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与全球化：中国标准化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本书考察了演进中的中国创新与标准体系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认为标准化是提升其创新能力的一项核心工具，但公众对创新体系内的该关键性基石却依然鲜有了解。本书的分析核心为中国标准化战略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中国如何协调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一基本目标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作用和深度融入全球企业的生产与创新网络之关系？

　　主要观点

　　近年来，在标准化方面的政策措施和三项信息与通讯技术标准化项目（TD-SCDMA, IGRS, and
AVS）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政府和产业界正在从以往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且趋于采用更加灵活与实用的发展模式。

　　对中国的标准化战略的观察需要在更宽广的视阈中进行，该视阈包含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看齐的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一标准化战略目标，中国政府力争从单纯的标准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标准的共同制定者，甚至在国际标准的某些领域中成为主要的制定者。

　　在“双轨制”模式中，中国正在国际体系内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实现长期目标，即创造全球标准中核心的专利技术。通过将中国的技术整合至全球标准，中国旨在增强实力并减少所需承担的高额技术许可费。但中国同时又通过运用其正在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促使国际标准化体系形成新规则，并因此而改变国际标准体系本身。

　　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使得中国有必要将政府主导的标准化战略与市场主导的标准化战略中的某些元素相结合。中国需要增加其政策工具和制度中的灵活性，以应对技术、市场和商业战略中所发生的意外变化所造成的某些破坏性影响。

　　以往在“追赶”时期成功的中国的标准化政策在战略重心向“通过创新升级”战略转移时应有所调整。任何在全球化和复杂性渐增的情况下试图固守现状之举都可能阻碍学习与创新，而学习与创新则是可持续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两个基本要素。

　　但变革亦应受限于积累实力之需要。忽略创新的“急进式”的变革经常会造成极高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变革方式可能还会破坏对经济发展而言构成其基本的先决条件的社会共识。

　　政策含义

　　国际社会应承认以技术为中心的竞争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但当此类竞争中包括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时，则需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将此类竞争转化为正和博弈。

　　国际社会还应承认，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因此不应总是用同样的标准像衡量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那样衡量后发经济体。中国需要探索出自己的制度和法律发展模式以发展出既能培育自主创新又能适应全球化和渐增的复杂性之挑战的标准体系。

　　国际社会试图确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何通过反复尝试以协调这一关系，即增强中国企业与行业的创新能力的基本目标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深度融入全球企业生产和创新网络之间的关系。

　　中国应尽力减少由于目前信息安全标准与认证方面的政策所可能引发的贸易摩擦。一项重要的增进信赖的措施或许是增强访问和收集相关数据的可能性，而这些数据则可用以评估信息安全标准与认证如何能更好地在不阻碍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提下得以实施。

　　一项具体的建议是创立“中美标准与创新协会”以培训工程师、企业高管和技术人员，以及来自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与学者。该协会还可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以便双方企业解决由于两国标准体系的差异所引发的问题。

内容提要一

主要观点-．

政策含义一

前言与致谢

导论：目标，观点与研究结论

章标准、创新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框架

第二章中国的战略：将标准作为自主创新的一项工具

第三章  中国的困境：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对国内政策的制约

第四章接近更大的实用主义?中国近期的政策措施

第五章体制创新?中国通信技术标准项目的发展

结论：主要发现、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重点

访谈列表

缩略语列表

附录  世界贸易组织教席计划背景资料和提议指导方针目标

参考文献

本书研究了中国将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一项工具的独特模式，并且剖析了中国在普遍全球化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世界中所面临的挑战。尽管本书聚焦于中国具体个案中的相关情况，但书中的分析亦增进了对全球知识经济中创新的普遍动力和美国、亚洲与欧洲培育创新的企业战略和政策多样性的研究。本书研究亦受益于来自美国、亚洲与欧洲各界的学者、记者、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和分析人士的观点、评论与建议。

