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和《论革命》（1963）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及其天才的洞见和隽永的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致读者

德文版前言

一
正义之殿

二
被告

三
一位犹太问题专家

四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一阶段：驱逐

五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第二阶段：集中营

六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屠杀

七
万湖会议或彼拉多

八
守法公民的责任

九
第三帝国的遣送：德国、奥地利以及保护国

十
西欧国家的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

十一
巴尔干地区的遣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十二
中欧国家的遣送：匈牙利、斯洛伐克

十三
东部屠杀中心

十四
证据与证人

十五
判决、上诉、执行

结语

附言

参考文献

索引

附录
汉娜·阿伦特与艾希曼审判（汉斯·蒙森）

【德文版前言】

 

本书原本以五篇连载的形式在美国杂志《纽约客》上发表，内容略有删节；稍后，1963年5月，同名书籍在美国出版。我在通读过布里吉特·格兰佐女士翻译的德文版之后，删除了一些无伤要旨的笔误，并且做了一系列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涉及到1944年7月20日的策反事件，而之前的版本里我对此只是略带提及。译文在总体风格上做到了忠实于原文。

本书是一份报告，主要取材于耶路撒冷提交给媒体的庭审材料，不过很可惜，原告与辩护律师的开庭陈述并未公开，太难拿到。公开审理采用的是希伯来语，媒体得到的是“逐字逐句、未经修饰更改的同声传译笔录”，不能苛求“形式上的准确无误和文风正确”。由于德语的同声传译质量很差，遇到庭审中未用德语交流，但笔录里包含德语原词的情况，我都采用了英语版本。主控官的开庭发言以及总结陈词，我也尽可能使用德语版本，因为这些是在审判庭之外完成并且不依赖同声传译的，而且语言十分得体。除了我未采用的“希伯来语官方笔录”之外，这些记录中没有哪一样是绝对可靠的。整个材料毕竟是公开呈交给媒体的，迄今在希伯来语的庭审记录和翻译版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别尚未得到澄清。可以认定的是，英语和法语版本比较可靠。

以下审判材料完全无须顾虑来源是否真实可信（除了一个例 外），这些材料全部是耶路撒冷当局交给媒体的：1.警方的审讯笔录。先是录在磁带上，然后转录成文字，经由艾希曼本人手写修改，这是除庭审报告之外最重要的文件资料。2.控方提交的档案以及检控官允许公开的法律材料。3.原本由辩护方提供的来自辩方证人的十六份口供。这些人的供述也部分地得到控方采纳。他们是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里夏德·贝尔、库尔特·贝歇尔、霍斯特·格雷尔、威廉·霍特尔博士、瓦尔特·胡彭科滕、汉斯·于特纳、赫伯特·卡普勒、赫尔曼·克鲁迈、马克斯·默滕博士、弗朗茨·诺瓦克、阿尔弗雷德·西克斯教授、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斯拉维克、埃伯哈德·冯·塔登博士、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奥托·温克尔曼。4.最后我还得到了一份艾希曼的七十页手写稿。该手稿被控方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而且得到法官采纳，不过并未向媒体公开。手稿的标题是《相复：我对“犹太问题以及1933—1945年纳粹德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说明》。内容是艾希曼在阿根廷准备同萨森会谈时所作的笔记。

本书最后的文献部分只列出我确实引用过的文献，并不包括我在艾希曼从被捕到被处决这两年间搜集阅读的海量书籍、文章，尤其是报纸材料。我之所以对此略有抱憾，只是因为德国、瑞士、法国以及英美媒体的通讯文章往往比后来问世的、立意更高远的综述性书籍和杂志文章的水平高出一大截。不过，要弥补这项残缺可能会事倍功半。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只将那些在本书问世后发表的，我能够读到的书籍和杂志文章中比较重要的补充进来。与此同时我还可以心满意足地说，对于艾希曼事件德国还有两个声音，不同于常见的提纲军领式的纵述，反而跟我的结论惊人地一致。罗伯特·彭多夫的《谋杀犯与被杀者：艾希曼与第三帝国的犹太政策》一书，首先考察了犹太委员会在“最终解决”中的作用；荷兰记者哈里·穆利什的《刑事案件40/ 61》也相当于一份报告，作者对被告其人作了认真思考，并且对其基本性格的印象跟我的印象相吻合。

