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63797丛书名: 大夏书系·对话名家
作为“心灵的摆渡者”，《中国教育报》的王珺老师立足于“大教育”，通过细致观察、细腻感受和深度挖掘，记录了不少“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这些人物构成了中国教育“当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都是真心希望教育变好、自觉为未来贡献一己之力的人。
这本与时间对抗的精致小书，看似文笔朴素平易，却经得住细细品味。那一段段色彩斑斓的教育岁月、文化行旅，经由准确的叙述，抵达时间的远方、灵魂的深处，吸引我们徜徉其中，对教育与人生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明亮。
推荐文章：
《叶澜：让生命唱歌》p003
《岩村和朗：唤醒人们心中的“原风景”》p077
《周有光：我只是一个语文工作者》p101
《相信教育，相信未来——14位中外名家访谈录》系作者工作多年来名家教育访谈的结集。
本书分“生命在唱歌”、“心中有风景”、“背景是星空”三编。选入了作者对叶澜、柳斌、朱永新、魏书生、李吉林、蔡林森、岩村和朗、安东尼·布朗、罗恩·克拉克、周有光、黄培云、柯岩、魏德运、李鸣生14位教育名家、文化名家的专访。全书暗含了“相信教育，相信未来”的主题，传递出了涤荡人心的正能量。
序一 （顾明远） 001
序二 （张文质） 003
上编 生命在歌唱
叶澜：让生命唱歌 003
柳斌：教育是我人生辞典的关键词 011
朱永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 024
朱永新：和教师一起书写生命传奇 031
魏书生：过犹不及，万事适度 038
李吉林：长大的儿童 051
蔡林森：看，这个倔老头儿 062
中编 心中有风景
岩村和朗：唤醒人们心中的“原风景” 077
安东尼·布朗：用游戏参透人生 085
罗恩·克拉克：缔造奇迹的“疯狂”教师 091
下编 背景是星空
周有光：我只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101
黄培云：我从未后悔回来 118
柯岩：给“巨人”写书，我报名 133
魏德运：摄出你的神 141
李鸣生：星空教我 152
后记 期待在生命的深处与“人”相遇 159
序 一
王珺是《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主编，是一位文笔很好的记者、编辑，采写发表过不少教育界、文化界的人物报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拟把她采写的这些人物报道汇集出版，书名为《相信教育，相信未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它担负着传承老一辈的生产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的任务，为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培养人才。今天在校的学生，几年以后走向社会，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年轻一代掌握着未来社会的命运，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正如 1957 年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讲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因此，教育是未来的事业，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相信教育，相信未来》这个书名选得好。相信未来，就要相信教育，没有教育，也就没有未来。但是我们的教育能够担负起使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为未来社会提供合格人才呢？这是教育界人士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
本书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教育知名人物，作者报道了他们的教育理想和实践经验，展示了他们的风采，提高了我们对教育的信心。可以看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一批有情怀的教育学者，他们追求教育的真谛，探索着教育未来之路。书中的受访人物，我大都熟悉，恕我因视力不佳，不能通读全书。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是为序。
2017 年 3 月 31 日
序 二
某种意义上说，好的访谈文字承担的亦是心灵摆渡者的工作，它甚至毫无猎奇之意，也决不作简单粗略的记录与呈现，它是生命的摄像，细微而诚恳地把人带到被访问者丰富、复杂而精彩的灵魂深处。
王珺的写作一定也有这样的自觉，我在看文稿时深的感受就是，读这些文字“既亲切而又有热烈的触动”，她写的都是“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这些人物构成中国教育“当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影响了今天教育的面貌，而且，他们也曾给我带来过不少的影响与启迪。
在 14 位人物中，对我影响的是叶澜老师，我次读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时，产生了“中国基础教育即将被她改写”的震撼感，当然这也是我对教育变革一种天真的想象。1997 年，叶老师到泉州讲学，我慕名前往听课与拜访。老师听说我与同行的余文森均毕业于华东师大，她说的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建华东师大教育学派吧”。说实话，叶老师的学术自觉与学派建设意识当时我并不能有更深的理解，但听她的讲座、读她的书从此成了我教育生命成长的一个重大事件。2002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之一：“叶澜”，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从字面上无从辨别其年龄和性别，一般地说，这问题不大，但当你要整体性地把握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时候，这个姓名就显出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问询与前行的路径，是精神启示，是一种鼓舞；不过，要成为“叶澜”的同路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想，实际上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之二：有位年轻的教师听完叶澜的报告，说自己的灵魂长高了。他可能太着急了，灵魂没有这么容易长高，叶澜的报告或许会使灵魂变得恍惚，这是偶然会遇到的事，像是一个奇迹。但灵魂终归属于自己的肉体，肉体的现实性很难有什么奇迹可言，却真的有种震撼使人无法自持，其实是博大的灵魂寻找着与自己相配称的追随者。
