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增订版）

     《失落的一代》全新修订，本书揭示了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时分析了
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所引致的后果。本书也探讨了下乡运动进行了20多年，为何会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并且研究了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
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以及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本书收录作者2013年**的访谈录，谈到新一代领导人的知青背景。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赠送精美书签。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一代人被称为“失落的一代”。

　　如今，“失落的一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新一届领导人，7个政治局常委中，4个当过知青。

　　现在，中国的命运已然落在了他们的手中，他们将如何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这本书将带我们深刻地认识并了解这一代人，了解他们的“中国梦”。

　　潘鸣啸　(Michel Bonnin)：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主要研究范围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民主运动、就业、民工等，并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探讨。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和中文刊物上发表论文。20史记90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

欧阳因（Annie Au-Yeung）：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后获法国语言学博士学位。长年从事法汉双语教学、翻译及语言研究工作，1998年法国政府授予她国家一级教育勋章。

附引言

几个词语的诠释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研究的资料来源
直接的资料来源
间接的资料来源
第一部分 动机
　第一章 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缩小“三大差别”
　第二章 政治动机
　降伏红卫兵
　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
第二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
　第四章 掌管实务的领导与意识形态领袖：前奏(1955～1966)与插曲(1966～1968)
　低调的开端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矛盾及保留态度
　“文化大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第五章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68～1976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发动：1973～1976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1978年底～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1980：运动终结
　 1979～1980：回城及就业问题
　 恢复高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20世纪80年代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安顿在当地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第三部分 上山下乡生活实录
　第八章 沉重的启程
　动员工作
　选择下乡地点
　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泪的启程
　第九章 物质困难及精神困顿
　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
　难以融入农村社会
　群组的社会身份及认同问题
　个人的发展与前途问题
第四部分　社会上的抵制
　第十章 社会控制制度
　第十一章 消极抵制及其结果
　异端言行，违法乱纪及另类文化
　各自逃命及其后果
　第十二章 公开抵抗
　一个时代终结带来的震荡
　 1978～1979：当权者与社会的较量
第五部分　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第十三章 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
　减轻城市压力问题
　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第十四章 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结　
　作为政治赌注的下乡运动
　意识形态上准备达到的目的
结论
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一场政治运动？
国际间的追随者及同行者
上山下乡运动与魅力权威的局限性
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
参考文献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
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①。从l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
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19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断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l968年12月21日晚甲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
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
他们去。①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
致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咩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部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⑧。他觉碍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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