对于将我引领入国际标准化领域内的琳达?加西亚、克劳斯?齐格勒、卡尔?卡吉尔、恰克?帕瓦斯、迈克尔?B?丝波琳、王平、宋明顺、丁路宁、安德鲁?阿普德格鲁夫和格雷戈里?泰奇，在此谨向他(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在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的交叉领域内，我从与诸君的口头和书面交谈中深受裨益，他（她）们是理查德?R?尼尔森、约瑟夫?施特劳斯、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查理奥斯，安佰生、杨林村、克劳迪娅?塔皮亚?加西亚、雷?阿尔德曼、克里夫?雷德、潘大龙、汉斯?高德、乔治?克罗伊茨、范志勇、张艳和武志刚。就中国创新政策制定动态方面的，需感谢如下诸位的洞见，他们是柳卸林、薛澜、穆荣平、高旭东、巴里?诺顿、丹尼斯?西蒙、詹姆斯?法洛斯、安德鲁?巴特森、爱丽丝·米勒、斯科特?肯尼迪、张太铭、谢国睿、安妮?史蒂文斯、邓肯?克拉克、狄安华、黄立安、纳撒尼尔?阿伦斯、皮特?萨特米尔、江俊辉、李英戈和让?弗朗索瓦?于歇。

本书研究从两个合作项目中汲取了养分，它们是：由密涅瓦计划资助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与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创新研究项目和更早由美国亚洲研究局与东西方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标准与创新政策”研究项目。书中涉及的重要理念和初步研究结论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在由来自美国、中国和欧盟的标准领域内的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以及在美国、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内所举办的研讨会和讲座中已有所讨论。

在中国，举行相关研讨会和讲座的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际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和中国计量学院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学院。

在美国，交流亦在多个相关研究项目和对话中展开，如在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举行的关于“中国的国家创新模式”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项目中、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美科技政策合作对话中、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向美国能源部政策与国际事务部长助理戴维?桑德罗所做的背景说明）、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创新小组的相关活动中和在中美经济与安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中。此外，在欧洲专利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法经济学中心标准论道博客
和巴西文化部的相关活动中亦展开过交流与对话。
  
非常有幸能在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感谢查尔斯?莫里森和南希?路易斯对此项研究的资助。亦感谢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尤其感谢陶菲克?西迪奇和理查德?贝克与我进行的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本书之研究从在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进行的作为中国创新密涅瓦计划组成部分的研讨会中深受裨益。尤其感谢苏珊?舍科、巴里?诺顿、张太铭、海蒂?瑟若其。此外，对给予我研究支持的全美亚洲研究所的埃里克?阿尔特巴赫（现为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副贸易代表助理）、雷林?坎贝尔（目前就职于盖茨基金会）和特拉维斯?坦纳谨表谢忱。本书亦受益于几位研究助理的协助，尤其是鲁少芊、雪瑞?马丁和乔?纳鲁斯。为重要的是，我对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琳妮?布什和艾丽莎?约翰斯顿及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卡罗尔?提供的编辑方面的协助深表感谢。

2001年7月，本书的译者之一张磊出版了《产业融合与互联网管制》一书，该书是我国本有关产业融合的专著，书中的许多观点在1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也是本书的译者们次接触产业融合和标准这一内容。在之后的2010年，张磊又赴位于意大利都灵的联合国学院攻读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意大利都灵大学法学院合办的知识产权法硕士学位（LLM
IN
IP），对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译者们在大学讲授、研究WTO，其中必然涉及到国际贸易争端和知识产权议题。综合起来，译者们认知，虽然TRIPS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执行知识产权协议提供了可操作空间，各国也有通过技术创新自主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促进就业、提高收入的政策主动性，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认知到，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已经受到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其中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者，它们是我们在国际经贸治理中需要争取的合作方，但是因为双方在出口结构上又存在竞争，需要谨慎考虑我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对它们的影响。至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应更偏于“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译者们不敢揣言，留待读者们自己体会。

