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08481
他本可以在实验室里，做他心爱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但面对组织重托，他没有丝毫犹豫，一脚踏入危机丛生的雷区；身为领导，本可以避开不属于自己的风险，他却一次次深入现场，与核辐射的拥抱超过任何人；他本可以定期体检、住院治疗，但他将更多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艰苦的事业当中。他就是邓稼先，被誉为中国的“两弹”元勋，他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序
1986年的秋天，我正读高中，一位名叫邓稼先的科学家在“终生无悔”的壮美心声中离世。
对我来说，“邓稼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那张刊有讣告的报纸还是让我非常震惊：
他仅仅活了62岁！
此前，我经常被人提问未来的志向，我的回答貌似坚定——每一次我都说，我要做一名科学家！
对科学的向往和对邓稼先之死的“恐惧”，让我开始搜集他的故事。
一条逐渐清晰的人生轨迹，像鞭子一样击中我的心脏！
5岁，他就能大段背诵《四书》和《五经》；
13岁，他斗胆冒犯日本宪兵，之后离开父母远走他乡读书；
22岁，他已是北大助教，且极有可能成为政治新星，前程如锦绣般铺开，他却于两年后出国深造；
26岁，他完全可以留在国外，但他毅然归国；
他本可以在实验室里，做他心爱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但面对组织重托，他没有丝毫犹豫，一脚踏入危机丛生的“雷区”；
身为领导，本可以避开不“属于”自己的风险，他却一次次深入现场，多次与核辐射“拥抱”；
他本可以定期体检、住院治疗，但他将更多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这项艰苦的事业中！
他的一生，和原子武器紧紧捆绑在一起：原子弹，氢弹，第二代核武器，核武器小型化，直到临终之前，他耗尽残存的心血奉献出《未来十年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他一干到底，鞠躬尽瘁！
在日见增多的纪念他的文章中，智慧、勇气和豁达几乎已成为他卓尔不群的固定主题。我还在搜集他的故事，我还在思考他的一生，我终于发觉他身上这些骄人的标签，依然显得如此单薄……
他真正的品质，在于纯粹！他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抱纯粹之理念，行纯粹之征途，结纯粹之硕果！
非此，不足以成旷世之功！
放不下对他空谷足音的追寻，我终于迟疑着拿起笔。多年来，在这条路上我不停地奔波，期冀能追赶上伟人的足迹，但我知道我只能远远地凝望着他的背影！我更清楚，他平和温暖的笑容，正如窗外淡淡的阳光，普照大地，绝无哀伤！
6 关山万里赴戎机
在民主政治斗争领域初露锋芒后，却毅然决然放弃似乎指日可待的“仕途领袖”前程，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美国普渡大学将“史上最苦读学生”的头衔冠给了他，因为“他不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他”。为祖国获取更多有用的知识，是他的唯一目的。学成我就归来！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里，蕴含着邓稼先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和建设新中国的迫切之心！
就在杨振宁离开后第五天，1986年1月16日，无法进行化疗的邓稼先被医院“特赦”，可以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在民主政治斗争领域初露锋芒后，却毅然决然放弃似乎指日可待的“仕途领袖”前程，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美国普渡大学将“史上最苦读学生”的头衔冠给了他，因为“他不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他”。为祖国获取更多有用的知识，是他的唯一目的。学成我就归来！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里，蕴含着邓稼先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和建设新中国的迫切之心！ 就在杨振宁离开后第五天，1986年1月16日，无法进行化疗的邓稼先被医院“特赦”，可以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心里很清楚，医院之所以放自己回家，是因为此病已医治无望，他估计自己的生命大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医院此举应该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吧！换做别人，也许会寻找一个温暖的墙角，晒足人生最后一抹阳光，但此时的邓稼先头脑却越发清晰起来，他没对任何人说，只在心里告诫自己：抢时间！
春节即将来临，邓稼先的工作反而忙得更加不可开交，许鹿希根本就无法劝阻他，她原本是支持丈夫工作的，但她现在更希望他能够在余下不多的时间里，多陪陪自己。但邓稼先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滴滴滴滴时刻在不停地运转。他这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啊，恶意的透支！许鹿希的眼泪在肚子里默默地流了一遍又一遍。
这一天，邓稼先约了九院一位到北京开会的同事来家里谈工作。同事刚下汽车，却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出来，身上挂着一个引流瓶！一问方知，原来他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去了。作为60多岁的老人、二机部九院院长、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居然挤公共汽车去图书馆查资料，同事站在原地傻了一般地看着笑眯眯的老邓，抛出了心中的疑问。老邓的回答简单明了：“坐公交很方便啊！”
