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8023
- 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大转型》的作者、20世纪真正的思想大家之一、对市场经济*初的阐释者，是极具辨识力、洞察力与远见的经济史学家，他的故事与动荡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历史具有紧密的联系。
- 本书作者对波兰尼的研究长达十余年，而且走访了其周围熟悉的很多人，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波兰尼本人成长历程及其经济思想发展史，了解西方文明的变迁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 本书收录了大量未公开的资料，对于研究波兰尼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潮经济学流派具有学术价值，帮助我们了解其巨著《大转型》背后的社会现实和写作背后的故事。
卡尔·波兰尼（1886—1964）是20世纪对市场经济*初的阐释者之一。他对全球化破坏性、大萧条潜在原因的深刻分析依然是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有效的驳斥。《卡尔·波兰尼传》向读者展现的是，主要人生经历与历史事件如何将他从一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并如何影响他在社会民主、共产主义、罗斯福新政、战后美国学术转变等方面形成相互矛盾的立场。
《卡尔·波兰尼传》开篇介绍波兰尼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童年经历及其参与*次世界大战与匈牙利战后革命的经历。这段经历将波兰尼的理想激进主义与红色维也纳的政治承诺、学术动荡以及法西斯主义恐怖联系起来。本书中的叙事重新回顾了波兰尼用英文、德文及匈牙利文写就的毕生之作，对五大类档案进行了详尽的研读，对波兰尼的女儿、学生与同事进行了访谈，澄清了这位思想家著作中相互矛盾的方面。书中有关个人的刻画也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波兰尼与诸多学者、基督教徒、美学家、记者、冷热战专家及各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联。
《卡尔·波兰尼传》将波兰尼传记与对非常时代的反思与凝练结合起来，突出这位思想家努力捕捉和理解的历史决裂、张力与剧变，将他的故事与动荡时代的学术与政治历史联系了起来。
引言
章 在“东西方沙龙”中成长
马扎尔——犹太混血儿
“非犹”犹太人的矛盾
多瑙河上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激进的反主流文化
世界主义的逻辑，基督教式的结论
第二章 背负战争的十字架
振兴“荒地”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霸权计划
备受折磨的灵魂和糟糕的机器
转瞬即逝的菊花
奴隶起义，带着卡巴莱歌舞表演
第三章 红色维也纳的荣耀与悲剧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功能反常”
初期新自由主义与计算论战
红色笼罩下的城市
沉船船长
第四章 挑战与对策
逃避法西斯主义
病毒诊断
辅助激进主义
贝列尔学院“群英会”
马克思主义：完善基督教精神
莫斯科苦难
加宽美国的护城河
爱家之心
对市场系统恨之入骨
第五章 大灾难及其起源
一生的激情
谋杀机制
新民主匈牙利
战后计划
第六章 “不公正与不人道”
波兰尼的选择，伊洛娜的审判
一起漂泊：研究协作
机器中的市场
经济学家的钟摆
山上之城
第七章 生存岌岌可危
老罪人
自由与技术
兄弟关系缓和
社会主义的“精神再生”
《共存》
笼罩布达佩斯的黄昏
结尾
注释
这是诸多卡尔·波兰尼崇拜者热切期待的一本书。这部学术传记描述生动，调研透彻，文笔清澈，只有这样的传记才配得上其主人公。《卡尔•波兰尼传》追溯波兰尼的生平，阐述其所提出的观点，并探讨这些观点与理解现代社会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联。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权力：一个激进的观点》（Power:
A Radical View）的作者
在所有聚焦20世纪中叶欧洲恐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的传记中，《卡尔•波兰尼传》是*好的一部。该书细致地将方方面面融入其中，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大转型》一书的理解。该书令人信服的刻画，使之不仅是成功的学者传记，也是成功的人物传记。
——约翰·A.霍尔（John A. Hall）
《艾尼斯特·葛尔纳传记》（Ernest Gelln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的作者
期待已久的《卡尔•波兰尼传》终于问世。作者加雷斯•戴尔成功地完成了这部调研细致、引人入胜的作品，不仅点亮了波兰尼的观点，而且使之嵌入到恰当的历史情境中。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卡尔·波兰尼的评论》（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的作者
《卡尔•波兰尼传》叙述了卡尔•波兰尼的生活与工作，文笔出色，全书信息丰富、广泛全面，并常现闪光之处。书中的分析融入文化历史情境中，充满典故与反思，精彩地唤出欧洲与跨大西洋舞台上逐渐明朗的历史事件。该书将成为后续波兰尼研究的标准参照点。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
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真正的思想大家之一，他继承了卢梭的观点，可与马克斯·韦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提并论，要为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写学术传记，是一项令人敬畏的事业。由于波兰尼的一生与当今作用甚微、业已休眠的欧洲激进主义密不可分，这项事业尤其艰难。加雷斯·戴尔十分适合这项无比复杂的任务。我确信，《卡尔•波兰尼传》将成为历代传阅的经典之作。该书将表明，对于那些坚持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来说，这个在变革剧变（换个词来说，也是理论剧变）编年史中半淹没的篇章不可或缺。
——G.M.达马斯（G.M. Tamas）
《无辜的力量：百注百思》（Innocent Power: 100 Notes, 100 Thoughts）
