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10：东京时光

　《东方历史评论》是由东方历史学会发起的一份面向高端受众的系列历史读物，倡导丰富、细腻、从容、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给读者以深刻历史感的历史书写方式，力图改变当前历史写作要么功利、僵硬，要么流俗、浅薄的现状。
　《东方历史评论》倡导的阅读观念是：“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

  1870年代之后的日本，在脱亚入欧道路上飞奔的人们竞相抛弃着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获取西方知识和技术的队列中。用红砖建筑、马车和高顶礼帽装扮起来的东京，在“日本的灵魂和西方的文化”的感召之下，成为亚洲全新的混血城市，这里弥漫着新的时代精神，链接着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以及无数的亚洲失败者与野心家。

许知远，中国*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单向街书店创办人，多次获得《南方人物周刊》、《新周刊》年度中国青年领袖等，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并被翻译为英文版、韩文版出版。

    李礼，资深媒体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多家媒体主编、专栏作家。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另编著出版有《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穿越百年：民国前传》等。

『专题』

   明治帝国下的东京都

   撰文：史蒂芬·曼斯菲尔德   翻译：张舒

   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

  —许知远对话狭间直树

   采访：许知远   整理：王文沁、李睿毅

   三个流亡理想家

   撰文：黄宇和   翻译：孙微

   来自东南亚的流亡者们

   撰文：黎又嘉、方曌

   章太炎，被放逐的异议分子

   撰文：李礼

   鲁迅在东京（外一篇）

   撰文：谭璐美   翻译：唐辛子 

『访谈』

   将中国带进世界—彭慕兰教授访谈

   采访：陈黄蕊   整理：黎又嘉

   思考现代的方式—王国斌访谈

   采访：方曌、王君妍   整理：阮汉樑、陈冕

『影像』

   你属于哪里？

   摄影：李弋迪   撰文：朱津京

 『随笔』

     托克维尔之后的魏斐德

     撰文：向珂

     莎士比亚在德黑兰

     撰文：斯蒂芬·格林贝特   翻译：刘庆龙

     历史的法则

   —《大宪章》《权利法案》及时代影响

     作者：吉尔·莱波雷   翻译：朱丽娟

     犹太人之墓

     撰文：菲利普·欧奇耶勒    翻译：孙微

     一个剽窃者的自白

     撰文：凯文·科派尔森   翻译：Jacqueline Wann

 『书评』

    艺术摧毁了沉默

    撰文：洪子诚

    大航海时代以来惊心动魄的大国博弈

    撰文：陈铁健

    阿列克谢耶维奇：倾听被历史“骗走”的一代

    撰文：奥兰多·费吉斯   翻译：陶小路

    自由主义的宗教渊源

    撰文：大卫·马昆德   翻译：张舒

三个流亡理想家 

撰文：黄宇和  翻译：孙微

    显然，清政府认为即便是在外流亡，容闳、康有为和孙逸仙这三个人都是危险分子。
然而，根据悬赏人头的价格，人们也不能断定他们“异常危险”。

    首先，大多数人认为孙逸仙1895年在广州的起义谋划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孙逸仙的目标是：让广州这个重要城市作为对清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基地。但是，不论是他个人和同僚的领导力，还是他拥趸者们的水平和层次能否取得成功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即便他成功成了总统，由于完全缺乏军事训练和经验，他能否在省级驻军的反击下生存，也是令人怀疑的。

    一年后，孙逸仙在伦敦被绑架似乎并没有减少他的幻想。相反，英国政府对他的怜悯更助长了他的理想，而这也是他发起广州起义的基本前提之一。出于对英国政府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公开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善意的中立”。事实上他并没有意识到，英国政府对待绑架案的愤怒仅仅是因为绑架案违反了伦敦的法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去否认公众对东方专制政府受害者的关注。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孙逸仙这期间只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回到香港的权利”，而这是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他所不被允许的。然而，在英国首相索兹柏瑞正式将孙逸仙从中国使馆营救出来后，他便向中国大使保证，英国政府将“依法阻止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利用英国领土进行谋反”。另外，他还给港督寄去了说明，要求他“继续密切关注任何嫌疑人士的谋反举动，并在辖区内尽可能预见和挫败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革命企图”。

