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1. 《五百年来谁著史》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代表作品，自出版以来，广受关注，荣获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榜首等诸多殊荣，并入选《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
2. 2018年全新上市典藏版，采用布面烫金工艺。作者在原稿基础上三度修订，精益求精。
3. 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阅读《五百年来谁著史》这一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的经典之作，恰逢其时。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了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地缘政治的变动、财政金融体制和政治变革的角度，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理论与现实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民生结合，乃是中国复兴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诸如“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国家组织能力”，战争国债与资本主义体制，琉球及恰克图贸易对于中国发展的长远意义等，在党政干部、海内外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名（《新闻出版报》），并入选《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2010年度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著作获得的主要奖项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且两次获中国好书奖，三次获“五个一工程奖”。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代表作包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等。

2018 年版序言 III
第三版序言 VII
第二版序言 XXVII
第一版序言 XXXV
上篇 漫长的16世纪
导 语 003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011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053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113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147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169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203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223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259
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283
下篇 漫长的19世纪
导 语 309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 世纪 315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345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373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417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471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525
注 释 555

2018年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九年前，这次再版，希望能够摆脱盗版流布的困扰，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评判本书的得失。借此，我对中信出版集团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鲁迅希望自己的书“速朽”，因为那是写于黑暗中的东西，而作者渴盼着光明。他甚至说，今人之所以喜读《水浒传》，就是因为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处在水浒的时代。
毛泽东曾说鲁迅是圣人，而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贤人。我等虽皆是凡人，但生在了中国和中国人出头的时代。我虽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但对生我之时代充满自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做中国的学问，比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得多。
1917 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过一句话：“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这里所说的“高深学问”，显然并不等于知识，因为没有思想的知识，既谈不上高，也谈不上深，不过就是流水账而已。
1927 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也说过一句话，叫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块碑，现在就立在清华园中。
但是，无论怎样提倡文化、高标学问，生于蔡元培、陈寅恪那种时代，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绝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自信。王国维的自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之前途命运的绝望。
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方才如此沉痛地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陈寅恪悲哀自嘲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制度已经毫无前途，则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究竟何枝所依，何事所凭？如果连中国都没有了，则研究所谓中国学问，也不过就是讨辞赋、寻章句而已。
其实，蔡元培、陈寅恪当年对思想与学问之“自由”的理解，有很鲜明的启蒙主义或德国古典哲学色彩，它的根源就在于所谓的“人有自由意志”，而所谓自由意志，在他们看来，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不过就是指人类“生产与交换能力”的发展。人类在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因此，不研究社会制度的发展，思想和知识就没有着落、没有落脚点。
学问和思想从来就是附丽于制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白了其实就是生活在那个中国文明黑暗时代的读书人“无地彷徨”的无奈之语。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改革旧制度还是创造新制度的力量，都还尚不具备。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俗地说，就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与革命。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从地缘政治变革的角度观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我的学长袁纯清曾说，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就在于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我既把他的话当作最大的褒扬，也将之视为学习和努力的目标。
今天看来，本书当然也有许多缺点与不足，而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考察名物制度的学者，并非现实中的实践者，而离开了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生动实践，离开了饱含切肤之痛的斗争、付出、牺牲与收获，学问终归是纸上的学问，学者难免陷入迂阔和理想主义。我一向以为，历史上那些切中时弊的奏章、手札之所以比“四书”更具影响力，就是因为其作为破解现实问题的措施，比抽象的原理更有力量。
矛盾、变化是绝对的，而范式是相对的，从历史上看，我们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有关行动的知识。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今天深刻地感受到：写好一本书，与为国家和人民办成一件事，哪怕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小事，比较起来，其价值“相去之远，何啻于十百千万也”。
在书里磨，与在事上磨，毕竟还是不同。本书之所以至今还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历史的著作，而是关于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著作，它提供的是有关行动的知识，是有关历史运动的知识。
能写出一本50 多万字的书，我感慨、惊诧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勇气与毅力。“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那时可以数天连续通宵工作的我，可曾想到自己也有“可怜白发生”的时候？
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当下手造的所谓“学术规范”，而在于它能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所谓历史的考验，就是指面对那些历经历史沧桑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王安石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今天读来还能昭聋发聩的，不过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
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有价值不好说，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不能怀疑《上清帝第一书》的价值。
所谓“学术生产”也能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原因，庶几在此。
九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伟大的长征。学术不可能超越实践与变化，学术工作不过就是拼命努力去抓住历史变化的“剩余”而已。
“开元爆竹第一声，铁马冰河入梦中，眼底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五百年来重写史，两万里后再长征，众手扶起唐社稷，沧海横流东方红。”
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青年时代那样的工作热情、那样的拼搏精神，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时代，永远不要掉队。

