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408149
侯仁之（1911—2013），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1932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文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其相关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广泛赞誉。他在跨越百年的人生中，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誉为“中国‘申遗’*人”；他被冠以“活北京”的美称……本书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的侯仁之传记。本书底稿经由侯仁之夫妇及其子女审读订正，并由侯仁之先生生前亲笔为书名题字，开卷有益。
走读侯仁之(修订本)作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曾数十次与侯仁之对坐长谈；并沿循他早年的足迹，三赴天津卫、两至张家口、一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实地考察；还用了一年的时间自学历史地理学，以图正确理解其学术思想。全书图文并茂，作者从实地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中全新甄选出的图片、作者的手绘画作与侯仁之及其家人所提供的珍贵照片、取自侯仁之的著作的部分插图等交相辉映，既反映了侯仁之人生历程中的主要时空地点的变换，又逐步展现了作者边走、边读、边写、边想的独特风貌。走读侯仁之(修订本)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理解和研究侯仁之其人生经历与成就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和研究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史，具有比较丰富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和还原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也提供了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窗口；同时，本书也是对侯仁之先生的纪念。《走读侯仁之（修订本）》对前版《侯仁之》进行了从整体到局部的全新设计；全新甄选出的181幅图片，进一步精心选取了3个印张的图片进行彩色印刷，增强了内容的层次感和细节的精致度；对文字内容、资料考证等进行了个别的修订与补充；同时，更换了印刷用纸和印刷工艺，提升了印刷效果，提高了阅读的舒适度……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均弥补了前书的诸多不足。本书的全新出版，即是作为缅怀百岁智慧老人侯仁之的致敬之作，也将为中国社会提供文化的传承与长寿的智慧。
自序
一 人生之始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先母订画报启蒙；少年求学辗转，先德州博文中学，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再通州潞河中学……
二 走进燕园
青年负笈燕大，燕园风光旖旎，同学少年多不贱；名师风流，学林宿儒，一时云聚……
三 投师名门
顾颉刚师、洪煨莲师的教诲，如醍醐灌顶，使我得沐重化……
四 从历史迈向地理
顾亭林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颉刚师指导我参与后套水利调查，在煨莲师诲导下考辨陈潢
治河……
五 国难当头
当此之时，国事日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六 身陷囹圄
因掩护学生抗日，惨遭日寇逮捕，人间炼狱，矢志
弥坚……
七 牢狱外仍是牢狱
出狱之时，小女馥兴已四月有余，家人重聚，牛衣对泣；弟之噩耗，次第传来，长歌当哭，不能自已……
八 流寓津门
流寓津门，教书度日，兼研天津史地……
九 远赴英伦
抗战胜利，重回燕大；旋游学英伦……
十 亲尝教炙
旋游学英伦，从师德贝教授，亲尝教炙，学益匪浅……
十一 重返燕园
建国前夕，我赶回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欢腾之情，永远难忘……
十二 开拓新学
院系调整，北大迁入燕园，开始了系统的学术研究……
十三 学以致用
教学之外，深入研究北京城的起源和演变，为首都建设提供参考，同时，北入沙漠，考察西北沙区历史地理，探讨环境的变迁……
十四 第二次大劫难
“文革”甫来，即受冲击，肉体摧残，精神折磨……
十五 从“黑帮大院”到鲤鱼洲
挑砖、打柴、插秧、割稻……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身心更加坚强……
十六 重新开始学术研究
“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即应邀展开对邯郸、承德、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
十七 老骥犹有千里志
科学大会，春风化雨，时光可逝去，工作不拖后，重返西北沙区考察，收获颇丰……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
十八中国“申遗”人
80年代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
十九 钟情北京
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二十 心系燕园
我爱燕园，燕园是美丽的……
二十一 “名利于我如浮云”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附录 侯仁之年谱简编
后记
插图索引
自序
这篇序文，当初本是想请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萧东发教授写的。
15年前，我由他所引，次前往燕南园61号拜访侯仁之先生。萧东发教授对我说：“你应当写写侯先生。”经他鼓励，终得书成，这其中的经过，他了解，请他作序，应是为合适的；交往多年，实为知心好友，若是提出请求，想必不会拒绝。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60年前洪业先生写给侯仁之的一封信，颇有感触。此事已在书中有所叙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天津工商学院决定出版侯先生的《天津聚落之起源》，他十分高兴，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洪业先生，请其写序，洪先生当即回信，居然拒绝所请。信中称：“廿余年来，友好以著作来命作序文者，无虑数十起，业辄逊谢，弗敢执笔。……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亦不敢为朋友文字作序耳。”随后侃侃列举古人著书之序，虽风格内容各有不同，“然其有一贯相同者，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未见有书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嘘，发此幽潜者也。”