卡尔·波兰尼出名的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批评，并且他至死都相信，该流派所犯的错误“不会被重蹈覆辙”。在辉煌三十年期间，哈耶克、迈克尔·波兰尼等人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成员的布道几乎没人关注，但当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结构性危机时，那些在长期繁荣时期曾经促进盈利的政策和机制似乎不再有效。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行业和金融公司迫切要求降低税收，减少监管限制，他们认为，这些举措至关重要，能够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中促进其利益。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动荡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听取新自由主义思想团体（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的意见。新的范式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在之前的设想中，国家的作用是纠正或确保“自然的”市场秩序，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国家的任务是构建并持续支持市场竞争所需的条件。然而，新自由经济乌托邦的拥护者具有同样热情的信念，他们认为，社会的所有角落都应该被市场占据，去除对经济贸易的控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结果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一体化、高度私有化以及贸易的显性化、金融化与社会隔离化。个人选择的修辞概念指出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生活机会，尽管实际的社会流动性减少，这一概念仍然得以被接受。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波兰尼会认可的世界。2010年，在纽约州北部（从他在皮克林的家至横跨安大略水域的地区），许多雇员们被其工厂管理者告知，他们的工资要求、哪怕是适度的工资要求也不能被满足，因为工人“就像大豆和石油这样的商品一样，价格会上下波动”。这时会使人想起波兰尼说的话：一个把“劳动力看作像黄瓜一样可供买卖的商品”的系统体现出其“对常识的怪异歪曲。”同理，当政府的部长们呼吁失业人员“哪怕空着肚子也得重返工作岗位”——就像工党成员狄格比·琼斯（Digby Jones）前不久做的那样，波兰尼会把这看作是对马尔萨斯关于福利的论战的复兴，是又一次十字军运动，普遍认为“只有当穷人屈服于其悲惨命运时”他们才能生存下来。
波兰尼对劳动力和自然市场化的腐败后果的诊断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现代感，这也解释了它的持久吸引力。然而他开出的处方似乎已经过时，即使是21世纪的人来看，也觉得太过陌生。他属于一个失落的世界（lost world）：社会主义事业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些诸如英国工党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the Austro- Marxist SDAP）的组织提出。这些不能视作扼杀资本主义社会的、棘手的“社会改革党派”，而是“变革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致力于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被谴责的，试图剥夺其基本的财产关系，并通过议会对现有机构进行零敲碎打，以逐步引导社会转向社会主义。一般而言，他们的做法与所有社会改革党一样温和，但高高在上的旗帜是红色的，并且总是持有一支左翼力量，用迫切的口吻诉说着资本主义即将面临的厄运，憧憬着向社会主义联邦的迈进。
思考波兰尼的一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一生能够使我们思考改革式社会主义的经验，使我们去探索一个现在看起来很边缘、甚至是失落的世界，然而仅仅两三代人之前，这一思想还在整个政治和文化景观中留下深刻、独特的印记。虽然波兰尼从来都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但他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改革社会主义计划，其观点与奥地利SDAP以及英国工党的一些高层人物相仿，这也让他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理查德·塔尼（Richard Tawney）以及道格拉斯·科尔（Douglas Cole）。人们甚至可能认为，与他们相比，波兰尼更像是一个改革主义社会主义者。至少，根据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典型特征”来看是这样的：他既不是某一社会阶层或历史运动的代表，也不是什么寓言化身的主角，而是普通群众一般性共有特征与其个体本身传奇生活故事的结合体。典型的人物似乎能够代表某个历史时刻，他们的个性中凝聚了某个运动或者某个时代的决定性元素。如果一位作者（或者传记作者）从卢卡奇的视角上来思索一个典型的主角，那么，想要通过选择一个主导人物来描绘一个历史时刻或者运动的细节，则是不可能的。
波兰尼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所处的改革社会主义时期，尤其表现在他科尔式地将“布尔什维克灵魂”与“费边枪口”结合起来。有时，他激进地主张扩大人类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打破土地与劳动商品化对社会所构建的枷锁；而在其他时候，他的眼界似乎局限于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更温暖、更具凝聚力的社会。如果换个修辞用语来说，他“倾向于”通过“双焦”透镜来看待政治战略，社会民主的小和计划即为改善即时痛苦和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不同的视野里，“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的承诺随意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战略桥梁将两者连接起来。曼海恩（Mannheim）定义的“乌托邦”是指，当一个运动或思想试图把社会制度从其现有框架中扭转出来，并围绕着新的规则和规范将其重建时，就是一种“乌托邦”。因此，要理解波兰尼的乌托邦主义关键在于理解他提出的“应该对资本主义做什么”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经济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市场体系来组织，粉碎了与之相关的论断，认为这样的系统是很自然的。有关古老社会的非市场机构与小规模社会的人类学材料等历史证据支撑了他的观点。在这些社会中，价格制定市场的机制并不存在，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扼制，互相援助的行为则备受青睐。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组织应当采用非市场手段进行激进式扩张，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案例。