 本书章和第二章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于洋副教授翻译，第三章由复旦大学法学院马忠法副教授翻译，第四章和第五章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夏玮博士翻译。全书审校和定稿由WTO教席主持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院长张磊教授负责。

 
为便于读者准确查找书后参考文献，故参考文献部分保留英文原文。需说明的是，书中观点为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为忠实于原著，译者未对书中观点加以修改，但并不意味着译者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观点。译者们的基本观点是，各国拥有自主制定自主创新政策的权利。

     
 
                                                                                                                    
张磊 于洋
           2012年8月

　　自从三十多年前向世界经济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竞争者，这不仅体现在价格方面，而且也包括技术方面。中国加速发展的创新实践的确令人钦佩。各种类型的专利申请数量急速上升，且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在科技出版和高科技产业领域，中国已发展成为领先国家之一。

这种情形已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钦慕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混合反应。如今，中国的创新政策及其对美国创新和竞争力的威胁已是中美经济关系中除汇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又一热点话题。标准化
 及其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是摩擦的中心事项。

由于中国和美国在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两国在标准和创新政策方面采取不同的模式。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共识认为市场驱动和私有部门应在创新和标准化方面发挥根本性作用。而中国则更多地是由政府来制定战略目标和关键性政策。

在美国，存在着普遍的预期，即中国标准体系方面的改革将“自然而然”（几乎）全方位地向市场驱动的美国式的自发的标准体系靠拢。然而，正如本书研究表明，中国的演进中的标准体系将继续有别于美国的标准体系。当中国的改革者倡导向更加由市场驱动的标准体系过渡时，他们强调政府将继续在综合的标准和创新政策领域内扮演推动者、促成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因此，中国将部分地趋向于一个更加市场驱动的标准体系并将持久地保持多样性。

本书详述了标准化在中国自主创新实践中预期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如同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也将自主创新视为终结贫困的关键和追赶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的工具。这项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根本性联系解释了中国的标准化战略将继续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标准化战略。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中美双方均有许多值得彼此相互学习之处，因为双方都面临着创新的紧迫性。尽管二者在全球市场中有所竞争，但二者均可从合作中获益，诸如为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而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合作，更优和更低成本的健康体系的合作和更加绿色的环境方面的合作。有鉴于两国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上述合作显然仍很有限。

在交流科学知识之外存在着拓展双方合作的充分空间，而在如何发展和改善双方创新和标准体系的信息交流方面，也存在着充分的合作空间。尽管中国的创新政策至少在数量上是成功的，但美国在整体创新实力方面仍遥遥领先。因此中国企业仍需获得美国的技术，无论是从设备、核心部件、软件，还是从系统整合方面而言，均是如此。这意味着倘若美国企业在创新领域保持领先，中国的创新推动力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新市场。

实施这些合作面临许多障碍。这些合作需建立在平等地位之上，且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在技术传播中的利益之间的平衡之类的争议事项上保持权利与义务的互惠平衡。

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建立如此的互惠并非易事。目前，产业界的领军企业寻求保持现状，而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则寻求调整旧的规则以反映它们的利益。寻求调整互惠规则的进展是可能的，只要中美能认同这一事实，即尽管它们的经济和创新体系彼此相异，但二者却深深地彼此依存。

例如，中国应承认美国需要防止通过政策而形成的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譬如强制许可、信息安全标准与认证和限制性的政府采购政策。反之，美国也应承认中国企业认为受到相关限制而遭受损失，譬如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对向中国出口所谓的双重目的技术的限制。美国对于中国就某些事项的担忧亦应更加积极地回应，例如由目前的专利许可规则和关键的互操作性标准中核心专利的作用等所引发的利益分配不公。

为趋向更大的互惠，必须增进彼此的信任。鉴于双方根深蒂固的担忧，尽管这并非易事，但通过“边做边学”的开创性的渐进主义会有助于不断改善和克服中美两国标准化体系目前的缺陷。

