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作者曾写过一本《里面的故事》，记叙了在“文革”期间入狱的种种经历和见闻。这本《外面的世界》，从“里面”出来（出狱）写起：高考入学、出国访学、进京办刊、北漂打工······一直写到还乡养老。四十年的岁月，换了几个场景，记下若干片断。并不连贯的书写，却勾勒出一种人生的际遇，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作者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后者（时代变迁）而非前者（人生际遇），叙事视角更多的是偏向“外面”。至于内心感受，书中言及*多的一种感受被作者概括为四个字——“我在外面”，指的是一种不能进入角色或不能真正在场的疏离感。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从33岁考上北大做“老学生”开始，这种感觉就时时追随着作者。用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的话来说：“我的感觉是自己‘在错了地方’。”

这部历时四十余年的“私历史”，生动的叙事与深邃的思辨交叉行进，作者在文体上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哲学的质感”。

朱正琳，男，1947年生人。1980年考入北大，在外国哲学所攻读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198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现为湖北大学退休教师。曾出任《东方》杂志副总编（1994－1996），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专职策划（1996－2005），曾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编辑丛刊《成长文摘》，任主编（2000－2002）。

著有《“砍大山”余响》（哲学随感录）、《哲学是爱智慧》（普及读物）、《文事·世事·心事》（散文集）、《还有精神》（散文集）、《读书是私事》（书评与随笔集）、《里面的故事》（回忆录）、《读点》（书评与随笔集）、《痕迹》（三十年自选集）等。

自序

出狱

生计问题：没有被杀头的阿Q又从头再来

外面的世界：事情正在起变化

入学

录取风波：斗胆上北京给了一个说法

    附：考分 榜上无名 道理不公——我的申述

北大生涯：来到一片开阔地

“老家伙”的纪念：与“三剑客”相遇在北大

    附：大路上走来了我年青的弟兄

北戴河纪事：海的那边还是海

出国

西德见闻

两德统一进程见闻

东欧之旅见闻

快乐的Schobin老太

办刊

《三联生活周刊》：史前史的一个小片断

《东方》：我现在可以说的一些事情

关于《成长》， 关于成长

关于《精神》， 关于精神

    附：满江几时红

北漂

十年打工：栖身在央视

    附1：倡导读书，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附2：镜头

    附3：煽情与搞笑

十年抬杠：只有一个大众？

    附：传媒、大众与新

雁过留声：《读书时间》的几位嘉宾

特别的子尤

附：心疼子尤

还乡

客居故乡

渴望交谈：老了的老岳母

附1：叟媪住院记

附2：死的理想

旅游

引言

游俄笔记

莫斯科，白的城！

彼得堡，影子之城？

游美笔记

美国印象

几个特别的景点

没有被杀头的阿Q又从头再来

   
1975年9月18日，我出来了。我是说，历时四年两个月零九天的“里面的故事”在那一天正式结束，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自己觉得有几分像流产版的阿Q，真人秀一般（被）历经了“（反）革命”“不准（反）革命”的风云变幻之后，到了“大团圆”一章却没有被杀头，变成了小团圆。于是，也没能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也没能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便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一个没被杀头的阿Q，虽不敢唱“人生豪迈”,却也只能“从头再来”：“优胜纪略”且从略，因为已没什么机会与人争，“优胜”自然无从谈起，“恋爱的悲剧”也可从略，因为我出狱后很快就与隔墙守候数年的恋人结了婚，悲剧没有诞生；我真正须面对的，乃是“生计问题”。

    那年头，找到一个“正式工作”就等于找到一个“铁饭碗”，一辈子的“生计问题”也就基本有了保障，有“组织上”管了。但是，且不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是经济景气，也还有一道叫做“政审”的门槛要把一些人挡在门外。也就是说，“组织上”有意识地不让一些人有“正式工作”。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任何一个行业都成了“战线”，任何一个可供就业谋生的地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都成了（战斗）“单位”，任何一个职位也都成了（战斗）“岗位”。因此，政审是必不可少的，战斗要求队伍的纯洁度。当然，“战线”、“单位”和“岗位”依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有等级之分，政审的门槛因而也有高低之分。但那道的门槛却也是世上的门槛，因为就是它从根本上把你排除在那个等级系列之外。，所以也就省去了“优胜纪略”。你不在任何一个“单位”，你就在“社会上”。“社会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那个去处总是会“滋生”（当年常用语）一些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按当时的看法，几乎所有非组织的活动都迹近犯罪。做小生意叫“投机倒把”，包工队接活干叫“飞机工”……可是，被组织排斥在外的人（没有“单位”的人）总得解决“生计问题”，所以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就总是屡禁不止，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尤其活跃。

“社会上”乃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若干从劳改营刑满出来的“劳改释放犯”和（如我一般）从看守所获释的“关押释放犯”就在那里找口饭吃。释放了还是一个“犯”，那是当年的通行用语，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思维定式。那一个“犯”字跟定了你，成为一种终生待遇，别人想不歧视你都难。更何况跟定你的还有你的档案，那比古代罪犯（想想林冲！）脸上刺的金印还要厉害，因为你自己永远看不到那档案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我获释那年已有28岁，不想自讨没趣，出狱后就没有存“找个正式工作”之想，因此也就没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申请“组织上”给“分配工作”。顺便一说，当年的“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可找者，按正常程序就只能等待“分配”。这是组织原则。

我知道自己靠不着“组织上”，只能自谋生路。“社会上”的门道说来也不少，但干力气活的临时工总是“食物链”的底端，比较容易谋得。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在那个年代，建筑工地向来是吸纳被排斥在“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的场所。主要还不是建房，那年头建房的事很少，而是修路或建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机场。早在1964-1965年，贵阳磊庄机场扩建，吸纳的民工就恐怕上万。我有一些因家庭成分问题失学待业的朋友就在那个工地干过。有一晚我乘兴骑自行车去看望他们，只见几十顶大工棚像兵营一样排开，每顶工棚中两排大通铺至少可睡好几百人，也称得上蔚为壮观。第二天早上跟着朋友到工地观光，那种“蚂蚁搬泰山”（当时常用语）的景象也让我终生难忘。那时候的建筑机械还很少，全靠人用铁鎬挖、用箩筐抬，所以我们这里的民间习惯称这种工地上的活儿叫“挖土方”或“抬土方”。我在入狱前也曾在此类工地打过零工，但规模通常要小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