画外音：
真的很方便啊，为什么他们非让我坐单位的小汽车呢？跟年轻时候遇到的苦来说，这点儿困难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年轻时吃点儿苦头，多吃点儿苦头，真的对日后的人生大有裨益。
1948年的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著名的普渡大学里来了一位“史上最能苦读”的学生，这是导师德尔哈尔的评价。他每天从早到晚，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中，你在别的地方从不会看到他。
说到美国的大学，如果让中国人按印象说出十个来，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普渡大学的名字来，人们每每艳羡的是，谁谁是哈佛的，谁谁是伯克利的，谁谁是普林斯顿的。没错，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几乎成为精英的代名词：杨振宁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李政道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
但普渡大学绝非无名之辈，只提一位校友即可震铄古今：阿姆斯特朗——全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至于毕业于该校的中国人，除了邓稼先，还有抗日名将孙立人，其桀骜不驯的西方式性格，应该说不能排除和普渡的教育有关。我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总设计师、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院士，同样出自本校。
事实上，普渡大学号称“美国航空航天之母”，其工学院是全球顶尖的工程学府。在当时的中国高校界素有这样一句话：“清华认麻省，交大认普渡。”而普渡大学的著名之处，除了其绝对不低于其他名校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外，其相对低廉的收费颇受人欢迎。邓稼先正是综合考虑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后才来此就读。
出国一趟谁不想好好借此机会大肆游玩一番？在广袤的美利坚大陆，新奇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西部的漫长海岸和牛仔风情，东部的光怪陆离和繁华昌盛，难道都打动不了他？但他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一回，在国外的日子里，他把放松都当做了“放纵”！除了去杨振宁所在的芝加哥偶尔交流一番，他哪儿也不去。
他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否则一定就在这两条路上。他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争分夺秒地苦读。说苦读一点儿都不过分，第一年，他常常吃不饱饭，不得不在实验室打工赚些钱，一来为了糊口，二来也为了是更多地在实验室使学到的理论与实践融合。他是个极为有心的人。
原定三年修完的课程，被他用辛勤和智慧缩短成22个月，1950年8月份，邓稼先用篇幅只有38页的《氘核的光致蜕变》，完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上赢得热烈的掌声，这在普渡大学论文答辩会上是极其罕见的。
这样的人才，美国是不会任之四海漂流的，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钱学森。1949年，已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中心主任的钱学森刚刚38岁，作为“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他的呼唤，这个日后中国的“导弹之父”“火箭之父”没有装聋作哑，而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回国。美国海军次长金步尔听到下属紧急汇报上来的这个“惊人”消息后，立刻拍着桌子，吼出了后来世人皆知的那句经典判语：
“我就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去。钱学森一个人能顶得上五个师！”
五个师是什么概念？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侵略者的足迹踏遍朝鲜22万公里土地，大小战役数十次，而美国一共才出兵两个师！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的美国，算上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所有兵种，总共才有13个师！
蒂姆·格罗夫在做篮球飞人迈克尔·乔丹的私人训练师时，乔丹对他说：“我付你钱，不是让你训练我，而是叫你别训练其他人！”
在近现代历史中，钱学森是第一个让“中国人”在美国人口中成为敬畏——而不是侮辱的对象。仅此一点，钱学森先生功莫大焉！
钱学森当然更懂得自己被利用而非单纯被尊敬的身份。如果他是个流浪汉，美国又何必大动肝火呢？这使他在遭遇随后的粗暴对待包括住进长岛监狱时，依然不改初衷，终于在1955年，钱学森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用11个在朝鲜战场上俘获的美国俘虏交换回来！
美国人，主要是邓稼先的导师和他的同事，现在同样热情地挽留邓稼先，并给他描绘了一幅幅璀璨的远景图。这并非虚言，邓稼先了解他们的诚恳与诚实，但他总是记得自己出国前说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我学成就回来！”
他当然记得他的朋友袁永厚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天就快亮了！