    显然，孙逸仙在1896年10月27日—1897年2月4日期间，频繁去摄政公园阿尔伯特路12号访问埃德温·柯林斯先生、并与他起草请求“英国善意的中立”的举动，只是为他在英国外交部赢得了“空想家”的名号。虽然在广州起义中，这一空想成真了，但即便英国政策制定者认可了孙逸仙所宣称的终极目的，他们也不会冒险支持这样“一匹黑马”。

    如果说“请求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的发表带来了事与愿违的效果，那么此前孙逸仙写的另一部作品《伦敦蒙难记》则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群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当时正在寻求以为可以合作的中国“英雄”，共同为全亚洲的自由事业努力。甚至他还在伦敦期间，就和Marquis
Tokugawa Yorinori的随行人员，尤其是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比较熟悉了。显然，这些日本人因伦敦绑架事件知道了孙逸仙。孙逸仙把《伦敦蒙难记》送给了这些朋友，而他们则写信将孙逸仙介绍给了日本国内的高层。很难判断这些信件多大程度上帮到了孙逸仙，因为在这些信件产生效果之前，他的好朋友陈少白就已经把《伦敦蒙难记》给前武士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看了，后者被比做拜仁和拉法耶。因此，当孙逸仙1897年从伦敦经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时，宫崎寅藏很快就去拜访了他。两位用纸笔交流，到后宫崎寅藏完全“被征服”。因此，孙逸仙被提供了住处和各种所需，他也得以尽快学习了日文。

在日本，孙逸仙目睹了康有为1898年促成的“百日维新”。

    很少人质疑中国变革的必要。当康有为在创办三年的新闻报刊上系统阐述变革需要之时，即便是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O’Conor）也表达了支持。毫无疑问，1898年康有为的建议中有一些“幻想”，然而大多数都不现实，连康有为自己都不一定认可。因为当北京发生政变后，康有为在抵达上海后仍然满嘴的“无稽之谈”，英国领事直接叫他“空想家”。另外，英国使馆费尽周折帮助康有为逃亡香港，进一步助长了康有为并没有保障的“自负”。因此，当一年前就和孙逸仙示好的宫崎寅藏在香港见到康有为，并有意促成康有为和孙逸仙建立联盟时，康有为立刻拒绝了。

    康有为和孙逸仙结盟产生的能量将是巨大的，日本高层决意“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康有为得意的弟子梁启超，正在天津的日本领馆寻求庇护，没多久他便乘坐日本炮舰抵达了日本。香港的日本领事随即劝说康有为同赴日本。然而即便是在日本，康有为也拒绝与孙逸仙见面，也拒绝了孙逸仙的拜访请求。

    康有为和孙逸仙在理念上存在根本的差异。例如，康有为虽然想废黜慈禧太后，但他仍希望保留满清王朝，而孙逸仙则希望彻底推翻清王朝。问题的关键在于康有为忠臣于皇帝，他寄希望于清帝能够推动改革。然而这一希望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实权在慈禧太后手中。的确，年轻的光绪帝曾试图以改革的名义从太后手中夺权。然而太后一反击，光绪帝立刻被软禁，而康有为则被迫逃走。康有为仍然把光绪帝当作手中王牌，前提是满清王朝不被推翻。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康有为和孙逸仙在推翻慈禧问题上是有可能形成同盟的。然而，康有为自始至终不想和孙逸仙有任何瓜葛。

