现代学术史上的“古史辨”派，也谈到形形色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复兴。因为是给《书城》量身定做，访问时免不了也将裘先生“拉下水”，请他发表对有关现实问题的看法，裘先生不仅回答得爽快，而且就像他讨论学术时喜欢用的一句口头禅“实事求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也不愿意苟且。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二〇一五年第九期，刊出当日便在网络上疯传，令人意外。
二〇一一年章培恒先生去世，翌年朱维铮先生去世，就在编辑校对本书的过程中，陆谷孙先生突然去世，这都使我们深感怅然，而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为他们都做了这样一篇访问。
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虽然没有刻意规划，却是由于这样那样的机缘，得与这些前辈学者谈话，并将它们记录下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如果说这里面有我的“私心”的话，那就是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这一代学术、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身上，而通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
二〇一年〇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书，周末常随城大的朋友登山，张信刚先生是这小小登山队里的元老，因此我们有过不少谈话。认识张先生，还是在他当城大校长的时候，他是一个科学家，偏偏在推动中国文化的普及和教育方面做过巨大投入。二〇〇七年他退休以后，好像比过去更加忙碌，围绕人文与科技、世界与中国等话题，奔波于世界各地，观察、写作、讲演。张校长出生在沈阳，一九六〇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由于是海外“保钓”运动的骨干，一九七二年就回国见到周恩来总理。他也属于上一代知识分子，然而他经历过的岁月，与和他同岁的陆谷孙先生就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也全然不同，我为他做访问，由此特别留意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中国。他们的理想在哪里，理想又如何照进现实？这篇访问发表在《书城》的二〇一〇年第九期，收入本书，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历史的对照。
本书的压轴，即对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三位日本学者的访问，事实上做得早，曾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九九年期。那还是在一九九八年，葛兆光到京都大学当客座教授，我随同前往，那时经常见到的就是兴膳宏等几位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他们当时就已经是学者。兴膳教授与朱维铮先生同岁，青少年时代是在“二战”中度过，一九六五年读博士时次到中国，除了访问北大、复旦，还去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他研究的是中国古典，可是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已经完全不同，他对现代中国同样怀着美好的想象和热情。当然，他首先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者，在他与川合康三、金文京教授身上，都看得到日本学者特有的那种细致、沉着的作风，而他们也都告诉我们，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研究中国会带入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经验和方法，中国与日本在这里会是以怎样的方式碰撞、交融。将这篇访谈收入本书，也许可以提供又一种不同的历史对照。
为上一代学者做的这些访问，这次能够结为一集出版，首先，当然要感谢所有的受访者，谢谢他们的支持和配合，这些访问稿，都是他们亲自审定的。也要感谢彭刚，允许我收入他对何先生的访问。其次，是要感谢帮助我整理过录音的王水涣、雷仕伟、杜斐然、陈文彬、吴湛、周语等几位年轻朋友，访问兴膳宏等三位教授时，还得到过现任京都大学教授的木津祐子的帮助，也要谢谢她。后，要感谢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徐俊先生，还有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的余佐赞先生，是他们促成本书的出版。
书的题名“陟彼景山”，取自《诗经 商颂 殷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说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
二〇一六年七月底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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