对于近世标榜之风日盛的现象，洪业先生深恶痛绝：“甚矣，此风之不可不革也！”
洪业先生从不请人为自己的著述作序，自己也从不为他人作序，原因很简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当无待于外序，实无益于书”。
有洪先生如此言论在，我这本书的“序”，是断然不敢请别人作了！
“序”无定法。如洪业先生所言：“……或仅为目录纲要，或仅注意校雠完阙，或复纵论古今著述，或并兼道家人身世，亦自不必一律。”像顾颉刚的《古史辨》，序文，竟长达百页；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为三十万言的长篇回忆录，实为“人生之序”，而非“著作之序”了。
我未曾想、也写不得如此的长序，倒是有些话，想与我的读者谈谈。
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学者，一段历史，一门学问。
这学者，自然是侯仁之先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侯先生是长寿之人。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磨难，经运动之坎坷，始终坚持在科学之路上的艰苦跋涉，而成为一代学术巨擘，那独特的经历，实在是很有些值得追寻探究的地方。
说来也许有些不敬。许多传记中的名人，往往被誉为“自小聪慧过人”的天才，但我认为侯先生不是。
侯先生幼时体弱，竟至几度辍学。若不是慈爱智慧的母亲教子有方，也许难以成才。至于他后来如何成就大业，书中自有介绍，此处无须赘述。但若要究其根本，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本人独有的个性。假如仅限用两个字概括，那应当是──坚韧。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
超过百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那其中会有多少诱人、感人的故事！对于历史背景的介绍，自然应当成为这本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身为作者，我更关注的是“长跑”的过程：他在这漫长的路途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让我无奈而感动的，是每次认真的交谈，后往往变换了方向。在不知不觉间，话题就转到了他的那些老师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是他常说的话。
说来是巧，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似乎都有一位老师的身影在等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印象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抗得住命运的播弄，耐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是后辈学子敬崇的楷模。在这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说到学问，侯仁之的名字是与历史地理学紧密相连的。作为这门特殊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侯先生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实践，以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具体方面，都倾注了极多心血，并取得卓著成果。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内容精深、理论严谨的科学，要想深入系统而且通俗易懂地介绍这门学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既不是侯先生的学生，此前对历史地理学也一无所知，是完全彻底的外行。为了克服这一严重缺陷，我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自学。对我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既艰苦又愉快的。说它艰苦，是因为不仅要正确理解侯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还必须了解学界各种不同的观点，否则，便不足以全面掌握这门学科的精髓。不过，受学力所限，我也许仅能做到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而已。若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严重谬误，责任自然应当由我负；只希望读者不致被谬误所累，能正确理解侯先生的学术思想。
而那学习的愉快，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我逐渐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之后，突然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一个新奇而广阔的天地！如果换一种眼光──历史地理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会发现每一件貌似平淡无奇的事物都蕴藏着极为诱人的灿烂光辉。那密林葱郁的冈峦，也许曾是幽深海水下的一堆礁石，是造化之功赋予它如今奇妙的风采；那荒蛮可怖的大漠，也许曾是广袤的良田，是上天的无情摧残加上人们贪婪的掠夺，使昔日的风光为黄沙所掩埋……历史地理学的任务，用达比教授的话来说，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用侯仁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原它原来的面目”。这含义都是一样的。举一个未必适当的例子：从街头那弯腰弓背蹒跚而行的老妇身上寻找并复原她青春少女时期曼妙的身影，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眼里，一处干涸的沟壑、一截残墙的遗址、一座峻峭的山崖、一段废弃的古道……都具有可供深究的丰富内涵。因此，如我在书中所写：“我还是下决心大胆地尝试一下，力求使用虽显浅薄但比较通俗的语言，以引领读者和我一起轻轻揭开遮挡着那个美丽世界的帷幔，看看侯仁之以及许多像他一样勤奋的耕耘者们是如何通过艰辛的劳作，在科学的沃土上栽培出历史地理学这株璀璨的奇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只要深入进去，其中自有无穷乐趣。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对历史地理学开始产生兴趣，那真是对我的褒奖！