之三：叶澜教授说我们的课堂教学常常为一只无形的手所操纵，这只手就是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课堂教学漠视生命的存在，生命的价值，而沦为完成教案、教参和标准答案的课堂剧；其实，还有另一只手更为可怕，即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它无视一切丰富性、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唯我独尊，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然后使所有的思想变得渺小，所有的学习者变得顺服，所有的教育目标变得整齐划一。后的结果则是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伟大事业的。
之四：在上海的叶澜教授不会想到她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在福建的传播如此广泛，她赢得了自己的“同志”，漳浦的林瑞聪给我挂电话，“我是流着泪读完的”。这是献给战士好的奖品。
这位中国教育界稀有的浪漫主义者很多动人的思想，现在会时时划过我的脑海，仿佛因此我获得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每一次都是重新相遇，每一次都是有意味的开启。就像一棵树超出了自己。
叶澜老师早有期许、用心营构的教育学派，今天已蔚成大树，在王珺笔下记录的诸多名家的评价也是恰当之词，在我看来，叶澜的教育学也是希望与相信的教育学，诗意荡漾，直扑人性。朱永新老师亲切的眼神、爽朗的笑声、热情的话语方式确实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我次在福州见到他时就深深被他吸引。
他告诉我们他刚刚创办了“教育在线”，要做新教育实验。也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是新教育实验的关注者与阅读者，令人惊奇的是“教育在线”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有激情与创造力的中青年教师几乎都受过它的滋润与激荡，新教育实验更成为“现象级”的教育变革行动，朱老师事实上也成了为中国教育发声的重要的官员与学者之一。当然朱老师也是个有些争议的人物，这关乎他的身份与学术，他的新教育实验规模与科学性，等等。朱老师面对各种质疑都心地坦荡，直言回应，他是真心希望教育变好的人，他也极其明晰自己的使命，某些限制与矛盾恰恰构成了他的自信与开阔。而这些，在王珺对他的两
篇访谈中都有所展现。
柳斌先生、魏书生先生，都是对当代教育颇具影响的人物，王珺的笔触则帮助我们认识了在各种光环之下他们更为质朴与真实的一面。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矛盾与复杂是人性的常态，正是对教育、教师还有教学的真挚情感使他们生命的意义变得更为精彩。李吉林、蔡林森两位老师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与奋斗不息的
精神，也同样帮助他们成就了自己动人的一格。王珺还采访了全美教师罗恩•克拉克。克拉克的“55条班规”曾经给我很深的震撼和启迪，后来我在佛山跟他有过面对面的对话。他的上课方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手舞足蹈，自由畅快，没有好的身体是很难像他那样上课的。那天，我跟他约好课后一起聊几句，到了约定时间，我去找他，发现他不在。翻译告诉我，克拉克正在隔壁房间跟一个孩子谈话。我很好奇，就向翻译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翻译说，那个孩子在课堂上做小老师时只关注到跟他一起来的七位美国同学，而没有去关注其
余 20 多位中国同学。
听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看来，那个孩子上课自信流畅，极其精彩，他之所以不关注中国同学，是因为那些中国同学确实不在上课的状态。但罗恩•克拉克关注的却是更高层面的东西，作为一个教师，他要求“上课者”首先眼睛要看到每一个人，然后还要努力跟每一个人交流，去激发每一个人的学习情绪。罗恩•克拉克既富有激情又极为严谨，这样的教学态度令我敬佩。他身上有一种属于教师的职业自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绝不放过任何可能会对教育效果发生影响的细节。当我思考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罗恩•克拉克的这份自觉。
从对 14 个采访对象的访谈中，我能感受到王珺作为采访者所经历的“在场”，尤其在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访谈文章中，我更是清晰地看到她的细致观察和细腻感受经由准确的叙述抵达时间的深处、人物的内心。
今天我们一谈到周有光，就会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但我作为他的普通读者，为他那堪称伟大的人格所感动。他诚恳素朴的待人方式，泰然自若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亲切与幽默，都构成某种积极的、极富魅力的生命状态。周有光先生的一生也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何谓“仁者多寿”。
王珺是教育媒体的记者、编辑，她所采访的这 14 个人物，也都跟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可以说，她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访谈自己熟悉的人。在访谈中，她清晰地知道自己关心什么，要问些什么，但她也是一个善体人意的人，有时她会把问题问得很含蓄。同时，她又不是一个炫技的访谈者，而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她不多言，无意在访谈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而是努力呈现访谈对象真实的一面。可以说她一直放置信任与希望于自己的笔墨，看似素朴平易，细细品读却又会被她带动，对教育与人生的态度也明亮了许多。
