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 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

张在军先生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化研究，此书广搜博引武汉大学师生在民族危亡的艰苦岁月高扬民族大义、刻苦奋进、为国为民所表现的诸多事迹。全书文字流畅、引人入胜，富有教育意义，读来毫无枯涩之感。我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获益良多。

抗日战争时期我从高小读到高中毕业，青少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四川乐山陕西街度过的，关于这条街和乐山的不少情境，至今犹铭记在心。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你写的苏雪林非常生动，我小时候对她的记忆的确如你所写。对袁昌英和杨端六的描写也很正确。小时候每天上学都必须经过陕西街，从万佛寺走下来就是陕西街，走过无数次。每天经过同学郭玉英的家，在外面叫她，她就出来一起去上学。没有想到陕西街还出过那么多的名人！我干弟杨宏远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当年还是个小男孩！

我觉得你写的陕西街会给许多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陈小滢（陈西滢凌叔华之女）致本书作者

川西乐山陕西街，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老街。随着抗战爆发，众多机构西迁，这儿顿时热闹起来。包括“珞珈三女杰”（苏雪林、袁昌英、凌叔华）在内的武汉大学的十几名教授曾云集于此，乐西公路工程处办公地点在这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工宿舍在这儿，就连国军三二补训处也驻扎在这儿。随着抗战胜利，各个机构复员，这儿又归于沉寂。那人、那事早已远去，但历史又如何能够忘记？

张在军，笔名张弩弓，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栖身岭南的“九头鸟”，游走江湖的地产人。近年致力于民国教育文化研究，出版《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等。另有杂文随笔集《文化苦语》《真想来生做狗》《满天星》《花香笔不香》等

引子：一条街道，一段记忆

 · 让庐：陕西街49号

 · 苏雪林：课堂之外的女汉子

 · 张宝龄：与苏雪林同居不同寝

 · 袁昌英：上得讲堂，下得厨房

 · 杨端六：从上将厅长到迁校功臣

 · 凌叔华：没有陈源的日子

 · 大夫第：陕西街22号

 · 郭霖：抗战未捷身先死

 · 赵师梅：教授中的“钻石王老五”

 · 陈登恪：陈寅恪的“八弟”

 · 赵学田：实习工厂让冯玉祥赞叹

 · 方壮猷：主攻宋史，爱生如子

 · 文斗：文天祥后人，电机学专家

 · 戴铭巽：会计学界一代学人

 · 董道蕴：“御医”当校医

 · 陕西街23号：教授与将官共处

 · 国际刑法学家蒋思道

 · 黄炎培诗赠邓定远将军

 · 八角楼：乐西公路工程处

 · 赵祖康受命赶工

 · 工程处的专家们

 · 韩文源与“三二补训处”

 · “八二三”之劫与“八一〇”之喜

 · 后记

 · 附录：采访清单

试读

引子：一条街道，一段记忆

现在从成都坐轻轨，不足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乐山（旧称嘉定）。要在民国或是清朝，比较便宜舒适的通途是坐船沿岷江而下。如果从成都东门外的大码头解缆出发，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抵乐。那时的乐山县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墙，濒临岷江。1907年，一个叫中野孤山的日本人曾经在游记中写道：“（嘉定）府城设有城门，为数颇多。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而面积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其中的安澜门、丽山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凌云门、紫丝门、天绿门、涵春门、太平门、福泉门、水星门、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人和门、平江门、承宣门、兴发门等诸门面江，嘉乐门朝北。城内建有隔墙，设有迎恩、拱辰、福泉、庆春、会江等六门。府城共有二十六道门，面江的门就有十四道，码头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6页。按，文中“丽山门”“天绿门”“紫丝门”应分别为“丽正门”“夫禄门”“紫气门”，另有“得胜门”“瞻峨门”“定波门”文中遗漏了。

从嘉定府西南方的望洋门（俗称水西门，戏呼水稀门乐山城在1963年之前都无自来水，陕西街附近几条街的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从水西门码头挑取，故此段地面很少干过，一年四季都是“水稀稀”的。）下船上岸，正对着的一条街，便是陕西街。街的北端尽头依老霄顶（高标山）西坡，曾有寺名万福寺。民国本《乐山县志》卷四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旧州志作万佛寺，建置最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寺为第一。寺内有公安石书程以道修城碑记，甚高大，民国十九年为驻兵移圯。”唐受潘修：《乐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11年，第82页。标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明清时期，乐山规模最大的庙会当数农历五月初一的炎帝会，远近闻名。傅崇矩（1875—1917）在《成都通览》中就曾记载说，当时乐山“每年炎帝会甚繁华”。一年一度的炎帝会由二十几座寺庙轮流做“会首”。乐山炎帝中有五老爷之称。泌水院的炎帝为“大老爷”；“二老爷”神名朝南五祖，庙在圣水街璤珉宫；“三老爷”神名红袍五祖，庙在半边街五圣祠；“四老爷”神名白衣五祖，庙在府街白衣庵；“五老爷”神名金花五祖，庙在县街金花庙。“大老爷”

炎帝在陕西街尽头万福寺有行宫（炎帝本庙在泌水院），因这里地势高，可俯瞰全城，“大老爷”住此，便于镇压火灾、水灾、瘟疫，故每年炎帝神像在行宫内住十一个月。赛会后为“回神”期，“大老爷”回到本庙仅住一个月。

作“会首”的寺庙要提前一年筹办庙会事宜，主要内容包括：挂牌子“安民”，邀请各出会菩萨届时光临；扎神宫，用于会期置放其他会抬来的菩萨；培修万年台或临时搭戏台。临近会期，即动手在寺庙内外悬挂彩旗，增添节日气氛。时至农历四月十五，主会寺庙就以“会首”身份派人分赴各出会寺庙下请帖。四月三十主会抬起菩萨上街游行，由“菩萨”亲自去请各会光临。五月初一各会菩萨纷纷被抬上街游行，陕西街热闹非凡。参见干鸣丰：《乐山城市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到了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总共只办了六次，即：1914年、1917年、1919年、1922年、1924年和1930年。参见《乐山炎帝会概况》，《乐山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年，第52页。1932年正月十五，驻防乐山的国民党24军25团团长王麟生，说是要破除迷信，派兵到泌水院把炎帝塑像的头锯下绕城示众。以后，炎帝会便成为乐山历史的陈迹。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可参阅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山陕商帮（即西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抗衡徽商等其他商帮。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完全按照省县行政地域划分，并以联省会馆的形象运作，使之遍布全国各地，“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江西到云、贵、川，山陕会馆星罗棋布，完全网络化，数量多以百计，如陕西有44个，四川有38个。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或“陕西路”。

民国时期的乐山水伕（拉蒂格摄）

乐山陕西街上的山陕会馆（又名秦晋公所），建于清代，是当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会馆，一直保存到1949年。作为历史的载体，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所以，清末民初陕西街最大的看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因为这里的“会馆戏”在乐山城十分了得，常常吸引郭沫若等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娃。他们不时为争抢戏台前的高脚长凳，与人打架。郭沫若曾经在回忆中写道：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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