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7353丛书名: 无
★《记忆之声》是完整的普里莫·莱维访谈录。这个世界给莱维贴上沉重的标签，使他简化为一个符号，《记忆之声》重现了另一个更加复杂和真实的莱维。
★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到莱维的生平趣事、文学的趣味和倾向、每本书的写作缘起和过程，以及莱维对自己身份和现实政治的看法，为读者阅读莱维作品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介绍和深度注解。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意大利标志性作家，是“欧洲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被卡尔维诺称为“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梁文道极力推崇莱维：“他的作品中的正直、尊严以及不可掩盖的人性光芒，足以使之跻身伟大文学作品之列。”
1961—1987年间，普里莫·莱维接受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本书两位编者精选了其中36篇采访，编录成这本《记忆之声》。本书分为六个部分，涵盖了莱维一生的轨迹，呈现出“幸存者”“作家”“化学家”“政论家”“犹太人”等多面向的莱维。在书中，他谈到从奥斯维辛返家后，自己迫切地想要讲述集中营的故事，享誉全球的“奥斯维辛三部曲”就在莱维与他人的对话中应运而生；他谈到自己为数不多的科幻小说和诗歌创作，拥抱技术的同时，莱维对人类的创造力依然抱有信心。在奥斯维辛40年后，莱维认为战争的阴霾仍未散去，法西斯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莱维积极地介入离散犹太人与以色列的问题，终其一生，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莱维作品”系列还包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他人的行当》《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扳手》《休战》《若非此时，何时？》《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 1961—1987》《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等。
前言（罗伯特·戈登）
“我是一头半人马”（马可·贝波里蒂）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来自英语世界的采访
杰梅茵·格里尔与普里莫·莱维的对谈（1985）
一个被他的技艺拯救的男人（1986）
普里莫·莱维在伦敦（1986）
谈话中的普里莫·莱维（1987）
第二部分 生活
记忆的小剧场（1982）
都灵（1980）
登山（1984）
化学（1983）
科学的邪恶力量（1987）
诗歌与计算机（1985）
我，老了吗？（1982）
第三部分 作品
《休战》（1963）
科幻故事1《自然故事》（1966—1971）
科幻故事2《形式的缺陷》（1971）
《元素周期表》（1975）
《扳手》（1979）
《寻根》（1981）
《若非此时，何时？》（1982）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第四部分 文学与写作
一种神奇的必然性（1972）
与普里莫·莱维对话（1979）
为一份学术论文做采访（1981）
邂逅普里莫·莱维（1981）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1983）
普里莫·莱维（1984）
本质的和多余的（1987）
第五部分 奥斯维辛和幸存
圆桌：关于犹太人的问题（1961）
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
回到奥斯维辛（1982）
记忆的责任（1983）
词语、记忆、希望（1984）
第六部分 犹太教和以色列
某种程度上的犹太人（1976）
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
上帝和我（1983）
普里莫·莱维：贝京应该下台（1982）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1984）
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卡尔维诺
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
——索尔•贝娄
欧洲极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
——《洛杉矶时报》
如果一位化学家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上帝帮帮那些作家们吧。
——《卫报》
普里莫·莱维是伟大的大屠杀回忆录作家……也是我们时代文字杰出、优雅而动人的作家之一。
——《新共和》
他将欧洲犹太人的两极生活放在一起作对比，莱维先生的小说形成了一种无可抵挡的、史诗般的气质，这成就了他极好的作品。莱维又一次呈现了我们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能找到的特点——对全人类的悲悯。
——《纽约时报》
一位杰出的作家已经出现，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严、他的人性，以及他那严格的标准。
——H•斯图尔特•休斯《纽约时报》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
（1983）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
现在在很多书店都推出了一本朴素的新书，封面有些怀旧。蓝色的封面，尺寸较一般的平装本要小。这是艾诺迪出版社的“作家译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书，这个系列以弗朗茨·卡夫卡的《审判》打头阵，译者是普里莫·莱维。我们在《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的故乡都灵采访了他。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以下简称“梅利斯”）：你能谈一谈这个出版项目吗？