张文质
2017 年 4 月 4 日
叶澜：让生命唱歌 p003
叶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首创并主持“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建设30余年。出版专著《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和《“新基础教育”论》等。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的当时大学里对教育学的揶揄，一直是许多做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心头无奈的痛。但教育学者叶澜却以此身份为荣，出席会议签到时，特地突出“教育学教授”的身份。从进入大学，教育学就是她的“学术兴奋点”，并成为她终身奉献的事业。
在教育学面前，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易摆出轻慢或救世主的姿态。这种处境下，叶澜既不像“教育学界内的一些伶俐秀慧者，跳出没有学术地位的教育学界”，当然更没有转身后对教育学界冷嘲热讽。她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只有靠我们自己”。她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要努力让教育学自尊起来，让其他学科感到教育学是有用的。”
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用“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越生命”来说明生命的生生不息和创造性的超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扈中平如此评价：“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历经30年，不仅硕果累累，同时也是学派创始人叶澜自我生命的绵延，是她生命冲动、生命之流的生动呈现。
作为标志性成果，“基本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校变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三套“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丛书于2015年出版。从叶澜的著作和生成这些著作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她与教育学的相遇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她领导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呈现的气质与她个性中自信、自得、深情、率真、诗意、陶醉的生命特质不谋而合。扈中平教授认为，这种完美的契合，皆因二者建立在生命自觉这一共同的根基之上。
教育学的原点是对生命的体悟
在“基本理论研究”丛书首卷《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中，叶澜以“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作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是什么”的中国式表达——
教育是基于生命、直面生命、通过生命所进行的人类生命事业。生命是教育的“魂”，实践是教育的“行”，学校（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机构）是教育的“体”。教育是一项充盈着人的生命的人类实践活动。
1997年发表的《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被认为是国内篇从生命的视角探讨教学活动的文章。叶澜坦言，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触动这么多学校和教师，可能是因为它触及了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原点问题，并且与教师们的教育体验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叶澜领衔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始于20年前，在试行“新基础教育”的学校听课的时候，在与许多教师、学生交流的时候，叶澜深切地感受到“生命”对于教育的重要性。
面对当时颇为普遍的课堂“沙漠化”，叶澜意识到，对学生作为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个体生成方式的忽视，导致了教育和教学成为重复性的机械劳动，成为不需变革的一次次封闭的循环过程。与此同时，教师的生命价值也不同程度地被挤压、被遮蔽、被忽视了。
以“生命”为切入点研究教育，来自叶澜注重生命体验、关注个体生命的自觉。她常常从自己的成长经验出发，观照教育研究的对象。
“我小时候很调皮的。”活泼的语调使她跳脱出学者给人的通常印象。她主张对儿童的认识既不要神化也不要矮化，教育不能简单地从一端到另一端。
教育学不仅坐而论道，更应“起而行道”
叶澜对“实践”的认识，贯穿了对“生命”的思索。她说：“教育学不仅是‘生命’的学问，或‘实践’的学问，而是以‘生命•实践’为‘家园’与‘基石’的学问。做教育学的学问，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道，‘论’是为了更好地‘行’。”
一是“上天工程”，进行抽象的理论构建与研究；二是“入地工程”，到中小学课堂中做研究；三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通过唤醒学生的主体性来激发真正的人性。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鉴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总结的三个基本支柱，他将此命名为教育研究的“叶澜之路”。
西南师范大学张诗亚教授更是用“一脚一脚跑出来的”这样质朴的语言描述叶澜教育研究的实践路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提出教育学需要有以提升理论水平和自我意识为目标的所谓“上天工程”的同时，叶澜就提出了“入地工程”，深入到实践中去研究教育问题。据叶澜曾经的学生、华东师大教授李政涛介绍，叶澜探索的步是和陈桂生教授一起在上海的十所学校开展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综合调查，这个项目持续了近两年时间。这使叶澜深深体会到实践工作者所具有的独特实践智慧，对教育理论研究者来说，这些智慧弥足珍贵。
