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95589
与其说她是采访，不如说她是在和名家聊天，不经意间会发现她的绵里藏针，以及非刻意的犀利。李福莹将这十年采访的过程，比喻为又读了一次大学。她是文化圈的一个“走读生”，遇见的都是“*好的风景”，在为之记录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
和她一起重回现场
胡洪侠
褚钰泉：在风雨中不随风而动
莫言：我是一条不愿被人网住的鱼
止庵：父亲是一条远方流来的河
程永新：《收获》三代领头人的精神气息
董启章：这精神居所是意义的生产地
周克希：我尽可能做一块透明的玻璃
靳飞：纪念不纪念他都是曹禺
周立民：晚年巴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
张大春：我准备了一个负责任的“答案”
李永平：艰苦而又辛酸地叫一声“祖国”
温瑞安：武侠电影拍得越来越雷人
黎紫书：带来另一种华语文学
黄永松：建一座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库
李继宏：我不是一个能够被诋毁的人
虹影：私生女情结还是我写作的根
阮义忠：我拍过的村庄，再也回不去了
宋以朗：何必说张爱玲晚景凄凉
刘慈欣：我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科幻迷
马家辉：“大叔控”是好东西，也是危险游戏
杨炼：我铸造一动不动的诗歌之点
江晓原：科学就是我们厨房里的一把切菜刀
笛安：我只是迷恋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飞白：老人出海，一不小心就容易跑得太远
黄孝阳：你们从这路上走过，我是你们靴子
下的土
李银河：我不是斗士，我只是在生活
冯唐：在两性欲望背后捉“妖”
阿乙：北岛先生就像一艘船，捎上了我
林少华：注定要做一个“异乡人”
张悦然：撕下青春文学标签破《茧》成蝶
蔡志忠：我一直是那个台湾乡下小孩
后记
“副刊文丛”总序
李辉
设想编一套“副刊文丛”的念头由来已久。
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迄今已有百年行程。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副刊。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为便利的交流平台。百年间，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培养过多少作家，若要认真统计，颇为不易。
“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到巴金的小说《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杂志、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也随之隐退，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就报纸而言，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在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
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我进入报社，先是编辑《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后是编辑《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除了编辑副刊，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副刊上，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副刊与我，可谓不离不弃。编辑副刊三十余年，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编辑过副刊，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刘北汜、吴祖光、郁风、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等。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原创性、丰富性等特点，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传承。一大批副刊编辑，不急不躁，沉着坚韧，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又笔耕不辍，佳作迭出。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这样，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包括海外）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
“副刊文丛”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
类：精品栏目荟萃。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涵盖文化、人物、历史、美术、收藏等领域。
第二类：个人作品精选。副刊编辑、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可从中挑选若干，编辑个人作品集。
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然后，再往前延伸，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如能坚持多年，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
