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08805
内容简介
任鸿隽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是中国教育界、科学界一位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本书的创新之处，一是以时间以轴，比较完整全面地梳理了任鸿隽一生的重要活动；二是探讨了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以及任鸿隽在这一重大思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认为任鸿隽对这一思潮的形成起到了发起人和组织者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目 录
前 言
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1913～1917）
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节 试办实业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8～1949）
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结 语
参考文献
附 录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附录二 临时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致 谢
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1913～1917）
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节 试办实业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8～1949）
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结 语
参考文献
附 录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附录二 临时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致 谢
前 言
前 言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任鸿隽于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1912年民国元年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总统府秘书。此时的他信奉“革命救国”。孙中山辞职后，对政局的不满使得他决定远离政治，选择赴美深造。任鸿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化学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此后他坚信“科学立国”。
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从未中断过。然而，长久以来，国人所谓的学习西方科技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应急”之举，充满了极大的功利色彩。“常人心目中，几欲以工业代表科学”，但凡什么能强兵，什么挣钱，就引进什么。可以说，在清末民初国人学西方科技文明的潮流中，只有对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未能实现科学的本土化。究其原因，在于国人混淆了科学与技术，重应用技术，轻探求理论，缺乏对科学内涵的真正了解。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实现“科学”的本土化，不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中国的科学永无发达之日，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国家后面，拾西方科技之“牙慧”，国家永不可能强盛。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在于让国人了解“科学”的内涵，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用等方面，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广泛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需要设立科研机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简言之，当时的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上，兼有“补课”与“追赶”的双重任务，科学启蒙与科学研究要同时并举。然而在任鸿隽所处的时代，这样的有识之士却是不多，而愿为此去身体力行，作不懈努力，并把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任鸿隽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任鸿隽的一生，可以用其夫人陈衡哲一句话概括：“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实是任君一生精神生命的中心点。”任鸿隽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开创了中国科学传播的崭新时代，该社的《科学》月刊以美国的NATURE为楷模，为近代中国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榜样，走“民办”道路，通过募集资金建研究所、办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这样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是开创性的，与后来“官办”的中央研究院一“民”一“官”，交相辉映，成为民国年间中国科学体制里的两颗明星。任鸿隽带领中国科学社，以社中同仁的“民间”力量致力于面向大众的科学启蒙，致力于为科技人员创造交流和研究的学术空间。
任鸿隽十分清楚无论是进行科学启蒙还是促进科学研究，都需要有充足、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组织管理，因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为他事业的第二个舞台。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学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以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除此之外，凡是任鸿隽认为能够建设和推进科学事业的工作，他都愿意为之效力。抗日战争期间，任鸿隽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国家的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颠沛流离的艰难阶段。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他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良好的发展基础。因为他知道，除了独立的研究所外，大学是培养科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发现科学新知、铸造科学精神的绝佳场所，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所大学走上这样的道路。
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不以个人的仕途、经济为目的。他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也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自从在美国留学时就感受到西方世界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由此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回中国。自此，任鸿隽致力于寻找合适的途径向大众输送科学启蒙知识；同时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终其成就斐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推手”，中国科学界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成果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加深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书的首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任鸿隽于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1912年民国元年随孙中山到南京，出任总统府秘书。此时的他信奉“革命救国”。孙中山辞职后，对政局的不满使得他决定远离政治，选择赴美深造。任鸿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攻读化学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此后他坚信“科学立国”。
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从未中断过。然而，长久以来，国人所谓的学习西方科技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应急”之举，充满了极大的功利色彩。“常人心目中，几欲以工业代表科学”，但凡什么能强兵，什么挣钱，就引进什么。可以说，在清末民初国人学西方科技文明的潮流中，只有对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未能实现科学的本土化。究其原因，在于国人混淆了科学与技术，重应用技术，轻探求理论，缺乏对科学内涵的真正了解。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实现“科学”的本土化，不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中国的科学永无发达之日，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国家后面，拾西方科技之“牙慧”，国家永不可能强盛。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在于让国人了解“科学”的内涵，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功用等方面，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广泛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需要设立科研机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简言之，当时的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上，兼有“补课”与“追赶”的双重任务，科学启蒙与科学研究要同时并举。然而在任鸿隽所处的时代，这样的有识之士却是不多，而愿为此去身体力行，作不懈努力，并把这作为终身事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任鸿隽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任鸿隽的一生，可以用其夫人陈衡哲一句话概括：“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实是任君一生精神生命的中心点。”任鸿隽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开创了中国科学传播的崭新时代，该社的《科学》月刊以美国的NATURE为楷模，为近代中国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榜样，走“民办”道路，通过募集资金建研究所、办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这样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是开创性的，与后来“官办”的中央研究院一“民”一“官”，交相辉映，成为民国年间中国科学体制里的两颗明星。任鸿隽带领中国科学社，以社中同仁的“民间”力量致力于面向大众的科学启蒙，致力于为科技人员创造交流和研究的学术空间。
任鸿隽十分清楚无论是进行科学启蒙还是促进科学研究，都需要有充足、稳定的资金和良好的组织管理，因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为他事业的第二个舞台。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以及学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以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除此之外，凡是任鸿隽认为能够建设和推进科学事业的工作，他都愿意为之效力。抗日战争期间，任鸿隽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国家的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颠沛流离的艰难阶段。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他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良好的发展基础。因为他知道，除了独立的研究所外，大学是培养科学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发现科学新知、铸造科学精神的绝佳场所，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一所大学走上这样的道路。
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不以个人的仕途、经济为目的。他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也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自从在美国留学时就感受到西方世界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由此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回中国。自此，任鸿隽致力于寻找合适的途径向大众输送科学启蒙知识；同时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终其成就斐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推手”，中国科学界的“职业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成果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加深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书的首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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