    康有为不计后果地支持光绪帝，他称光绪帝曾给他一道密旨命令他举兵营救。当时只有一个人能证明这道密旨的真实性，然而这个人也随光绪帝被软禁。后来这个人被日本人偷偷带走，此人称所谓的密旨纯属伪造。康有为随即又称他在“逃离北京”时烧毁了密旨，然而日本人不再相信这样的说辞：因为密旨根本无法改变一个犯有叛国罪的人的命运，密旨的公开反倒能让他成为英雄，至少成为烈士。此外，
如果康有为真的成功逃离中国，这道密旨将在募集军队和资金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如何，康有为的说法也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海外的普通中国人则不会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康有为自带“帝师”光环，海外华人对于他的募资需求有求必应，这使得孙逸仙及其拥护者的声音被淹没。孙逸仙的党派在加拿大、新加坡、夏威夷等地失势给了康有为。孙逸仙在夏威夷的长兄孙眉曾给予革命党慷慨的资金支持，此时也转向了康有为。一年半后的1900年5月，自满的康有为对香港警察局长表示：“你可以告诉这里的总统并转告给英国首相索兹柏瑞，中国本月末会有大事发生。”他当时是指“唐才常起义”，然而事实上起义推迟到了当年8月才发起。

    毫无疑问，康有为认为是自己一手启发、领导、并募集资金，才使得以复辟为目的起义得以成形。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他追随者的认同，至少一名现代历史学家也这么认为。孙逸仙也被认为参与了起义，但是多大程度上参与并无定论。另外，容闳被认为积极参与了此次起义。

    此次起义的领袖唐才常是湖南人，坚定的维新派，和梁启超、谭嗣同走得很近。1898年的戊戌政变对唐才常震动很大，他对谭嗣同的喋血深表同情。他跟随那些逃离到日本的维新派脚步，和康有为共同谋划起义。他还见到了日本的政治家犬养毅（Inukai
Ki）, 也就是孙逸仙好朋友宫崎寅藏的导师。

    此外，唐才常被引荐给孙逸仙后，对孙逸仙的观念印象深刻。唐才常欣喜地发现孙逸仙和长江地区秘密会党有联络，而且他们打算积极响应自己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他也看到了孙逸仙和康有为结盟的潜在可能，并打算说服康有为。然而，此时康有为已经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唐才常得等到下一年也就是1899年康有为返回香港时才能见到。然而，和此前很多人一样，他也无功而返。

    唐才常之后又在日本见到了孙逸仙。两人仔细谋划了长江地区的起义，两人此时也意识到孙逸仙与康有为的公开合作是不可能的。权宜之计是唐才常与康有为维持密切联系，和孙逸仙各自采取行动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的计划是，孙逸仙和革命党在中国南部的惠州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唐才常在中国中部的汉口发动起义。孙逸仙对两人之间的秘密协议很有信心，他把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任买办的容星桥介绍给了唐才常，容星桥将对汉口起义提供巨大的物质支援。然而后来随着起义失败，容星桥不光丢了全部生意，差点性命不保。

    孙逸仙还通过另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在唐才常回国筹备时，孙逸仙1900年7月去了新加坡，再次试图与康有为合作，当时康有为在那里政治避难。也有人指出，孙逸仙此次去新加坡是因为在赢得海外华侨支持上输给了康有为。但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处在劣势的孙逸仙怎么会相信自己在与康有为的竞争中成功。更接近事实的情况应该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进军北京，这使得唐才常和孙逸仙谋划的自立军起义迫在眉睫，因此需要更好的合作。

    然而康有为还是拒绝了孙逸仙。事后人们会说，孙逸仙应该心知肚明，但是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孙逸仙为了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不懈追求。

    新加坡受阻之后，孙逸仙在日本进行短暂休息之后前往上海，他希望与唐才常更好地合作。然而当他1900年8月28日抵达上海之后，他发现唐才常的筹划已经被告密，孙逸仙不得不迅速秘密撤离上海。

    唐才常的起义计划如何泄露的？康有为怪罪于秦力山，认为他有违命令在所有人准备好之前率先在大通发动起义。

    毫无疑问，康有为是自立军起义的发起者。他和唐太常在日本商议过起义细节，并任命唐才常为现场指挥官。康有为承诺唐才常，他会把在海外募集的丰厚资金悉数捐赠给自立军。唐才常非常卖力地招兵买马，尤其是从长江地区的秘密会党里招募到不少人员。唐才常兵分五路，打算在五个不同地点于1900年8月9日这天同时发动起义。然而随着日期的临近，康有为承诺的资金却毫无踪影，唐才常不得已只好将起义日期推迟到8月19日，进而又推迟到8月23日。推迟的决定在后一秒达成，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通知到所有领导人物。秦力山按原计划在8月9日发动起义，在苦战六天之后被镇压。秦力山脱险，但是很多人被捕，并在严刑逼供下透露了起义的重要信息。在修改后的起义时间前48小时，也就是8月21日傍晚，张之洞逮捕了唐才常和其他几个起义的重要领导人物，他们都被处决了。