除了偶有例外，对于耶路撒冷受理的那些事实的历史背景，我当然没再援引档案资料，就连我引用的文献也几乎全部是审判过程中被当作呈堂证供的资料。我引用的内容大多来自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劳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后者对第三帝国犹太政策的记述最详尽，材料来源也最扎实。我的修订版还从约阿希姆·C.费斯特新近出版的《第三帝国的面孔》中获益匪浅。这本书站在一个罕见的高度，进行了相当精彩的人格研究。眼下这样一份报告所描述的问题，堪比一部历史专著之所为。假如历史学家或记述者不以自身专题之外的他人工作成果为依托，是写不出类似的作品的。

本书尚未出版，就已经出现有组织的运动，把醒目的套词从美国搬到了英国。早在本书登陆欧洲大陆之前很久，这场运动就已在那里先行蔓延开来。宣传攻势从根本上旨在炮制烟雾弹，发明一种所谓的“形象”；结果，一本莫须有的书引发了一场争执——这本书从来就没有被写出来（还有说法称其首先发表在某家“滑稽小报”上），而且在美国根本就没存在过。（那所谓的“滑稽小报”叫作《纽约客》，在美国是一份享有很高声誉的杂志，其特长是对公众普遍感兴趣的事件提供内容详实、深入骨髓的评论报道，比如多前年关于华沙隔都起义及广岛原子弹事件的报道。近期，这份“小报”又率先报道了刚刚曝光的农村穷困问题、黑人中的危险情绪以及类似的时下新闻。）始终值得思考的是，如此蓄意地操纵舆论，产生的后果就连那些幕后推于本人都无法预见，亦无法控制。倘若关于这本书的争论漫无边际、空洞无物，那么它也就不能阻挡许多事情浮出水面，那是令今天的人们苦苦思索并心绪沉重的东西；同时不言自明的是，“未克服的过去”不仅仅是德国现象或者犹太现象，恰恰是这部分过去在今天、在最广泛的人群之中被铭记，且未被克服。

争论围绕犹太人民在 “最终解决”这场灾难中的种种表现展开。关于犹太人本可以或者本应该进行自卫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由以色列检控官提出，我认为它愚蠢且残忍），由于人们对当时的情况无知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因此讨论出了最令人震惊的结论：“隔都心态”（作为古老的历史学—社会学合成词，它己经被写进了以色列历史教科书；在美国首先是由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支持，虽然美国官方犹太教会激烈地反对之）一再被用来解释某种行为，可是这种行为绝不仅限于犹太民族，也不能从犹太特有的元素出发去理解。直到终于有人对此公开表示无聊，想到了一个天才的点子，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编造说犹太人潜意识里有与生俱来的“向死之心”。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犹太领袖的表现。人们不能仅仅简单地将他们同犹太民众当成一回事——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几乎在所有对幸存者的报道中，都出现过泾渭分明的现象，正如一位前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营民总结的那样：“犹太人整体上表现得无可指摘，只是领导层不起作用。”——而应列举出他们在战前乃至“最终解决”之前作出过的贡献，好利用这些为他们后来天壤之别的擅变进行辩护。不过，争论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希特勒执政以来德国人的抵抗行动。这当然不是我要谈的内容，因为，要研究艾希曼的罪责意识及其周围的人的意识问题，只涉及“最终解决”那段时期，或者说，只同那些个离奇的问题有关，即：在驱逐阶段，受害者是否可能并非总是比杀人犯“更丑陋”；或者，人们可否就过去并未亲自到场的事情对簿公堂；又或者，在一场审判中，被告或受害者是否处于核心地位。甚至有些人认为，艾希曼根本就不该开口说话，照此推测，也不该有人替他辩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缺乏依据的事情如此大肆铺陈，成为这些讨论的主流；商榷严肃事件的同时，不仅混杂着某些利益群体的昭然野心——试图歪曲真相——而且后续还涌现出一群“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事实本身只是一个制造事端的契机。不过就在这些虚伪的争吵中，偶尔也会感受到一丝正经、某种震惊，即便争吵跟那本被他们想当然了的书没有丝毫关系——发声者常常自称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