回眸历史，横看东西，本书揭示了500年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
——《人民日报》
韩毓海的研究证明：将货币政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对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华尔街日报》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
翻阅祖国的版图，就会看到山西宛如一个楔子，牢牢地镶嵌在东三省、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之间。作为定鼎天下，特别是平衡祖国边疆的支点，山西这个楔子牢不牢，能否顶得住千钧重负，关乎天下兴亡、国家安稳。明清以来，定鼎西北边疆的历次行动，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展开的，故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圣祖下诏：连年军队出征，都要经过山西，山西筹措军需、从龙征战，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一年的额赋。从康熙五十年（1711）起，由山西开始，分批免除全国钱粮，三年轮遍天下。¹
中国的商脉起于山西、源于山西；晋商辉煌，与国家经营北方边疆的战略相配合、相始终。无论是“走东口”（即东出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奔向东北，再经库伦走向蒙古和俄罗斯）还是“走西口”（即西出今朔州右玉县杀虎口，经甘肃、新疆、中亚走向欧洲），晋商的行迹，既配合着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更以贸易的方式，通过山西商路之开拓，将东北与西北、中原与北国、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成就了山西，山西也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²
山西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雄伟壮丽的表里山河，《史记》里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河、汾之东，方百里”，这块封地叫作“唐”。此后六个世纪，在“唐”这个地方兴起了周朝最强大的北方雄邦——“晋”，晋献公时代（前676—前651），先是利用其掌握的盐利实现了“富国”，随后又夺取原被赤狄东山皋落掌握的中条山而实现了“强兵”，这是由于位于晋南、绵延数百里的中条山富藏铜矿，铜的拥有，使晋国的青铜兵器和器物铸造步入辉煌，而终形成“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局面。汉唐之际，随着以煤炭冶铁技术的发展，周唐故地亦成为中华文明前进之发动机，后赵石勒兴于上党郡，北魏定都平城（大同），高欢以晋阳（太原）为霸府，李唐王朝在此龙兴，中华民族亦由是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此后，五代的晋、汉、周皆从并州（晋阳）崛起，辽和蒙古也均以拥有富产煤和铁的云州（大同）为根据地而所向披靡。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偶然的。解州的池盐，并州、云州的煤炭和冶铁业，乃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转变的动力，这一转变本身，更具有深刻的世界史意义。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³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而且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三晋文化奠定了基础。明代的山西版图比今天大，而清代的山西版图更大于明，所谓归绥六厅（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八旗”中的六旗（包括多伦）都在山西治下，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晋方言和三晋文化共同体。
山西是文化的沃土。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 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⁴，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洪武二十年（1387），明在今上党—长治地区以北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1368—1398）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今内蒙古宁城，1391 年明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 年封宁王朱权镇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镇宁夏，封谷王镇宣府，封安王镇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内联中原与东南沿海，外接中亚、西亚，广阔的中国之“亚洲内陆边疆”。⁵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以与遥远的“岭南九郡”互成掎角之势，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184—220）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说：后赵的创建者石勒，就是上党郡武乡的羯人（指住在武乡境内的羯人部落）。不过，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西晋元康九年（299），江统所作《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西晋汉族政权终被石勒等所率匈奴、鲜卑、羯、氐、羌部落联军推翻，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⁶ 正是这场历史的大变乱，推翻了以“名教”为思想基础的士族门阀制度，形成了新的民族融合，而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因之从塞外播向中原。
定鼎北方的军事根据地、中国商脉的起源，遂成就了山西“军商合一”的制度传统，更发展出“以军法促民法”的严格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军政合一”便是山西强盛的制度保障。中国政治，起于秦晋之间，成于墨法之道。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晋悼公铸刑鼎而使“民在鼎矣”，这些举措均为户籍—郡县制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又据宫崎市定，在古代中国，中原的国家即是城市国家，或者说是“城郭”的国家，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然回城郭休息。而“村落”则是到汉代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的，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成的部落与聚落；二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屯田，“邨”（“村”的繁体字）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屯田，避免了秦征戍之苦，在边地形成伍里、连邑之制，则使军粮充实。什伍制度或者保伍制度——用军法来代替民法的制度，亦是在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而恰恰是从村落本身所内含的准军事的保伍制度，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之中，我们方才可以看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所在。⁷ 由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之村落组织制度亦是从山西发源的，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轨迹，在此地保存得最为完整，体现得也最为丰富，这一点从赵树理的小说杰作《李家庄的变迁》中即可窥豹。
魏源曾说：“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⁸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得以改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共产党在太行地区试验、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创新，从而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和八路军的组织能力。因此，作为伟大的“太行精神”的发源地，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长治是抗日战争的前线和根据地，1938—1940 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
同时，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而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特别是人民金融和人民币制度，也是从长治、从太行山深处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性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长治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长治郊区的张庄，这两本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