邓稼先其实完全听懂了朋友的话外音。同为北大的一名助教，老袁知道，邓稼先不是一个贪图国外富贵的人，他终究会回来，但现在正是邓稼先在政治上开始风生水起的时候，已经逐渐接近地下党核心的邓稼先凭借自己的努力，应该会很快在政治运动中出人头地，他还有那么多可资利用的背景，稍作依靠，日后飞黄腾达几乎指日可待。可是，出国，学科学，那可是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夫的，这些年攒下的政治资本就这么扔掉了，该多么可惜！
画外音：
老袁，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虽然，我们都离不开政治。在中国天亮了的时候，是需要一大批人出来洒扫庭院、栽花种树的，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为的是什么？
相同的话，他对别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说过。这表明，邓稼先日后回国并非如部分传言所说的那样是受到什么“新中国政府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条件”，如果非得说邓稼先是被什么感召回来的，那当然是他那一颗自少年时代起就牢牢树立起来的强国之心。在他即将离开北平赴美的前几天，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为他饯行，面对席间的鼓励、羡慕以及彷徨等诸多参差不齐的话语和情绪，宴席结束时他站起来庄重地说道：
“新中国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天快亮了。将来祖国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我到国外去无非是想多学到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一旦学业期满，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
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了解邓稼先为民主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这里没有数据，因而无法考量，但邓稼先自己清楚，他的出国留学是将从政这条路彻底封锁了，他愿意放弃，他知道自己更应该投身于哪个领域。
画外音：
没什么，当初的激情根本就不涉及利益，所以放下是毫无纠结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去，自然也包括在什么阶段更应该干什么，我们每个个体都无法脱离时代而独存，在逆境中不放弃固然值得炫耀，但在逆境中有所放弃才是此生最高的修为。比如父亲，他放弃了教职，只是因为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当然，那些民主运动并没有让我彻底荒废了学业，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不能在关键时候就装聋作哑。
我们不能因为邓稼先的光辉形象而看黑一切他周围的人——我们都知道，当一个物体过于明亮的时候，其周围就自然形成了灯下黑。事实上，老袁的话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心态，其实，这种利益的取舍稍作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一直在国外搞研究的中国人的确回来了，并因各著名大学急需教授、博士等知识分子，而国内这样的知识分子相当稀少，因而他们回来了，并以极其闪亮的头衔担当了各领域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但一直据守国内的人士开始不满，牢骚话主要集中于这些人，因为，他们并未对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什么却坐享其成，回来直接捞资本！
政治上相当成熟、立场极其坚定的邓稼先，却完全不熟悉官场政治的运作规律，他也不想知道这些官场规则。我们分析的东西在邓稼先的脑海里是不会驻足一分一秒的，那不是邓稼先。但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其实完全在邓稼先做出了留学选择的同时就可以断定，他放弃了一些很珍贵的、或可以利用的资源，回国后一切都将面临重新开始的局面。我们暂不分析内里，只对一些外在现象做对比，比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回国前，已在美国搞了足足20年的研究，并早已是名震天下的大科学家，无论他是否已加入美国籍，只要他回到中国来，将立刻被予以重用。
邓稼先回国，能一定受到同样的礼遇吗？显然不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邓以蛰在儿子幼年时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着力传授给他的话，不仅要会背诵，更要弄懂；不仅要弄懂，更要切身做到；不仅切身做到，更要时时刻刻、任何事上都要做到言而有信！
其实，有没有对袁永厚说的那番话，都不影响邓稼先的及时归国。因为，他对袁永厚说的那句话，同样包含着没来得及说出的言外之义：我出国就是为了回来。
更何况，他一直尊重的前辈和老师、33岁就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说过这样一句让他印象颇深的话：“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同样，昆明解放前夕，朋友帮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入美签证，并安置好了具体去所，但刘文典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真正大义的话，总是如此朴实，不需分毫修饰。