这本书的写法，也许并不符合一般传记的规矩，它更像一个长篇的对话：是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侯先生的文章对话，与侯先生的学问对话，与侯先生的心灵对话。当然，更重要的是与侯先生本人对话。实事求是地说，侯先生并不喜欢写自己，他一再说，希望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笔墨”，而应当去写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人”。此前曾有人想要为他写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当然，在耄耋之年，能有人帮他回忆、整理那些散失的往事，他还是感到宽慰、感到高兴的。那些年，在燕南园61号小小的客厅里，我曾数十次与他对坐长谈。感谢侯先生的信任，向我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使我得以掌握大量的手材料。如果说，在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还多是出于好奇和崇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演化为一种平和的感动。侯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力求用一种平凡的语言来写这本书，以抒发我的感动。
侯先生曾说，历史地理学这门学问，“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这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启发。由此开始，我把作者的“亲历、亲写、亲摄、亲绘”作为基本的原则，把“图文并重”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体现“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特点，力求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从而此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我的一些作品以“走读”命名，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也希望，如此有关“走读”的尝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书中配有180余幅照片与插图，其中部分照片由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部分插图取自侯先生的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侯先生自己保存的照片所余甚少，现有的这些，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弥补缺憾，我尽可能自己多拍一些照片，以反映侯先生所去过、所提到的那些地方，为此，曾三至天津、一去江西、两赴张家口。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记述了一些“走读”的经历，其间的感受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些地方不能亲至，也只能留作遗憾了。我的许多照片拍摄于数年前，经过时间的磨砺，那些景况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也许重新拍摄并非难事，但我不想画蛇添足。就让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物证留在这里，而将重新探索的机会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让他们也有机会品味一下“走读”的乐趣吧。
光阴如梭，距离本书2005年初版，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侯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逝世，享年102岁；他的夫人张玮瑛则于2015年10月27日去世，享年100岁；而当初引我走入侯先生寓所的萧东发教授，不幸于2016年4月15日英年早逝，年仅67岁。这怎能不让人感叹岁月之无情、人生之短促！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有心再版这本传记，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前贤的故事。感谢编辑隋丹，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保持原貌，我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订与补充，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包括当初“自序”结尾的那段话，如今读来，似乎更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一个人的生命有长短，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因此，我想节引61年前侯仁之先生为天津工商学院1944年毕业生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送给本书的读者：
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陈光中
2017年5月修改于北京会城门
一 人生之始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先母订画报启蒙；少年求学辗转，先德州博文中学，后济南齐鲁大学附中，再通州潞河中学……
——侯仁之
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月10日，由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敲响了封建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就在革命烽烟迅速地在神州大地四处燃起的时候，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镇上，一个男孩子悄然出生了。
那是1911年12月6日，侯仁之出生于隶属河北省枣强县的肖张镇。这里离他的祖籍所在地──山东恩县庞庄并不太远。
顺便说一句，恩县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因农业发达而著称。至明清时，因其“棉绒细软洁白，为近州县之冠”，而成为声名远播的富饶之地。不过，作为一个行政辖区，它的隶属关系曾有多次变革。远的不说，在1952年以前，它曾是属于河北省的，那年10月，因省界调整，恩县划归山东。而到了1956年，山东省一下子撤销了24个县，恩县也在其中，它原有的辖区分别划归如今的平原、夏津和武城三个县了。因此，在现在的中国地图册上，已经没有“恩县”这个地名了。
