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809823
一、翻译阵容专业、权威,遵循“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忠实于原文,即“信”的前提下,追求译文的通畅、典雅。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国林主编,周国林教授、顾志华教授、王玉德教授、李国祥教授、刘韶军教授、高华平教授、董恩林教授、陈蔚松教授、杨昶教授、张三夕教授等16位专家学者进行精心翻译。
二、锁线精装,设计典雅大方,采用更易于大众接受的简体横排,用纸考究、印刷精美,既便于阅读,又适于收藏。
三、全本翻译,采用岳麓书社经典畅销的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文字的准确性、艺术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一)
中国古代史部书籍,对社会发生长久影响,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的,早期的当数司马迁的《史记》,一千一百多年后,则有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问世。要了解《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部书,得先从司马光这个人说起。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做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时,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录他的话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学问增进后,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有西汉的风格。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后,入京为官。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便退居洛阳,六任冗官,达十五年之久。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满新法,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大行其道,废除新法,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时局的人物。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然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学术事业。不过他的政治经历,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是不无益处的。
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长达一千五百多卷,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意,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名为《历年图》。后来,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通志》。《通志》的上限,不始于上古,而始于战国,其用意在于上接《春秋左氏传》。《左传》叙事至智伯之事止,《通志》托始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一事,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正好与《左传》衔接。《通志》进奏英宗后,引起重视。英宗下令司马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
书局设立后,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他们遍阅旧史,并旁采诸家传记,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资料汇集后,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擿幽隐,校计豪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点也无夸张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相当费心,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定稿为八十一卷。更费心力的是,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文笔各有不同,要依照统一的体例、风格加以编排,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人们常说,《通鉴》写得好。事实上,主要不是“写”得好,是“编”得好。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稍加润色,起承转合,使其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这是真正的大本事。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曾取《通鉴》与荀悦《汉纪》相比较,说:“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通鉴》也有“写”得好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史论。对各种人物和事件,司马光有所感触,便以“臣光曰”起头而发表评论,长者千余言,短者数十字,无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史学思想。全书中,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
(二)
经过十九年的努力,《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富,虽笔削甚严,仍达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尤其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入书中。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的修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本来,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但自从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正史”地位后,编年体渐趋式微。《通鉴》一出,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以《通鉴》的补编、续编而言,较著名的便有刘恕的《通鉴外纪》、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1164—1242)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乾学(1631—1694)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1730—1797)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1800—1875)的《明通鉴》。诚如浦起龙《史通通释》所言:编年体得《通鉴》之助,“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由于《通鉴》内容浩博,叙述史实前后相隔,南宋人袁枢(1131—1205)有感及此,将《通鉴》史实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事目,依次叙述每个事件的经过,编纂成《通鉴纪事本末》,以便观览。结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读者了解史迹的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开了新途径。这完全是受《通鉴》之益,成为“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无意中创立出以事件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来。此体一出,又催生出从古代到晚清的多种纪事本末体史书。至于朱熹据《通鉴》而作《纲目》,派生出纲目体来,也多少对史学影响的扩大起了些作用。
《通鉴》的修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画策,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因而潜心研习。宋代学者中,洪迈曾经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倪思则在其《经堂杂志》卷二中,把《通鉴》和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他们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元初,胡三省为《通鉴》作注,《自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事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这是就《通鉴》的功能而言。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写出了传世之作《读通鉴论》,其《叙论四》在书名上做文章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后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凭着这样的共识,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通鉴》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通鉴》学。
《通鉴》详于政治和军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通鉴》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低于学者。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通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漳林矣。”后世政治、军事史上的人物,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他们毕生钻研《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其认识之深刻,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曾国藩以为,六经以外另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通鉴》即为七书之一。他在《与罗少村书》中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毛泽东熟读《通鉴》,重在一个用字。他曾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还亲自过问《通鉴》的古为今用之事,把校点《通鉴》的任务,交给吴晗组织力量去完成。总之,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通鉴》是史书,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他们从《通鉴》中吸取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历史”通过他们之手,和现实发生关联,可谓《通鉴》“资治”之极致!
自然,《通鉴》也不是没有瑕疵的。近人张煦侯的《通鉴学》,曾从编纂学的角度论及《通鉴》得失,以为其得在合纪传表志而为一编,合独断考索而为一手,合史学文学而为一家,而其失亦有三端,即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情感之或偏。不偏不倚,可谓公允的评论。善读书者,自可取其长而避其短。
(三)
历史上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深受学者和某些特定阶层的重视,还获得一般民众的喜爱。古人为扩大《通鉴》影响,有注释与纲鉴之类作品,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当今时代,国泰民安,文教昌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日益增长。为了让《通鉴》从史学家的殿堂上走出来,走进一般读者的视野,成为他们了解传统政治和文化的一个范本,岳麓书社为此决定出版《通鉴》的白话本,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们自然非常乐意承担这部书的翻译工作。
我们在接受任务后,就底本与翻译原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底本,确定采用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一来是该本为精校本,二来是因为有中华书局的成果可以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古籍整理事业,《通鉴》是国家组织人力校点的第一部大型古籍,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至今仍值得信赖。翻译的原则通常都提倡信、达、雅,我们也不例外,而主要强调“信”,即忠实于原文。为了准确地反映原文的丰富内容,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直译,逐句对应。考虑到古今汉语的差异,可以有语序的调整,也可以补充个别的句子成分,但绝不增添原文所无之事之意,更不得删改原文所记之事。不仅语言要合乎事实,还要注意书中的体例,如同是一国之君,司马光或称“帝”,或称“主”,或称“王”,甚或直称其名,不是没有讲究的,这在译文中,就要照译出来。意译也在极少情况下采用,如少量的骈体文与讲究对仗的诏令奏疏等文字,逐字逐句对译会显得生硬,不如用意译,倒要贴切一些。在“信”的前提下,再力求译文的通畅、典雅。
要做到一个“信”字,谈何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有些问题比较难以处理。一是原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讹误,按理说是该校正的,却不可能都做到。因此,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敢擅自加以改动。由于没有注释,无法提示,这就有待读者自己识别了。二是记事中的时间有差错,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考证清楚,只有照原书称某干支日。好在这两方面的问题,所占比重很小,不至于影响译文的连贯性。此外,众人翻译《通鉴》,由于各人平日行文习惯有所差异,译文风格也会小有异同。这是需请读者鉴谅的。
胡三省在《通鉴》卷二百二十一的注中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事实正是如此,任何人读《通鉴》,一时之间都难以完全明了其中丰富的内容,但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对这部《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大期待,就是将广大读者带到历史的长河边,让他们也能够“各充其量”,体验这条长河的源远流长,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如果读者于此心有灵犀,则翻译诸人何幸如之!
周国林
2005年元月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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