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44099
译后记
恩斯特·容格尔(又译“云格尔”“荣格尔”或“荣格”)。历来是德语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褒之者如海德格尔认为他“在观看真实事物的坚决性上，超越了当今所有‘诗人’（即作家）和‘思想家’（即哲学学者）”，堪称“尼采惟一的继承者”；贬之者如托马斯·曼则将其斥作“野蛮主义的开路先锋和冷漠的享受者”。容格尔1895年3月出生于海德堡，1998年2月在里德林根去世。在跨越百年的人生中，他先后以军人身份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与德国右翼新民族主义及保守主义革命关系密切，曾支持过国社党的部分理念，后来又与其渐行渐远。战后，德国学界对容格尔的评价几经起落，近年来兴趣和认同度逐渐增加，容格尔也先后获得歌德奖、洪堡协会金奖、巴伐利亚马克西米利安科学与艺术勋章等重要奖项。国际学界也对容格尔颇多赞誉，尤其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不仅翻译其诸多作品，还向他颁发了多个文学奖项。
1939年2月，容格尔在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动笔撰写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同年7月底在汉诺威附近的基尔希霍斯特完成写作。仅仅一个多月后，德军入侵波兰，欧洲随即陷入战乱，容格尔也以一战老兵的身份应征入伍，并于1941年至1944年间在巴黎担任占领军军官。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就指出过《在大理石悬崖上》出版年份的特殊意义，认为1939年阅读该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容格尔何等精确地命中了那个“时点”。诞生时代与作者身份两重特殊性叠加，造就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和争
议性。
《在大理石悬崖上》常被视为充满象征色彩的寓言小说，一方面，书中诸多元素都隐隐与现实关联；另一方面，作者从未言明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地点，书中虽出现了汽车、猎枪、火药，人物却时常骑马挥剑，以冷兵器时代的方式作战。这种有意为之的模糊和错位连同大量神话元素的运用，使小说摆脱了具体历史情境的束缚，获得超越时代的寓意，也因此具有多重解读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容格尔本人的表述也前后矛盾：在小说出版前夕致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信中，他表示这部新作“隐含了我们时代的一种观点”，后来回忆当年，他也提到此书内容因可能触怒当局而“攸关生死”；但在另一些场合，他则多次否认该书具有现实相关性。以读者视角，不难从小说的地点、人物、情节中看出现实对应，例如在地理方位上，以大理石悬崖为中心，向南依次为大湖和高原，向北则由平原过渡到密林，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博登湖南北两岸的地形，容格尔从北岸“远眺博登湖和美因瑙岛，可以看到瑞士的山脉”，景致与书中“我”所见的十分相似。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也常能找到现实投影，例如一般认为，“我”的弟弟奥托的原型是容格尔之弟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Friedrich Georg Jünger），当时两人共同居住在于伯林根的“葡萄园屋”；从未正面登场的最高林务官常被认为是暗指第三帝国高层，如希特勒或戈林；而试图反抗最高林务官的逊美拉侯爵和布拉克玛，其原型则是年轻的海因里希·封·特罗特·祖·索尔茨（Heinrich von Trott zu Solz），他于1938年秋拜访容格尔，试图说服后者投身反希特勒政治活动，未获答允。1944年，索尔茨之兄亚当因参与刺杀希特勒遭到处决。然而正如索尔茨在小说里一人分身两角，虚构世界的人物和事件并非与真实世界严格对应，容格尔本人也反对将这部作品单一理解为影射小说：“尽管德国发生的事合乎它指《在大理石悬崖上》一书。的框架，但它并非专
为那些事件量身定做。因此即便是现在，我也不把它看作倾向文学。无论昔今日，都有人适用书中情形。”