有趣的是，我通过计算机网络查了一下“恩县”，发现列出的相关条目并不少，竟有1000多条！而其中不少内容，居然是归属在“侯仁之”名下的。一个已经消失多年的县名，竟会因为是一位名人的祖籍而得以留存，这也应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侯仁之写过许多回忆自己人生历程的文章，但是却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和家庭。对于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根据一些极为简单的文字资料可知，他的父亲侯天成毕业于协和大学，在肖张镇一所教会学校中任教。侯仁之的母亲没有正式进过学校，她的父亲教她学会了识字读书。侯仁之于1918年入小学读书，那年刚刚七岁。但是，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曾经数次辍学。所幸母亲对他给予了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旧约圣经》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由于父亲工作忙碌，在侯仁之的学习过程中，母亲始终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侯仁之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叫侯硕之。母亲一直注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和参加劳动的习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要求兄弟俩自己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看谁的收获大。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她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带劲了。这些，为他俩以后独自去外地求学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1926年，15岁的侯仁之到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初次接触外面的世界，任何事情都让他感到新奇和兴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一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一代。那时的侯仁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不少书。他还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同学得到一本新书，是那同学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寄来的，书名叫《超人》，作者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女作家冰心。侯仁之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了。那是他离家年所读到的篇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侯仁之自己所说：“它好像忽然把我引进到一个心灵中所能亲切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了我广泛涉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作品……”他后来所写的许多文章──甚至包括学术著作，都有很优美的文笔，如同一篇篇抒情散文，这与他少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侯仁之当时完全不会想到，后来自己竟会与这位了不起的女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已经是一个挺活跃的学生了。博文中学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侯仁之很羡慕，壮着胆子找到篮球队长，想加入球队。可他那时候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和那些人高马大的篮球队员站在一起，实在太不相称了，因此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每天下午课后，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坚持跑了一冬天，天天不间断。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了，班上同学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1500米，怎么样？”他吃了一惊，说：“我怎么能长跑？我从来没跑过！”同学说：“你当然能跑！我们看见你天天在操场上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1500米。比赛时，发令枪一响，他拼命往前冲。操场的跑道一圈是400米，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怪：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除了跑步，侯仁之还很积极地参加各种课余活动。比如初二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话剧的演出，那话剧叫《山河泪》，看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侯仁之很兴奋地讲给母亲听，她非常高兴，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侯仁之很受鼓舞，居然根据母亲小时候讲过的一个故事，自己写了一个话剧的剧本《基甸救国》，那是他次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
初三时，侯仁之参加全校演讲比赛，取得名的好成绩，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母亲。母亲高兴极了，她对侯仁之说：“如果有一天你能站在讲坛上讲课，我坐在后一排听也心里高兴！”
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他怀着悲痛前往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继续学习。齐鲁大学是当时中国13所有名的教会大学之一，下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父亲让侯仁之到齐鲁大学的附属高中读书，是打算让他将来能进一步到医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当时学潮迭起，侯仁之学业中断，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
不久，侯仁之的命运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折。