尽管归来的人数在留学海外军团中所占比例尚不足四分之一，但这批知道祖国在世界各国处于什么位置的留学生的绝对数量还是极大充实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1949年前光在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就有5000多人，在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而他们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60%，可见，这其中如邓稼先一样怀揣科学救国理想的大有人在。无论他们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威尔逊总统号”，还是“戈登将军号”渡轮，他们的方向都只有一个——新中国。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邓稼先为何除了工作总是谨言慎行了。他要么不说，说出口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即使为此要扒掉自己三层皮也在所不惜。人活着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还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吗？
1979年那颗核弹头试验落地后没有爆炸，立刻在基地引发了争议，三机部说二机部发了一颗臭蛋，二机部说三机部的降落伞没打开，双方争论不休。
这个试验的产品质量签字人是邓稼先。
画外音：
既然我是技术上的总负责人，任何技术上的悬案都必须由我亲自来大白于天下。纯理论性的东西可以争论，实践性的东西有事实摆在那儿，有什么可吵的呢？我去看看就是了！
他二话不说，决定亲自去找回核弹头以辨事实真相。
这不是去游山逛景的“到此一游”，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吃大剂量”的事儿。邓稼先后来身患癌症，虽然不一定就是这一次的“吃剂量”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但无疑这一次的冒险加重了他患癌的筹码。
1979年，表面看世界已进入了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但中国人都知道，“文革”十年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大大后退了，“文革”中的工作作风，即使有邓稼先这样的人，在拼命保持和维护优良传统，但当张爱萍上将都被著名的“四块石头”砸得遍体鳞伤时，“人微言轻”的邓稼先怎能让狂飙的时代紧急刹住车？
1979年，一切都还在恢复中，包括人心的恢复，当然也包括让核武器研制重新回到巅峰状态，这是邓稼先最大的追求，他心急如焚，追赶美苏的脚步绝不能再迟缓了，因为差距已相当大！
在这样一个刚刚结束混乱，但远未达到秩序化的中国现实中，邓稼先亲自去寻找和查检核弹头毫不奇怪，甚至几乎没有选择，不懂的人去了，极端情况下的危险性更大，不仅是对其个人的危险，更是对所在区域大多数人的危害。对邓稼先来说，此举完全是义无反顾。
如果你曾听说，1950年初，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勘察威海刘公岛时，租了当地渔民一条船下海，你就知道什么叫“万般无奈”了；如果你曾听说，抗美援朝时我军飞行员刚刚学会拉杆起飞、连如何着陆都不清楚的时候，就上天跟美国鬼子搏斗，你就知道什么叫“事急从权”了。
对邓稼先来说，当时正是这样一种实际状态。在防化兵第一批进入现场之后，在勘测兵第二批进入现场之后，邓稼先和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也毫不犹豫地开车进了现场。
实际上，邓稼先在此前、此后都去过爆炸中心，他并未把这件事当做猛虎野兽。在中国于1972年3月18日进行的一次氢弹爆炸试验——那是中国曾经第二次失败的核试验中，由于甲球没有引爆乙球，本次试验“沦落”为一次小当量的原子弹试验，当时邓稼先和程开甲一起站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起爆后高空中像是“鸡蛋清”般地闪了一下，一点火球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知道试验失败了。指挥部传来氢弹没爆的通知后，两人第一时间坐上吉普车赶赴现场，一路上，还不停地讨论研究能量输运，分析的结论是：通过一个管子向弹体输送的能量不足，所以没爆。
问题却偏偏在于，别人进去也许还无大碍，但此时的邓稼先的身体已容纳不了更多的钚元素了。他的每一次冒险行径，都在他生命的生与死的天平上，在死亡一端，重重地摞上一块砝码。
画外音：
技术还是很落后的，没有办法，包括防护技术。那时原子弹研制比人的生命重要，尽管很多防护技术尚未完全检验过关，但人必须得上，而这时候我不上的话，我无法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不是小事，这关乎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的死活，作为技术负责人，我必须去，责无旁贷。每个人的命都值钱，并不独独是我更值钱，陈彬上将拦阻我时说的话很让我感动，但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我有的时候就想起在我国刚进行铀矿勘探时，遇到的困难简直层出不穷，那时我们太落后了，几乎所有今天看起来不算一回事的问题，当初都是天大的困难，怎么办？停不下来啊，原子弹研制就像一匹飞驰起来的骏马，我们都是马身上的一根鬃毛，我们是不能控制这匹马停下来的。我清楚得很，在湖南郴州许家镇，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让我们损失了十几名最优秀的勘探员！谁知道他们的名和姓？
有什么办法？1957年2月的时候，中国曾经和前苏联有过一个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铀储备，这决定了中国能否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而前苏联能否援助中国核工业，正建立这种基础上。我们提出一边建设一边找铀，但前苏联人反对，要知道，那时候老大哥的意见绝对是一言九鼎啊，何况我们正有求于人！而前苏联人的真实意图是，要将在中国发现和开采出的铀矿石，很大一部分提供给前苏联！背景则是当时美苏军备竞赛升级，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高品位的铀矿石，前苏联立马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搜罗，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发现满足不了其欲大规模扩展核武器的计划，于是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成为苏联人的第一合作伙伴。