《在大理石悬崖上》面世后，不少评论者称之为“抵抗小说”，更有读者将容格尔视作和平主义者及“战争狂热”的反对者。然而从上述分析来看，对真实历史的影射和隐喻固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面向，可解读作品时如果仅仅囿于这一种视角，则未免以偏概全。正如施纳茨所言，读者自然可以根据容格尔的自身经历，将此书诠释为“抵抗寓言”，但小说写作过程中的虚构化与象征化，却使其中包含的时代因素发生了质变。与其寻找虚构世界与现实的相似性，不如在这个世界里探求“另一种秩序的符码”。布鲁门伯格也指出，容格尔作为柏拉图主义者，终其一生都在追寻一种“世界秩序”，他的许多作品都关乎世间万象的恒定本质。《在大理石悬崖上》一书中，“秩序”与“永恒”两个概念确实频频出现，如主人公与奥托在钻研植物学的过程中发现，“自然元素之中有秩序统御”，短暂无常的花草表象之下，蕴藏着“不易的永恒”；而在最高林务官及其部属的破坏下，大湖地区的古老秩序终于崩溃，“无人得以幸免”“恐怖戴上了秩序的面具，从此横行无阻”。灾难降临时兄弟二人寻求的“蜕化”，则是经尼格罗蒙丹的镜与灯聚光点火，焚毁作为无常之物的肉身，以求达到“存留于无形”“永恒不朽”的境界。故而在作者笔下，毁灭并不意味着全然消亡，而是通向“高处的厅堂”的钥匙，亦即通向永恒的更高存在的路径。主人公最终领悟到“我们并不会全然湮灭，而我们心中的至善至美，那卑下的势力无从侵染”，象征精神与智慧的朗普洛斯神父更是直接点明，“毁灭之日，……必为生息之时”，草木如此，著作如此，个人如此，土地亦复如此——及至小说末尾，不仅兄弟二人的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连整个大湖地区都在大火中化为焦土。但在书中，火具有双重寓意，既代表毁灭，又预示苏生； “我”一方面将大火场景描绘得有如末日，另一方面却感到“火光也含着喜悦”，并在满目疮痍中心生希望；事实上，书末的确暗示了大湖地区的未来：人们在废墟上重建教堂，并把英雄的头颅嵌入了新教堂的地基。由此可见，秩序与文明在毁灭殆尽后重获新生，正应了那句“人类的秩
序近似宇宙，有时需经浴火，方得重生。”
这一毁灭—新生的过程中，暴力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小说美化和神化的不仅是毁灭本身，同时也是作为毁灭手段的暴力与死亡；这也成为容格尔此书时常为人诟病的一点。小说中的空间主要由三个区域构成，随着情节推进，暴力不断扩张，最终渗透到全部空间。这三个区域依次为大湖地区、平原和密林，剥离前文所述的现实关联后，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文明发展阶段：大湖地区富庶美丽、生活闲适，具有悠久的文化和法制传统，体现出农耕文明成熟阶段的特征，同时也潜藏着停滞与衰败的隐患。平原为大湖和密林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发展程度较低的畜牧文明为主，牧民部族凭借“粗蛮的荣誉感”热衷族间仇杀；各方势力在平原交相混杂，既有大湖地区的逃亡者，也有最高林务官所派的间谍。密林则完全处于林务官的掌控之下，这片“从未响起斧斫之声”的原始丛林作为与文明隔绝的化外之地，与林务官本人共同象征着“暴政与恐怖统治的永恒原则”。摧毁原有秩序的暴力正是由此地发端，通过散播恐惧和流言，林务官逐步消解道德和社会规则，从平原到大湖，最终“只剩下纯粹的罪恶”；这令人想起容格尔与海德格尔就虚无主义展开的探讨。在《超越线》一文中，容格尔提到了虚无主义对秩序体系的改造，使“那些起承载作用的理念及它的秩序规则与伦理道德都消失了或衰落了”，也认为在虚无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恐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林务官其人，还是崇尚技术理性、反文明反道德的“毛里塔尼亚”协会，都带有浓重的虚无主义色彩。除空间渗透外，小说的三个时间层面中，只有“我”回顾往事时所处的当下未受暴力侵袭，而其余两个层面，即兄弟二人参加紫衣骑兵团和“毛里塔尼亚”协会的岁月，及其后从卸甲归隐到进入密林与最高林务官作战期间，无不充斥着暴力的痕迹。暴力的使用者并非仅限林务官一方，作为其对立人物的兄弟二人同样采取了这一手段。勋宁因此认为，小说描述的不是和平与暴力之争，而是不同动机的暴力之争，或者说世俗与神圣两种暴
力、死亡情结之争；这一争斗在逊美拉侯爵殉道般的神化之死中达到高潮。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恩师魏育青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拙译得以出版，
要归功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欧阳韬老师的大力帮助，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容格尔在不少作品中都喜好使用旧词，本书亦不例外。小说中还频繁出现动、植物学术语及各种西欧语言，并杜撰了一些“典故”，给翻译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由于译者水
平有限，译文中肯定还存在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秦文汶
2018年2月
容格尔在观看真实的坚决性上，超越了当今所有‘诗人’和‘思想家’。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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