由于博文中学尚未在中国*门办妥注册，学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因此，侯仁之的父亲便安排他们兄弟俩前去天津，去另一所著名的教会学
校──新学中学读书。
新学中学所在地原为“养正学堂”，始建于1864年。1902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得到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资助，在养正学堂的校址上创办了“新学书院”。1929年*对全国私立学校进行注册，因为新学书院不具备大专学校的规模，便改为“新学中学”。
侯仁之还记得，主持面试的是一位名叫埃里克·利迪尔的英国老师。
当时他还不知道，埃里克·利迪尔原是一位著名的运动员，1924年在巴黎参加第八届奥运会的时候，以47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奥运会纪录，夺得该项目的金牌。1925年，利迪尔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毅然返回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执教。后来，侯仁之和弟弟一起看过一部电影，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那部电影翻译成中文后名为《烈火战车》，说的就是利迪尔成为奥运会冠军的故事。
面试结果，侯硕之顺利录取，而侯仁之却落选了。落选的原因之一，是侯硕之的英语水平好于哥哥；另一个原因，则是侯仁之有意“应付”──他对博文中学有很深的感情，实在不想离开。
不过，继续留在博文中学显然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情。1931年夏末，为了实现让儿子将来当医生的愿望，父亲将侯仁之送到河北省的通县，进入另一所很好的中学。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便可以报考大学了。
那是侯仁之次来到北京（那时候是叫“北平”）。他记得很清楚，火车停在前门东车站──那西洋风格的火车站如今仍然矗立在那里，与雄伟的前门相映成趣。当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带有浓郁异域情调的车站钟楼，飞檐凌空气势壮观的前门城楼，造型独特且带有欧式装饰的箭楼，还有高阔浑厚的古城墙，都被金黄色的夕阳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他的心里激动极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过，他的新学校远在京城东面的通县，从前门到那里还有40里路呢。
“通县”如今已经改名为“通州”，成为北京属下的一个行政区，但在20世纪30年代，尚属河北省所辖。说到通县，历史相当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年便已建县，称“路县”。至东汉时改称“潞县”。本是一条“路”，后来却特地加上了“水”变成了“水路”，可见“水”在通县的发展历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也确是如此。秦朝时，军队就曾利用流经此地的白河作为水道向北部边关输送粮草；而隋朝开通的大运河贯通南北，恰从通县（当时仍称“潞县”）境内穿过，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到了金朝，索性将“潞县”改名为“通州”，要的就是“漕运亨通”的意思。通州借水陆交通之便，很快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商埠，竟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它改为“通县”；再后来，时“州”时“县”多次变换，但一个“通”字总是它固定的名称。
侯仁之就读的那所学校，名为“潞河中学”。其名字的来由似很清晰：一是取自通县的古名“潞”，一是取自了不起的大运河。融古通今，颇有些
深意。
这潞河中学可算是一所很有名气的老学校了，它是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八境神学院”，这是通州历史上所教会学校。
19世纪90年代，八境神学院改为潞河书院。后来又改为协和书院，并附设中斋，叫做“协和中斋”（“中斋”就是中学的意思）。1900年“庚子之乱”，通州协和书院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得到恢复，规模倒扩大了不少，重建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一批很好的建筑。1911年前后，基督教公理会、伦敦会、长老会协商决定联合办学，原协和书院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由美国牧师高厚德任校长。到了1917年，华北协和大学的大学部迁至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至1919年，组成燕京大学。
关于燕京大学成立的经过，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将留在后面慢慢叙述。在这里要说的是，华北协和大学虽然将大学部迁走了，但它的“中斋部”仍然留在通州，改为“私立潞河中学”。华北协和大学的场地和建筑物，都拨给了潞河中学。
1931年那个晴朗的秋日，未满20岁的侯仁之在一片蝉鸣声中走进了绿树浓荫的潞河中学校园。
此时的侯仁之，已经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乡下孩子，而长成一个朝气勃勃的英俊青年，他对新学校充满了好奇。尽管这些年来他所就读的多是条件较为优越的教会学校，但潞河中学那宽阔整洁的校园、碧水荡漾的小湖、风格独特的校舍、高大明亮的教室……仍让他赞叹不已。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令人钦羡的校园环境还并不是让人兴奋的。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极其值得信任和敬爱的良师──校长陈昌佑先生。
若从早的“八境神学院”算起，直到“潞河中学”定名，这所学校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名字也几经变换，而校长的更迭却并不频繁。任校长谢卫楼，主持校政的时间长达30多年，直到后来成为华北协和大学校长；其后则由美国牧师高厚德、田和瑞相继任校长。1919年，有一位中国人被任命为副校长，他就是陈昌佑。
陈昌佑字众良，1892年生。他祖籍原本是浙江绍兴，很小的时候便迁居通州。1915年，他于华北协和大学毕业后留校，因才能出众，四年后居然成为潞河中学的副校长，那时只有27岁。后来他去美国留学，1926年回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机会。那一年，*规定：外国人在华捐资设立的学校，应办理立案手续，校长则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陈昌佑也正式成为潞河中学的任中国人校长。从第二年开始，潞河中学成立了校董会，1929年经河北省教育厅批准正式立案。