如果康有为如约寄出了承诺的资金，五队人马将按照原计划同时发动起义，就不会出现秦力山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提前起义的情况。因此起义失败的终极责任应该指向那个密谋起义却不愿把募集到的资金贡献出来的康有为。

    此外，康有为还通过在报纸上阐述保皇来“邀请官方介入”。他曾给督抚刘坤一等人发过电讯，鼓动他们参与起义，而刘坤一就是那个镇压秦力山起义的人。起义失败三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信给刘坤一，鼓动他做起义军没有做成的事业。

    和康有为、孙逸仙一样，容闳也参与了唐才常起义，或者说他因为距离现场更近而介入得更深。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容闳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注：原文如此），但他对此在自传中并未提及。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之后，他在上海的租界寻求庇护，并组织了“中国议会”，讨论当日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改革方面的。1899年他出于自身安全问题移居香港。他并没有细说为什么在上海租界讨论时政变得不安全。然而从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测出这和他从日本带回唐才常起义密谋细节有关。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组织了类似于容闳的一个组织，用来募集起义资金。这两个组织并没有相互竞争，而是迅速结为同盟。康有为或者孙逸仙很有可能写信将二者引荐给对方，支持他们合作。如果说在1899年年底，容闳已经熟知唐才常的目的，也正因如此打算移居香港，避免起义失败后受到连累。

    这并不是说容闳对于起义不热心。尽管只是短暂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容闳的英语几乎完美，他很有可能就是给在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写信的人，暗示在皇帝重新掌权之前，全中国的秘密会党都不会反对外国势力介入。这一口吻和唐才常之后在汉口和其他地方发散的传单类似。这一口吻也和之后康有为写给北京的英国、德国外交部长的信件一致。

    唐才常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在康有为和孙逸仙之间形成联盟。他自己没有说服康有为，于是想让容闳再次劝说。容闳于1900年3月抵达新加坡，但是劝说康有为也没有成功。但是，他和康有为都给新加坡的英国官员提及，5月底中国会有大事发生。容闳甚至说得更具体：“如果是起义，英国政府会不会支持？”新加坡英国官员的直接反应是给伦敦发去密电：“据中国革命党内部人士，中国近三个月会发生革命活动。前驻华盛顿官员容闳来到新加坡与维新派康有为接洽。”伦敦立即通知中国的英国代表，让他们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动乱导致英国利益受损。

如此看来，容闳和康有为一样失策了，但容闳更狡猾一点。尽管英国给出了负面的回复，但他在中国却宣称起义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为了赢得中国精英阶层的支持，唐才常主张于1900年7月在上海英租界成立“国会”，这一倡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数百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国会”正式成立。容闳被选举为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外国势力的顾虑，他们还打算发布英文的“宣言”，容闳自然而然被推选为对外宣言的负责人。起义的秘密仅在很小的内部圈子流传。

    容闳是内部人士之一。现代历史学家研究英文“宣言”之后发现，唐才常和容闳的观点非常相近。唐才常主要负责具体事务，容闳主要负责对外事务。如果起义成功，容闳将负责更多事情，与欧洲列强谈判，为外国和当地媒体提供素材等，总之就是为起义军队担任发言人的工作。然而自立军后被镇压，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

    因此，容闳比人们在想象中更积极地参与了唐才常起义，也让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其次是孙逸仙，如前所述，他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来到上海，竟不知起义之事已经败露。至于康有为，根据上海《中国海外邮报》的报道，他当时也在上海——但这一报道立即被新加坡总统否认，后者称采取了所有措施确保康有为的“安全和健康”。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