1991年在一所小学进行的“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课题研究是她的第二个“入地工程”。李政涛说，第二次“入地”，比次“入地”更为深入，这个研究的结题报告后来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
“这是我有生以来次，与一批有缘的中小学校长合作编写的一套丛书。”在“合作校变革史”丛书总序中，叶澜如此感慨，这套书是“写”出来的，也是“走”出来的。
“叶老师去合作校，一去就是一天，听完课就评课，下午跟教研室的老师开座谈会。”叶澜的老伴钟老师从大学退休后也跟着她跑学校，钟老师很享受这种跟孩子们、老师们打成一片的教育研究生活，他自称是研究团队的志愿者。
“新基础教育”研究真正体现了叶澜一以贯之的扎根意识和介入意识。20年来，她在中小学听了上千堂课，而且几乎对所有听过的课都有深入细致的互动式点评。李政涛说：“这种扎根式的投入，在教育学教授中是不多见的。”
作为合作校，上海市闵行区汽轮小学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一度缺失骨干教师，本地生源流失，成为一所不自信的学校。校长王培颖说：“在叶澜教授及其团队的引领下，我们对教育理论的认识和教育价值的选择越来越清晰，而且努力将其‘化’到行动中，师生的精神面貌和实践能力一步步从消极走向积极。”在丛书的《校无贵贱》一书里，他们勇敢地喊出：不以贵贱论高低，要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学校的今天和明天！
东北师范大学柳海民教授评价叶澜的研究是充满人性关怀的，是有温度的教育研究。
构建超越生命的“学术自我”
叶澜的学生王枬记得，在1998年元旦的学术例会上，叶澜老师在《我的学术自我》主题报告中动情地说：“人生是生命的流程，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活动书写的一本书……我选择的职业与我的人生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高相关：追求高质量的职业生活和高质量的人生。”
从叶澜的发言和文章中，很容易感受到她生命和个性的独特，有人说，她的言说、思想和行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生命•实践”的产物。换个角度看，叶澜用自身经历诠释了“一个人的学术史就是生命史”的观点。
叶澜194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家庭，耳濡目染着父亲与学生们那种浓浓的师生情。“我是喜欢文学的，其次喜欢历史，第三是教育。但做老师就要懂教育，所以考大学时志愿选了教育。”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初两年是实践锻炼，在华师大附小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两年的小学教师生活，让她对基础教育形成了初的“情结”。
与叶澜聊天，能够感受到她思维的敏锐和直觉的丰富，她给人的感觉是热情真挚、充满诗意的。作为教育学者的叶澜，除了学术文章，也写抒情文字。老伴不无自豪地说：“她的散文写得很好的，你看看她在《人民教育》杂志的专栏，上期发表了她写的《感谢芦花》。”
“人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文学会给人启示，是读人的学问。我一直讲做教育的人要爱文学，要读懂人。”“很文艺”的叶澜这样理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
叶澜喜爱读书，注重扎实的学术积累，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尤为关注哲学。在《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所列出的155本著作，可以看作叶澜写作这本书时的阅读地图。
对不同学科的广泛涉猎，使叶澜将各种思想资源回流到“教育与教育学”这个阅读原点中。李政涛说：“多种路径的横向比较，使她能跳出既有的认识框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教育和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而阅读原点的确立，则使她有了作为教育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强烈的学科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后来直接促使叶澜提出了有关‘教育学立场’的命题。与此同时，她将对教育的种种理解回到‘人的生命’这个思考原点上，这一原点贯穿于她整个的学术历程。”
叶澜鼓励学生多读书，尽可能地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她认为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局限于本专业的书籍，视野不宽，这势必会阻碍专业发展。同时，她也提醒学生，并非书读得越多越好。“我的一些酷爱读书的研究生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喜欢赶时髦，今天流行海德格尔，就读海德格尔，明天来了哈贝马斯，就读哈贝马斯，成了学术上的追星族；二是容易陷入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语境中不能自拔，忘了自己的专业身份。”针对这种情况，她建议，一方面，不要以阅读的广度取代思考的深度；另一方面，要牢牢扎根于教育学的“家园”，不要做学术上的浮萍和墙头草。
74岁的叶澜教授笑声爽朗，她拿出手机与我分享她在上海闵行体育公园拍的照片。“你看，这叶子美吧？”“你看，这些小野花，你不注意的话，是发现不了的。”她把这组照片命名为《留住春天》发到微信朋友圈，获得许多“赞”。“在哪里都能拍出好照片！”这位白发、花衣的老太太对自己善于发现瞬间之美的眼光不无得意。然后，她又回到专业的话题，“教育的问题是研究不完的，因为孩子天天在长。只要有发现问题的眼睛、有研究问题的心，样样皆可研究”。
刊于《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2日，原文标题为“教育学教授叶澜：让生命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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