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来说，改革的小计划将通过增加议会对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来构建国家，从而打开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门——这是计划。这样的计划信奉国家概念的社会学中立性，并以此为基础。国家被认为是“社会的工具和守护者”。波兰尼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的观念集中指出，由公共或合作所有权取代私人所有权，同时国家接受并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转型的战略是浪漫愿景的现实主义面，但实际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仰，在日常用语中被称为：海市蜃楼——一个吸引人但却永远也无法到达的海岸。他备受赞扬，因为关注到了政治，尤其是关注到英国政府在构建有利于自由经济学的工程条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相对来说，他却很少关注国家本身如何系统地适应资本积累的利益和必要性：执行合同、惩罚违约，建立保护财产的高墙，并同步发展商品交易的媒介；规范劳动力的再生、安全和流通；根据商业需要调整劳动力的属性，投资社会和物质基础建设，介绍有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价值观和信仰。然而，人们未发现波兰尼在其作品集中承认下述观点：“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事务的载体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益’可能是个幻觉”。甚至，像他忠实的门徒承认的那样，波兰尼的框架并不适合探索“权力动态”，而倾向于“把国家看作双重运动的公平竞技场。”他认为，许多法律和法规从19世纪后期起一直在破坏市场系统，但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要么涉及到提供公共物品问题，要么是纠正“市场失灵”，并没有严重或者终损害市场的功能。他不愿意将国家干预和公司的发展理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克里斯·汉（Chris Hann）和基思·哈特（Keith
Hart）所论证的那样，这使得他无法对战后数十年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他未能关注到一个事实：一个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体系需要一个由非商品化机构组成的支持框架，资本主义能够适应工会主义、福利措施、国家干预和公共所有权。
波兰尼对国家的社会学中立性以及民主运动中的政治中立性持有费边式的信仰。这促使他在1945年时热切地支持一个“幻觉”：当工党部长们在英国白厅上任时，他认为他们可以选择实施引导社会主义转型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稳定和重塑英国资本主义。他为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1963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喝彩，这一胜利就发生在他访问维也纳之前不久，社会民主党赢得了55%的选票。在战后，社会民主党已经与保守的人民党一同治理国家，但1963年的选举结果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进一步的政权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政府独立执政超过十年，一度赢得超过50%的选票，波兰尼的侄女玛利亚（Maria）曾经在该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旧的改革-社会主义梦想已经成真：一半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社会党。然而，社会民主党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团主义制度，他们后来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重新设计了路线。这使波兰尼很惊讶。在他二分的观点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在对抗运动中找到了对手，而社会民主在该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对抗运动之间的冲突将致命地破坏市场体系的运作，预示着巨大的转变。相反，社会民主有助于重新稳定市场体系，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市场体系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劳动力进入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上升，伴随着博咖特·卢兹（Burghart Lutz）所说的内部殖民化，市场力量拥有了更大的活力范围：之前在国内展开的服务和活动实现商品化，与家庭、邻里和其他“非市场”栖息地的经济联系减少，商品化消费形式大规模参与其中。
波兰尼对当代权力关系的分析有很多错误的观点，他严重低估了社会民主与资本主义机器挂钩的勉强程度。他试着阐释资本对各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项目的冲击，这一现象对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折磨几乎不亚于对他所处时代的折磨。（2015年初，在本书写作之时，这已经构成希腊可能面对的一种未来，柏林、布鲁塞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进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他既没有考察商业和国家权力之间有机的、内在的联系，也没有考察民主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关系。他没能到达社会民主计划的边缘，因此《大转型》这本书被“合情合理”地视为反资本主义宣言或社会民主的睡前故事：为理想主义者制造种种美梦，促使他们早早起床，投入到对抗运动中去，而这一运动或多或少地被重新诠释为改善、修补和修复市场机器齿轮的使命。