感谢欧洲专利局的Constantinos
Karachalios先生为我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建立起了彼此间的联系，并因此使得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成为可能。尤其感谢该院张磊院长对本书翻译的大力支持。

我非常有幸能就职于东西方研究中心，感谢研究中心总裁查尔斯?莫里森和研究室主任南希?路易斯对于本书中文版出版提供的部分资助。尤为感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研究教育学院张磊院长和于洋副教授等学者以出色的专业能力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使中国的创新与标准化战略中的企业界、学界和政府等参与者产生兴趣。

迪特?恩斯特

2012年6月15日

2011年10月，我有幸受邀参加了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与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以及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主题为“中国技术崛起的事实和经验：对有关创新、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全球讨论的启示”国际研讨会。

在此次研讨会上听取了多位与会人士的发言，其中包括于洋博士从中国的角度对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之间关系所做的发言。我意识到这与迪特?恩斯特的著作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又忆及2007年与迪特的初次相遇。欧洲专利局于2007年发布了《未来的情景》一书，该书开创性地从变革的主要动因（社会、地缘政治、大企业和技术科学）的角度分析了未来若干年内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存在的风险和机遇。并非巧合的是，中国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与之相关的不断升级的“标准之战”被选定为该书四种情景之一的深层驱动力。

能够令我们志同道合的是对被迪特称为“全球知识经济治理”的共同的浓厚兴趣。简言之，如果技术知识是全球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关键性的战略资产，那么有关它是如何产生、占有、结合与传播的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领军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为达到技术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残酷的竞争已不再成为人类向前发展的驱动力。诸如气候变化、食品与能源安全和公共健康等全球规模的挑战使得人类社会需要一种集体的与合作的知识产生与分享模式。

在二十世纪70年代，即目前全球化时代和及其知识型火山能源发展之初，一位伟大的美国乐观主义者巴克明斯特?富勒意识到其后的时代是基于知识的，即“以保护、培育、支持和适应生活中各种增长需求的技术实力”。他认为我们将跨越一条边界：“它不再是你或我。利己不必要且因此无法因生存而变得更加理性。战争已经是过时的了。” 

然而，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东岸，一位法国建筑师和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却谈起了有关未来的负面的视野。现实中有历史意义的新奇之处在于人们没有虑及当前苦难的解决方案，因为所有观点均变得相反，这种针对未来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持续地玷污着我们的现状并且先天地谴责任何尝试改变的努力。根据他的观点，技术，尤其是在前所未有的操纵潜在的虚拟现实，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因此，二者孰是孰非？在我看来，自相矛盾地是，二者都是正确的。正如富勒的观点，我们目前已有十足的能力远离蛮荒，同时，也正如维利里奥所言，我们的视野已没落。因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矫正我们的视野，尤其是要提供给青年一代一个切实可行的视角。对于我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使技术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人类服务于技术统治论的幻象。

尽管这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似乎含义模糊，但对于全球标准而言却可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尤其是在普遍存在的且以激动人心的速度整合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这场论证将有定论。一种战略是维持和扩展与互联网有关的端的创新，此种创新具备独特的集体创造力的潜能。另一种战略或许是构建获取基础科技的协议，并将之作为知识产生和传播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输入（科学和技术实力）和输出（新的科学观点和基本技术）将得以共享并可广泛地被国际社会所享有。

关键的全球标准在成为当代意义上能导致现代版特洛伊战争发生的“不和谐的金苹果”之前，它们将成为上述平台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标准化战略在该平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开展公开的和战略性的对话，远离短期的零和博弈和投资中的化收益战略，以创造可持续的和长期互利的框架。

迪特的这本关于中国自主创新和标准化战略的著作是其在该领域内长期持续的工作和研究的一个体现，该书包含了许多构建上述对话所急需的实施和证据。我非常高兴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张磊院长和于洋博士通过我的介绍而决定翻译此书从而使迪特的思想在中国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

后，我非常希望该书的翻译能有助于拓展和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国际交流和有关技术政策议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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