莱维：艾诺迪出版社的想法是重新推出一些由当代作家重新翻译的经典作品。我的翻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第二本是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翻译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个计划非常有智慧，有独创性，令人振奋。很明显，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凭借其自身就非常有话题性，也会成为一些很有趣的研究的分析对象。某种程度上，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都是伪书（spurious），因为它有两个作者。从封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书名和译者的名字是用白色字体，而作者的名字是用蓝色字体。和所有的杂交育种一样，这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项目。这就是他们的理念。最后我就完全成了这种理念的体现，因为我必须坦白我的自我一直在撕扯。一方面，我的语言学道德（philological conscience）告诉我，我必须尊重卡夫卡；而另一方面，我的个人意志，以及身为作家我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也被称为“风格”—抗拒这一点。我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风格，我的读者对此比我知道得更多，这就好似一个人的侧面肖像一样，我们几乎不知道或者从来没真正看到过自己的侧面是什么样子。
梅利斯：为什么要将弗朗茨·卡夫卡和普利莫·莱维联系在一起？
莱维：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是出版社定的，他们拿这个提议来找我，我就接受了。说实话，我答应得有点儿草率，我从来不知道这本书会让我陷得这么深，我必须承认卡夫卡从来不是我最爱的作家，我也可以告诉你原因：你并不需要去真正喜欢你感觉最亲近的作家，有的时候事情正相反。我想我对卡夫卡的这种感觉，并非因为不感兴趣或者觉得无聊，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防卫心理，我开始翻译《审判》不久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受到了这本书的侵犯，我必须要捍卫我自己。正因为这本书如此不可思议，如此了不起，它像一根矛、一支箭一样刺穿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在接受审判。更进一步说，坐在你的扶手椅上，快速地草草翻阅一本书是一回事，但要一字一句、一点一点地阅读，正如你在翻译时所做的那样，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翻译《审判》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我对卡夫卡的敌意的来源。这是一种出于恐惧的自我防卫心理。也许还出于那个特殊的原因：卡夫卡是个犹太人，我也是个犹太人。《审判》
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也经历了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卡夫卡是我很崇敬的作家—我不是喜欢他，我是钦佩他，害怕他，他就像一台会碾压你的机器，就像一个会预言你的死期的先知。
梅利斯：在艰苦的翻译中，你做了哪些选择，又使用了哪些材料？
莱维：我试图不用德语那种句法密度来压迫读者，德国人的句法复杂性是意大利读者不习惯的。乔治·赞帕（Giorgio
Zampa）在其1973年的译本中一直保留了原著的那种句法结构。我有时候会背道而驰。有时候当面临极度复杂、很难翻译的句子时，我就会削减句子，将它们断成好几个句子，这么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因为句子的意思仍是完整的。卡夫卡心安理得地在文本中使用大量的重复，可能在十行句子里一个词汇会重复出现三四次。我试图避免这些，因为这种重复在传统的意大利语里几乎看不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专断做法，也许在意大利语里，词语的重复能够制造某种特殊的效果。但是出于对意大利读者的体恤，我试图给他们一种不那么翻译腔的文本。
翻译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温琴佐·蒙蒂
翻译的《伊利亚德》，他就是用和原文完全无关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调整过的、适合现代读者口味的语言。另一个极端则是逐字逐句的、学院派的翻译，试图尽最大的可能传递原文的意思。第一种翻译给予读者他所习惯的东西，而第二种翻译则会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在读一段翻译的文本。赞帕在翻译《审判》时选择第二种，他的选择是非常审慎的，也非常令人尊敬。所以，我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某个中间点，另外也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想让自己扭曲太多。尤其是在对话中，如果为适应一种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的德语—已经过时、与当下相隔甚远—而去生造出一种意大利语，会让人感觉有些做作。所以，我的译文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一开始就说的是现代的意大利语。
梅利斯：在你给《审判》写的注释里，你提到卡夫卡对你而言缺乏亲和力……
莱维：我所说的缺乏亲和力，我想，主要是因为：卡夫卡是一个幻想型的作家，他不断地描写他幻觉中的那些奇异的、绝妙的事物。他从没有偏离这个路径，他也从不会费力向你解释那些意象背后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含义。他把这种阐释的重任转交给读者，所以实际上对卡夫卡的阐释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审判》这本书，有不下20种阐释。对我而言，对定性的（不同）意识所产生的深渊将我和卡夫卡隔离开来，我在我的书中一直在尝试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径。我最开始写作集中营，后来也一直写作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一直试图去解释，去解决问题，我已经被人诟病有这种说教的倾向。《这是不是个人》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试图向我自己、向读者解释集中营所代表的那种明显的反常状态背后的原因。《元素周期表》这本书也类似，我试图去解释我在化学和文学之间那种难以解释的、暧昧的位置。在潜意识层面，我从未选择卡夫卡的道路（几乎从来没有—可能在一两篇故事里我有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即让“表层下面的东西”恣意发展。
梅利斯：卡夫卡被认为是一个压抑地生活的人，他一直在歌颂生命和爱的缺席，对它们充满某种乡愁。他的苦行僧的气质就好比在蒸馏已经消失的生命。而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尤其在他提到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时……