尽管如此，波兰尼对市场体系的批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随着世界的转变，这种批评中新自由主义的一面看起来越来越像“市场基础主义”——他以此作为主题。他的星辰冉冉升起，与他的朋友和盟友相对出现，如托尼（Tawney）和科尔（Cole），又如鲍尔（Bauer）和阿德勒（Adler）。他们是领导20世纪中叶社会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那时候他还不属于领军人物之列。而现在，他的声望已经逐渐超过他们。如何解释这种命运的反转呢？正如我们上文提及的那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与前辈们的观点相比，他的观点特别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另一原因在于，托尼及其同伴作为社会民主人，是典型的模范人物，而波兰尼的典型性则体现在卢卡奇视角上。托尼等人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作品适合二十世纪上半叶各种组织的具体经验和需求。相比之下，波兰尼与社会民主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且有条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长期困扰，而这两者正处于社会民主的核心，还由于他偶尔会把吟游诗人式的观点引入主流，并且在工团主义和费边思想之间游刃有余。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与托尼（Tawney）或者科尔（Cole）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更愿意支持对手的政治项目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包括支持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面向多种受众，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绿党（Greens）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如工党同僚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他曾经把《大转型》诠释为对“德国模式”资本主义的赞美诗。甚至偶尔还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比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兼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他对《大转型》的喜爱显示出对年轻时激进主义记忆逐渐模糊的怀旧。波兰尼的名字并不固定地与某个特定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参与各种党派。不同于托尼（Tawney）及其同伴，波兰尼的性格使他不愿参与到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中去，或者加入到一些需要被迫与现有秩序妥协的政党中去。我们发现，他的这一特点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影射出来：波兰尼与这位英雄的相似点就在于他们都“拒绝使世界回归正轨。”他强调，哈姆雷特对“这个世界无比憎恨”，他的模糊陈词“是源于害怕自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后，是拿起武器反抗腐败的国王并同时也变得腐败更高尚，还是坚韧却徒劳地忍受迫害和暴力更高尚？
《哈姆雷特》与《新约》同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并且都以人类痛苦的经历为主题，而正是当波兰尼自己亲身体会到战争期间的荒凉景象时，才发现自身出乎意料地被这两本著作吸引。若干年后，波兰尼把忍耐这个元素加入到他的市场体系理论中。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对比波兰尼思想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对于后者来说，渐进变革的关键掌握在被剥削阶级手里，他们将不公正和压迫的经历与集体力量结合起来，叫停资本主义机器。而波兰尼则认为，按照迈克尔·布若威的说法，渐进变革的关键在于忍耐，其普遍性源于共同的根源：市场体系。工人们遭受失业、贫穷和血汗工厂条件，农民忍受土地收缴和无产阶级化，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忍受着领土的退化和廉价食品的进口，资本家们忍受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更僵化的全球竞争，而对全人类来说，无限制的市场会导致环境灾难和“自由时间的殖民化（即自由时间被占据）”。说到这里，我们是否顿悟了波兰尼正在拥有越来越多读者的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脱轨和道德腐败的反感是很普遍的，然而肢解市场体系的运动都缺乏信心，社会民主党早已抛下红旗。在这样的结合中，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左翼忧郁症”的孢子可以广泛传播，这是一种“消极的、安静的”情绪，责备强权却不能成功地接触到被剥削者中的反叛精神，转而只能在愤世嫉俗、自怜或致命的流行范式中消散产生异议的能量。波兰尼对愤世嫉俗是免疫的，但他却倾向于宿命论，至少是以他那个时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共有的形式：假定扩张的工人阶级在民主时代的曙光里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用日常用语来说，这一论点已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但是对宿命主义和左翼忧郁的解毒剂之一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乌托邦：一种具有预见性和变革性的指导思想，可以激发集体行动，改变社会现实，而波兰尼思想的遗产正体现在曼海姆对非市场乌托邦的辩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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