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已经过去，它对众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革”是什么？”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文革”到底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该书是一部了解文革、反思文革进而避免此类事件发生*好的教材，它取材于那些经历过、感受过、反思过的文革的人，因此，它鲜活、生动、感人，能够引起他人的共鸣。
 

文革”已经过去，它对众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革”是什么？“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文革”到底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百的人的十年》为我们似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作者冯骥才试图以一百个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经历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这本书将使“文革”的受难者们感受到某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使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不安。

　　冯骥才，男，1942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慈溪，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画家。曾经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一九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2006年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荣誉院长，央视《感动中国》推选委员。
　　2007年担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参事。
　　2009年冯骥才建立了中国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存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田野普查中所获得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
　　2011年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书画院顾问。
　　2013年3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13年7月12日任2014年春晚艺术顾问。
　　出版有《画外话丛书冯骥才卷》、《冯骥才散文自选集》、《冯骥才卷》、《感谢生活》、《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小说选》、《乡土小说》、《花脸》（被选六年级学期语文教材）、《我是冯骥才》、《秋日的絮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人类的敦煌》）、《铺花的歧路》《啊！》《神鞭》[6]、《我心中的文学》、《俗世奇人》、《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维也纳情感》、《乐神的摇篮》

终结“文革”
　拾纸救夫
　崇拜的代价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死脸
　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我到底有没有罪？
　鬼剃头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我这三十年呀
　绝顶聪明的人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变了一个人
　牛司令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硬汉子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复仇主义者
　说不清楚
　苦难意识流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六十三号两女人
　没有情节的人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走出疯狂
　忏悔录
附录一
　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附录二
　关于冯骥才先生谈《一百个人的十年》
　文学工程的采访录
　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
　决不放弃使命
　关于“文革”博物馆
附言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但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但也是活得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苦难。但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点，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了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天地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忌、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历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棵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中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了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纪念日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的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了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后的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忌、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1996年5月16日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