莱维：我们拥有非常不同的命运。卡夫卡一直和他的父亲严重不和，他是三种纠缠不清的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德国文化和布拉格文化。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工作上又感觉受挫，最后还生了很严重的病。他很年轻就去世了，而我尽管在集中营待了很长时间，那段生活也给我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但我拥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一种没那么不快乐的人生。我自己的快乐结局—从集中营幸存下来—让我带着点儿盲目的乐观主义。今天的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了，当时的我比今天的我乐观。当时我将我个人的幸福结局—这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变成了作家—不合理地推演到所有的人类悲剧上。
尽管《这是不是个人》处理的是极其恐怖的事，但它和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没什么共同点。很多人注意到这是本乐观的、平静的书，当你一步步告别深渊时，你都会有透气的感觉，尤其是在最后一章。那些认为在深渊、壕沟和集中营之后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出现的想法是荒谬的。但今天，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只有在这种经历只能产生糟糕的后果的情况下，另一个集中营才有可能死灰复燃。在见证了一个现代的、有组织的、技术化的、官僚化的国家是如何孕育了奥斯维辛之后，一个人无法不带着恐惧想到一切再度上演的可能。那段经历可能重演，并非完全必然，但肯定有这个可能，我看到了这一点，并感到深深的恐惧。
梅利斯：你见证了卡夫卡所预言的纳粹集中营的野蛮，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莱维：我们必须承认，卡夫卡的天赋是超越世俗理性的。他有一种近乎动物性的敏感，就像蛇能感知到地震即将来临一样。早在20世纪早期，在“一战”前后，他就已经在写作中预言了很多事。置身于诸多令人困惑的信号和混杂的意识形态中，他能够阐明、辨认出那些将预言20年后的欧洲命运的信号，亦即在他去世20年后欧洲的命运。
在《审判》中，他就有一种早熟的直觉，即官僚制会孵化暴力，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可抵抗的权力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物。卡夫卡的姐姐们都死在了集中营，成了他事先预言到的那个腐化而卑劣的机器的牺牲品。我应该补充一下，这可能是我对《审判》的非常个人化的阐释，我知道还存在其他诸多解释。理解这本书的一个关键在于，并不是某个官僚化的法庭让约瑟夫·K接受审判，而是作为惩罚的疾病—卡夫卡自身的疾病。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有一个神学上的密钥，即法庭其实是一个未知的上帝，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上帝。
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审判》，看起来是矛盾的：约瑟夫·K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但其实这些并不矛盾。人永远无法是他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卡夫卡也永远不是他自己所是的那个人。我们会交替着，甚至同时觉得自己是无辜和有罪的。试图要在《审判》这样的文本背后寻求某种理性，等于是在扭曲它、否定它、破坏它。
梅利斯：人的降格，不仅给施暴者定罪，同样也给受害者定了罪，它驱散了差异和距离。也许，这是《这是不是个人》的核心主题，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主题。
莱维：在那本书的一开始，有一个曾经在意大利求学的匈牙利医生，他会讲一点意大利语，虽然有浓厚的口音。他是一个集中营的牙医。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有“特权”的囚犯,从受害者变成了狱卒。他同时也是个疯子，在我们眼里似乎如此，也许自从他详尽又准确地描述集中营的生活开始，他就疯了，他的讲述让我们从破碎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会拳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厨师。我们为其中的荒诞和疯狂而惊讶。但之后我们意识到，他是对的，因为一个厨子必须有能力挥出致命一拳以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个故事里当然有某种卡夫卡的影子。这种世界的扭曲是卡夫卡式的。在集中营里，你会不停地遇到这些完全出乎预想的事，而打开一扇门，却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只找到一些别的、非常不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很典型的卡夫卡（主题）。
梅利斯：你的《审判》译本的目标读者是谁？
莱维：我必须要说，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整串的矛盾心理：兴趣，甚至是激情，解决一个难题时的欣喜，解开一些结；但同时也有害怕，深深的悲伤。所以我过去总会带着极大的热情将关于我的书的评论分享给所有人，但我不是那么想把《审判》介绍给所有人。我怀疑把这本书送给一个15岁的青少年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我并不会尝试这么做。对我看来，这本书充满了预言的重负。“我不应该告诉你更多，但如果你自己的节日似乎姗姗来迟，请不要苦恼。”
《审判》让我们更加清醒。想想书的末尾，那最后的场景：蓝天，还有执行处决的两个人，他们本质上是机器人，几乎从不开口，除了污言秽语，完全冷漠无情。但是这是死刑，他们将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因为这个结尾如此残酷—出人意料的残酷—如果我的孩子还小的话，我是不会让他看这本书的。我害怕这本书会让他不安，让他痛苦，虽然它写的当然都是真相。我们都会死去，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那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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