找不到充足的可利用铀矿，一切都是空话！
在风沙渐起、荒凉沉寂的罗布泊深处，在核粉尘肆意弥漫的弹坑边上，邓稼先没有丝毫的犹豫，在此之前漫长的路途颠簸中，他早已做好了抉择，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看到了那块残破不全的宝贝的核心部件，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宛如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他对它充满了爱怜和歉疚，毫无一丝厌憎的意味，他将它捧了起来，细细端详了一下，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原子弹绝无问题。
这个结论，防化兵是下不了的，勘测兵是下不了的，现场只有搞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才能够下得了判断，而在这群科学家之中，邓稼先是总负责人。他的想法很简单：我来看一看就是了。他没有别的想法，一点儿都没有。
邓稼先之所以必须亲自来爆心查证，是因为在之前中国失败的两次核试验中，都是九院设计的弹体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虽然按失败比例来说，中国并不算高，党中央也早对他们说过，允许科学家们犯错误，而失败的原因也将成为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但邓稼先一点儿都不想失败。即使真的是弹体的缘故，这次他也依然要亲自前来，像前两次一样将毛病全部找出来，确保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这个被摔坏了的婴儿很快就将被深度掩埋，永远见不得天日了，他必须赶在这之前，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检查。别人，要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责任，要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邓稼先都有，他责无旁贷。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颗为核武器牺牲生命的决心！他可以向全中国人推诿不走上前去，但他无法向自己推诿。
让他心稍稍安稳的是，问题不在核弹本身，问题出在旁边不远处，那个压根儿没打开的降落伞上！
离他500米的一辆吉普车上，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正紧张地向这边观望，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是不是需要全体人员撤退？连周总理都严正告诉他们：
罗布泊决不能成为中国的长崎、广岛！
远远的，就见邓稼先笨拙地走回来，像在火星上逡巡的一个异形。
他走到吉普车前，对赵敬璞说：“找到了，安全无事。”
就七个字。然后，他硬拉着赵敬璞照了一张相。相片上，根本看不到谁是谁，连最亲的人也看不出来！
许鹿希一直不清楚，到底邓稼先是何时吃的这么大的剂量，让尿液里都充满了放射性？多少年后，当她从赵敬璞那获得了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时，她一切都明白了。她看不到老邓的表情，但她瞬间读懂了他的内心：
他干了一件只有英雄才敢干、才肯干的事！
邓稼先明白，那短暂的端详和诊断，虽然不至于让他立刻毙命，但他长久以来对核辐射的敏感神经告诉他，这一次他再受重创！他喘着粗气走出弹坑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要命的一点！
自古而今，说大话的人比比皆是，在非关键场合起誓发愿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每一个历史关键节点，我们看不到如云般的英雄，这就是真英雄和伪侠客的根本区别。但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很难把这两种人区别开来。
面对回国，别人的挽留也许他还不是很在意，但杨振宁的谆谆之声犹言在耳：这里才是你的舞台！
的确，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研究已显示出大师的风范，他的劝告完全是为了邓稼先本人好，而从小到大，邓稼先什么事都非常尊重这位兄长的意见和建议。
但现在，他没有半点犹豫，如同他18年后推开众人，独自走向核弹头一样的决绝。
画外音：
美国是你的，我是中国的。你有你的追求，你尽管去努力；我有我的抉择，回国的信念已在我心里扎牢了根！不，我当初出国，不是像很多人那样逃亡式的，我出国就是为了回国！
其实，邓稼先的内心里更想说的应该是这句：作为新中国的一名科学家，我已经抱定了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的强烈的献身念头！就让现实拥抱我自己、吞没我自己吧，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这，就是我的历史使命。
谈到中国文化，杨振宁的修为同样非常深厚。“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那一代的科学家几乎大多数都文理皆通。比如，在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两个领域都出类拔萃、同时也是我国人造卫星建设事业的建议人和奠基者的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赵九章先生，其诗文就极好，书法则更堪称一绝，遒劲端庄，自成一体。
但熟稔中国文化并不就等同于浸染了中国文化，也许，杨振宁靠的是天资聪颖，而邓稼先靠的是性命相投！
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从此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声誉和更优裕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前进每一步，都颇受世人关注，鲜花和掌声随时在为他的下一步而准备着，在这种舒张有趣的状态下，大概任何人都会觉得每一个明天都是值得期待的。
