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三联生活书店出品。“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除《跨越边界的社区》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13）。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英国科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等。

目
录

序一（修订新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序三　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奇怪”的社区

现代和传统

总体和具体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创造中的社区

系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温州的大学生”

本书的写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

两拨人

各人的年谱

住房、设备和投资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来客

两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史前史

哥伦布的故事

来到北京

松紧两条链

一起干

摆地摊—游击战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登堂入室

进攻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执照

发明代销

“无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皮夹克热

定销

边贸

老外进村和发包

批发点

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为什么扩散

布料市场

辅料市场

劳务市场

资金市场

“家”还是“家乡”？

改造家族

生活体系

居住格局

纠纷的解决

“打天下”

房东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进入大商场：关系的艺术

大转包

小转租

营业员

“京温”故事

市场热和摊位热

新招数

办手续

保护人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乱极了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帮派的形成

帮派组织

帮派和大人物

联络处和联防队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爱心小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对弈策略的挫折

刘家大院

风波乍起

突然的变化

自拆阶段

强行拆除

3 个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来

新热点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分离和重叠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锁住”

亲友锁客户

关系丛

关系中人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新空间

“套”

跨越边界的社区

后记：理解的知识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索引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

二十年来的变化1

中国大陆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越来越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21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多时曾达到近十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
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 年11 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我在1992 年到1998 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 2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JO 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3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 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 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CBC（Clothing Business Center）。4 22016 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5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6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20 世纪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20 世纪90 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2000：499）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中国城镇50% 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7 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儿。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8 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套用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热门词，正规化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9

史前史

大姊夫在讲他过去经历的时候感叹：我这一辈子做过的事真是能写好几本书！在“浙江村”我经常听见这种感慨（有的是说能演电影，有的说能编戏）。

1994 年春节，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文革’的时候就全国到处乱跑！”这位干部50 多岁，本地人，一直在乐清工作。他的经历给了他这样的印象：“浙江村”是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来的结果。1994 年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王春光（1995：64）对“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这里年纪在32 岁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过外出的经历。很多学者也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费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加改革政策”的产物。

在来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种流动经历。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诉我：“我是71 年，18 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都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都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出、1986 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都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反正在家里也没有真活可干。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赡养五保户。我78年回家结婚，还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因为在村里的也搞两派斗争，选不出人，倒把我这个中立派选上了。”

“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姚信安说：“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外出后，人们主要靠开辟“地下市场”讨生活。姚信安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们很容易找到生意。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当时他们不可能到市场上买木材，也不可能卖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约二十分之一，而且整个70 年代没什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