……

1906年 3月19 日，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恩。这个位于莱茵河谷的小镇，以制造刀具、剪刀、外科器械而闻名。五十四年以后，写回忆录成为他最大的消遣；回忆起自己的出生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他写道：“今天，距离1945年5月8日己有十五年零一天。我让思绪飞回到1906 年 3月 19 日，早晨五点，我来到了这个人世。”（以色列官方并未公布手稿。哈里?穆利什花了“半个小时”研究这份自传，德语犹太周刊《建设》只能发表其中一小段节选。）按照他自纳粹时期以来就未曾改变过的信仰（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宣布自己信仰上帝。这是那些背弃基督教的纳粹们惯用的辞令。而且，他拒绝向《圣经》宣誓），他的出生归因于“超凡意义的载体”，这一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运动”相一致的实体，受到了缺乏“超凡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支配。（此术语相当具有暗示性。说上帝承载超凡意义，字面上也就意味着他在军事等级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纳粹己经把军事的“命令接收者”、“接受命令的人”，改成了“命令的载体”；这也就说明，如同古代的“坏消息使者”，重大责任于是都落在了执行命令的人肩上。此外，就像任何一个与“最终解决”有关的人一样，艾希曼的职务要求他 “保守秘密”，做一个“保密者”。此时，他的自负使他目空一切。）但是艾希曼对形而上学不大感兴趣，对介于意义载体与命令载体之间的任何私密关系保持着出奇的沉默。他一直在思考，还有哪些其他原因造就了现在的他，那便是他的父母：“假如他们在我出生时能看到，厄运女神为了扰乱幸运女神，己经把痛苦和烦恼编织到我的生命里，就不会对长子的降生那样喜出望外了。但是，有一条仁慈的、模糊的面纱，阻挡我的父母预见未来。” 厄运很快到来，始于学生时代。艾希曼的父亲原是索林恩电车电力公司的会计，1943年起成为该公司在奥地利林茨的高层。父亲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似乎只有长子阿道夫?艾希曼没能读完高中，甚至都没有从后来转人的工程职业学校毕业。纵观其一生，艾希曼只谈他父亲更加著名的财政厄运，却不言及自身，以此骗取人们相信他早年的 “不幸”。无论如何，在以色列，在警官阿夫纳?莱斯上尉对他的第一轮审讯中（莱斯上尉跟他相处了大约35天，录制了76盒录音带，就此转录出3564页的书面报告），艾希曼情绪高涨，审讯中充满激情，要“把我所知的……和盘托出”，因此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合作的被告。（不过在铁证和具体问题面前，他的热情还是迅速降温，即便从未完全消失殆尽。）他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早年的灾难，尽管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对自己在纳粹所有官方记录中的许多重要条日都难以自圆其说。不过这倒绝好地证明了他起初怀有无限的自信，尽管这都浪费在了莱斯上尉身上。莱斯对哈里?穆利什说：“我是艾希曼先生的祷告神父。” 其实，这些灾难都稀松平常：因为他“从来就不是最勤奋用功的学生”——或者，加一句，最有天分的学生。离毕业尚早，他父亲就把他从高中，后又从职业学校接回了家。于是，官方记录里，他的职业是建筑工程师。这就好比他说自己出生在巴勒斯坦、会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一样纯属胡扯——这是艾希曼常讲给他的党卫军同志和犹太受害人的又一则赤裸裸的谎言。以相同的方式，他一直假装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之所以解除他的销售员职务是因为他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对莱斯上尉吐露的内容不那么波澜迭起，不过可能也不是实情；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当时社会处在失业高峰期，最先被解雇的总是未婚职员。（这个解释乍听上去很可信，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是在1933年春天失去工作的，当时他已经跟薇罗妮卡，或者叫薇拉?利布尔，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订婚满两年。为什么他在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时不同她结婚呢？他最终于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才结婚，这很可能是因为，跟在真空石油公司的情况相似，党卫军里的单身汉也有被开除的风险，或者得不到晋升机会。）显然，说大话一直是他的主要恶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