1958年，他的好友邓稼先却走上了一条与此截然相反的道路。他的工作不许出名，不许发表论文，任何成果都体现在最终的原子弹上，而当横空而起的原子弹发生巨响时，谁知道哪一声是邓稼先的功劳？哪一个弹片上写有邓稼先的名字？同乡，同窗，同行，同样是一颗无与伦比的头脑，人生的分水已经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绝对是天上地下的天文之遥。事实上，整整28年间，邓稼先及其原子弹氢弹研制团队，这些中国当时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一群人，没有占据全国各报纸的哪怕巴掌大的一块版面！
除了刚参加工作时发表的四篇论文，邓稼先在有生之年从此再无一个字见诸任何刊物，而一旦在核试验场发生事故光荣牺牲，此生将真的是自1958年起就彻底地消失了。
人活一世，究竟是为了什么？宋朝著名文学家宋祁和其同举进士，因此并成为“二宋”的哥哥宋庠，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一年一度的上元夜，宋庠在自己家里研读周易，听说自己的弟弟正在外面点华灯、拥歌姬醉饮狂欢，就于次日派人来说“还记得某年上元夜，我们哥儿俩一起求学时吞咽的烂菜叶吗？”
本以为宋祁会面红耳赤亲自前来叩罪，没料到弟弟很快派人传来口讯：“哥哥，却不知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哥儿俩一起吃烂菜叶是为了什么吗？”
我们不能据此说弟弟宋祁就是“心术不正”或“数典忘祖”，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世上也从来没有“金玉其外，珠翠其中”的完人。但我们应该能够猜测出罗布泊这群以邓稼先为杰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漫漫黄沙中，忍受了多少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煎熬？事实上，的确有人中途退了出来，我们对此也要报以宽容之心，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每个人需要做的事都很多，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我们只是向邓稼先这样的民族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画外音：
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做嘛，很多人都是。钱三强早就比我更有名，你们都知道，他是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助手，自从党中央开始组建核工业部，临危受命的钱先生二话没说，立刻投身于人才队伍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整体管理中去了，从此几乎再没时间去做他最喜爱的科学研究。何泽慧，同样聪慧无比的钱夫人对此初期还是有些不同看法的，她说过，如果你把这样的精力用去搞科研，诺贝尔奖都有可能得到了，你学了这么多年核物理，现在怎么当上了官？你是不是也有官本位的思想啊！钱三强只好苦笑。不错，这经常引起人误会。等到了后来，甚至因为他这种无所拘束的科学家性格得罪了很多人，甚至因此受到了批判。在他统筹领导下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升空后，第三天他居然被下放了！在中国，真正有科学家禀赋的人，是无法游刃有余地做官的。但没办法，作为当时的统筹，一定也应该是个懂这方面原理的人，放眼当时的中国，钱先生不做了，谁是更好的人选？而且，时间也不等人自动冒出来。
我知道，我更不适合当官。但是，在国家来不及找到更合适人选的时候，我不能一再推脱，把该做的工作耽误了，那更是对组织的不负责。我尽力去干就是了。
事实上，在邓稼先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传说邓稼先是个非常具有领导范的能人，他能把意见相左的人统一到一起亲密合作，他能让所有的人安下心来加班加点，他甚至能说服造反派，从批斗转向给正被批斗的科学家鼓掌。口耳相传的这些评语，是大家对邓稼先发自内心的尊敬，是对他的科研工作、领导工作最高的褒奖。
事实上，在邓稼先领导下的九所，的确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攻关氛围非常浓烈，取得成绩更受世人瞩目。但邓稼先自己很清楚，作为一名领导者，他不具备应有的帅才，在这一点上于敏、周光召都比他好，邓稼先曾经几次跟上级说明这个情况，要求用于敏、周光召或其他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将自己替换下来，自己专心搞科研，但上级每次都告诉他，你在这个位置最合适！
邓稼先没办法，他是个最听从组织安排的人，他只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和蔼。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难抉择的时刻，到底是到来了。当然，这样的抉择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此生从未发生过，而这样的抉择，却已成为邓稼先的宿命，在之后的35年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面对并做出了关乎生死的大抉择！
在红色政权将历史形成一个崭新的分野之际，“规范场之父”杨振宁走了，天才少年李政道走了，“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走了，其他不知名的人走得更多。
谁不渴望有一个现成的、安定的生活？
但同样是天才少年，26岁的“娃娃博士”邓稼先回来了。
也许，这一切都是天注定。在他登上返乡渡船的同一时间，中共高层正在为一些极其重大的事件所困扰，并逐渐达成了如下共识：没有定海神针，只能任人宰割，更别提国际话语权。想法是好的，无疑也是非常正确的，但中国将如何恢复大国地位？中国人的命运按钮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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