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一套“副刊文丛”，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友情笃深，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在开始编选“副刊文丛”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感谢袁鹰、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副刊文丛”的顾问，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副刊面面观》一书写序……
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构想不可能落地。
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201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和她一起重回现扬
胡洪侠
多年以前，曾听“深圳碟王”讲，一桩杀人案，如果长期无法破获，有一个绝好的办法：警察天天在杀人现场蹲着就行了。
我不明所以，表示愿闻其详。
碟王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告诉你，杀人犯一般都会重回杀人现场。
为什么？我追问。
不为什么，就是这样。碟王不耐烦地回答。
李福莹要出新书，追着让我写序。我读她的书稿时，忽然就想起杀人犯重回现场的故事。
李福莹算是深圳资深文化记者了。多年来我见她出入各类文化现场，采访各色文化名人，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尤其难得者，她不仅参加别人的活动，还参与组织自己的活动；不仅倾听别人的见解，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自己一马当先稳坐会场前排，还带着宝贝女儿肩并肩排队求当红作家签名。
现在，她把她多年间采写的文稿重新整理，结集出版，意味着开启了重返现场的纸质模式。我就想：既然凶手都愿意重返杀人现场，那么李福莹愿意重回文化现场也没什么奇怪的，哪怕只是“纸质模式”。
既然她愿意，那么像我这样的读者，就更愿意了。原因很简单，她笔下的现场里常常有我。比如写张大春那一篇，她写道：
对于这个话题，胡洪侠也精辟地作出总结：读者讨论《城邦暴力团》中的真假，等于自找麻烦。因为时间没有连续，历史从不完整；历史仍在历史之后，真相还在真相之中。
原来我说过这么精彩的话，而且还“精辟”！若不是她记下来，我早就忘掉了。
同一篇文章中，她还写道：
读者读到《城邦暴力团》“竹林七闲”这一章，便觉得门槛太高，很难跨越。于是，不少人质疑张大春炫技卖弄，其实，张大春并无此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不是他懂得太多，而是我们懂得太少。张大春既是小说家、文学家，又是书法家、评论家，在中国的古代，这些身份本应是一个人，而现在却是分开的。张大春的真实想法是，回到古代，做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人。
这段话疑似也是我说的。嘿嘿。
当着张大春和几百位读者的面，我这个“著名业余主持人”，还曾当场流利地背诵《城邦暴力团》的段：“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那都是临阵磨枪的功效，如今早忘了。
诸如此类的文化现场，不仅让我找回了我的“精辟”，也让我看到了我的遗忘，这岂不是很难得？
在另一篇中，马家辉对李福莹说，当年他和杨照、胡洪侠写同题对照专栏，依照他的意思，名字就叫《大叔》，而不叫《对照记 @1963》。“我这个人尊重朋友，假如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太文艺的，本叫《大叔》，”马家辉说，“杨照和胡洪侠都不同意，觉得是侮辱他们，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大叔。我心有不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是好的主意，一有了就有了，还是会在我的心里，有机会就要把它做出来。”
哈哈！这回终于抓住马家辉背后说朋友“坏话”了，多亏李福莹如实记录下来，此案得以保全了证据。我和杨照确实不同意叫《大叔》，可天知道，我们可不是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大叔”，也没觉得受了什么“侮辱”；我们只是都认为，用“大叔”作书名，太不靠谱了；如此不靠谱的书名，只有马家辉才想得出来啊。果然，当年他不仅想到，后来竟然也做到了：他真出了一本叫《大叔》的书。
马家辉现在是小说家了。他写了个男同性恋的故事，书名起得堂皇明亮，叫作什么“龙头凤尾”。可是，重回李福莹的文化现场，你会发现，这本小说当初另有他名。马家辉说：
过去 20 年我一直写散文、写评论，但文学里面，处于金字塔位置的是诗歌与小说，所以，写小说是认真的挑战。我计划写一部 12 万字的小说，关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的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我是在香港湾仔长大的，总觉得欠那些个地方一个故事，这部小说可能叫《金盆洗》。
我和杨照都可以证明，这段话确是马家辉所说的，连我们都听了不止一次。他当着美女记者的面在那里信口开河，言之凿凿，后来却全不兑现：不仅小说名字改了，字数也早超过 12 万，写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只写到抗战结束，离 20 世纪 60 年代还远着呢。他倒是没敢当着李福莹的面吹牛，说自己的小说出版后一定会获奖之类。恰恰是他没敢说的，后来当真实现了：《龙头凤尾》先是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后陆续在北京、台北、香港等地不断拿奖。
如此说来，倘若重回现场，当真趣味横生。你会发现：当年说过的话，如今已成“史料”，想不认账都不行；如今模糊遗忘的细节，却早成了历史中历历在目的证据。或者说，在那里你不是你，你是你的历史。我们靠重回现场，得以领回走失的那部分自己，可以填满不小心形成的记忆空白，更可以“听”着自己或朋友昔日口无遮拦的话仰天大笑。
既如此，我们且翻开此书，跟随李福莹从一个现场串到另一个现场。在越来越虚拟的世界里，让我们相信：人世间大部分的真实现场，不仅值得当时亲临，而且值得日后重温。
2017 年 3 月 16 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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