陈昌佑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上任伊始，他就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首举之措，是对学制的改革。原先潞河中学实行的是四年制，陈昌佑果断改为“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初中高中均为三年，以使学生能够接受更全面、更充分的基础教育。这是一个正规的完全中学的框架。
他所进行的胆的改革，是取消了传统的宗教课。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宗教课本是必有的课程，如今彻底取消这一课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陈昌佑本人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他认为一所学校培养的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在思想上便不应对学生有任何强制和束缚。他积极推行的，是“循循善诱，三育全备” 的“人格教育”。所谓“三育”，是指智育、德育、体育。他为学生确立的发展方向是“爱祖国、倡勤劳、尚简朴、重道德”。总而言之，陈昌佑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以高尚的人格、卓越的学识、健壮的体魄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对于教会学校来说，通常都比较注重外语教学，像潞河中学的许多课程就是使用英文教授的。同时，国文课也得到相当的重视，在教学方法上，国文课与人生、思想、兴趣、欣赏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对祖国的传统文化能有深刻的了解。
陈昌佑十分重视学生全面、均衡的发展。除了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外，还设置了许多特殊的课目。比如，潞河中学周边都是农村，为了适应和发挥这一特点，学校专门开设了园艺课，并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养蜂、养鸡、园艺以及果树的栽培、嫁接、剪枝等技能。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山东的泰山、曲阜等地游览，以开阔视野；并分批安排学生到远在天津的碱厂、盐场参观，甚至还去医院、监狱开展调查，借此加强对社会的深入了解。
潞河中学的学生基本都是住校，许多老师也在校内住宿。学校有意把教职员与学生的宿舍交叉安排，使师生之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当时著名学者梁漱溟正在山东进行“乡村自治”的实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昌佑大胆引进梁漱溟的经验，用于对学生的管理。“村治”如何变成“校治”呢？他首先把学生变成“村民”。在1932年的《校刊》上，有如下说明：
潞河现分十村，丁香村、兰石村、菊隐村、桂槐村、紫薇村、槐荫村、翠松村、碧竹村、雪梅村、五槐村，每村设村长一人，村长负管理全村之责任。村长之下每屋设屋长一人，负管理一屋之责任，十村之村长组织联合会议，附属于自治会。
每季各村组织卫生比赛，请评判员评定，清洁村为模范村，更择宿舍之整洁者二，曰模范室，特赠挂屏一幅，以示奖励，籍资提倡卫生。
望同学继村治之事业，贯彻初旨，以维潞河美满之校风。
至于潞河中学实行“村治”的意义及目的，《校刊》中是这样说的：
……论历史它是未满周岁的婴儿，论组织它是学生会的机关。若专以效用言之，它确是养成学生自治的途径。……一则练达学生自治和养成责任心；二则村民可以直接与当局共同促进全村之治安与卫生；三则以村治收分工之效，集中力量以防意外，这就是村治在潞河之意义。
当年潞河中学的学生，对学校的这种管理方式都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据一位老校友回忆，初中一年级新生刚入校的时候，是三名学生住一间宿舍，其中一名是比较有经验的高班学长，由他担任屋长，指导年龄幼小的新生如何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初一的学生虽然只有十来岁，也要独立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位老校友比侯仁之高几届，他入校的时候学校里还没有电灯，宿舍里使用的都是煤油灯，几名学生要轮流负责每天擦净灯罩、添加煤油。宿舍里有一张书桌，一面靠窗，三个学生分坐其他三面，集体自习，预备功课。他还记得，当时学校的体育场地很好，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小湖可以游泳。
说到体育活动，早在协和书院时期就已经很有特色，它的学生代表队曾经参加了1910年的届全国运动会。陈昌佑本人当时还是协和书院的学生，既是学校代表队成员，还是全国体育代表队的运动员。他担任校长以后，推动潞河中学的体育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有趣的是，他不仅亲自负责学校体育代表队的教练工作，还直接担任许多项目的教练──比如足球队。他曾率领潞河中学体育代表队参加北平市、河北省举办的运动会以及华北运动会，均取得突出的成绩……
由于陈昌佑校长的努力，潞河中学很快就发展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名校。
侯仁之就是在潞河中学繁荣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候，走进了它的校门，成为陈昌佑校长的学生。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与其个人的经历及环境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这样一位校长和这样一所学校所构筑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比如侯仁之。
当然，这是后话了。在1931年那时候的侯仁之，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学生。
侯仁之面前的人生道路十分明确：努力读书，打好基础，力争一年后顺利考入一所理想的医科大学──比如北平城里那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再以后，他应当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称职医生。
然而，侯仁之终并没有成为一位独树一帜的医学专家，却作为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闻名于世。影响他毕生命运的，除了潞河中学和陈昌佑校长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也许是十分偶然的因素：一本杂志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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