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学术·意识形态

1.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维昭先生的红学新著，集25年《红楼梦》研究之精华。

 

本书收入作者近25年来的红学论文，主要是对红学史的反思。内容包括红学史讨论、索隐与探佚的红学个案研究以及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研究。其中很多论文都具有高屋建瓴的学术意义，除了对《红楼梦》作品结构、文本解读的研究外，作者在多篇论文中还探讨了“红学”的边界与当下《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很多争议论题从更广阔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其中也有对红学名人名家的重新审视，结论也多有对红学研究成见的破与立。诸多红学名家文章中观点明确，立场分明，论述深刻入理，对当下红学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陈维昭，1960年11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人。1987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稀见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从事中国古代科举文献研究、小说史与戏曲史研究。出版有专著《红学通史》《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

总 序

总　序向曹雪芹与《红楼梦》致敬《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拥有历代无数的读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童庆炳先生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曾称其为“经典的‘长青树’”，很是形象。在“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时代，普通读者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阅读名著。但是，我们相信，经典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是不会被浮云遮蔽的。就《红楼梦》而言，近年来受热爱和受重视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2015年，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加入了“《红楼梦》专项调查”的内容，以问卷及样本采集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阅读《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情况做了调查，在红学史上首次提供了《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的较为直观的数据材料。结果显示：近三成的国民阅读过一遍或以上《红楼梦》原著，超过半数的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近七成的国民读过《红楼梦》相关作品。《红楼梦》在当代国民中的影响及受热爱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中有“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一项，大致分年度《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学术期刊类述评、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述评等几个子项，研究报告刊于每年的《红楼梦学刊》第1辑。据统计，在2017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类《红楼梦》论著80余种；各类期刊、报纸发表的和学位论文中的红学文章总量达到1000余篇；各类红学活动精彩纷呈，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博、朋友圈等各类自媒体上论曹品红文字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文学名著中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如果只从论文及论著数量考虑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个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学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冯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张庆善等先生以专家学者和学会领导的双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成为现实。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阅读、阐释与传播本身就是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可以说，“红学热”既是《红楼梦》经典魅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的重要推力。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曾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读、要了解、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以及红楼文化的爱好者与传播者都为《红楼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都值得尊重！但另一方面，在“红学”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乱象”，许多主观臆测、逻辑不通的观点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论”，据说已经超过百种；对《红楼梦》所隐“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谈红论曹”人士也在推波助澜。一些出于个人喜好或一时兴致而提出的缺乏逻辑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新奇观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大碍，但某些观点借助“讲坛”、论文或者专著等形式广为流传，由此造成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误解或不解，这是不利于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深入解读的。至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是本身对规范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将错就错，借一些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初衷或许是好的，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样，红学大繁荣的局面之下其实潜藏着严重的研究、解读失范的危机。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两会”报告中分别提出“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文化复兴和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正在努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更好地阅读经典并进一步研究经典，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有责任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鉴于目前红学领域乱象丛生的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文化与学术精神为己任，决定邀请一批年富力强、在红学界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从学术质量上把关，编辑、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希望持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为这个时代的红学研究贡献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丛书的宗旨，特做如下三点说明：，本丛书作者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如果采取历史阶段与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结合的角度，红学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阶段是1754—1901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阶段是1902—1949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真正开启了现代红学之先声。第三阶段是1949—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的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观念与社会政治批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标准。第四阶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从红学史来看，也重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化时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以红学研究第四阶段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代际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刘世德、张俊、张书才、段启明、张锦池、陈熙中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同时又是第四阶段的开创者。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以选集、文集或者丛书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经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了推动《红楼梦》再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红楼梦》经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新一代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前辈迥然有别，学术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尤其60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成为红学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一环。这批学人多年来的红学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难见全豹；著作也尚无团队化、规模化的“丛书”形式出现。鉴于此，本丛书将作者对象定为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希望化零为整，给这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出版平台，展现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代际”红学的特点！第二，本丛书推崇多元化的选题方向。如果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王国维开创了文学批评派、胡适开创了考证派，他们都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元培代表的索隐派以及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被余英时先生称为红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典范”；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开以西方哲学与美学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在小说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接着，周汝昌先生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将考证派红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1949—1978年，海外红学研究有索隐派复活的倾向，中国大陆红学研究则如前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占的主导地位。1978年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中国红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道，进入了多元研究的全新时代。红学史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作其实都写于80年代以后。本丛书所关注的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正是在前辈们所开创的广阔道路上蹒跚学步然后再渐渐稳步前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与前辈学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由于时代因素，中青年学者在传统国学功底方面，很难望老一辈学者之项背。但是，换一个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继承前辈学人在索隐、文学批评和考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检视、激活；再加上日新月异的资料检索手段，这些学者有条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可以说，几代学人不断累积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层出不穷的理论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出强大的推力，使红学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开拓与推进，从而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多元化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丛书立足于当下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红学现状，推崇多元化选题方向，不拘一格，鼓励形式多样的优秀著作出版。第三，本丛书坚持规范的学术标准。我们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所以本丛书对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标准。为了避免有失严谨、缺乏规范、违背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在本丛书中，编委会制订了如下标准：（1）不以作者的学历、身份、工作单位及研究角度为限，只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选题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无论是新材料的运用，还是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独到见解和相对正确的总结评价；（3）作品要能体现作者在红学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相关课题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状况要有相对全面的了解；（4）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论据要可靠充分，说理要逻辑严密，并且做到概念清晰、语言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总之，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的标准。作为古代小说的之作，《红楼梦》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均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的意义空间，值得反复研读和深入挖掘。我们愿以读书人的兴趣与学者的责任心，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向经典致敬！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该丛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总　序向曹雪芹与《红楼梦》致敬总　序《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拥有历代无数的读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童庆炳先生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曾称其为“经典的‘长青树’”，很是形象。在“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时代，普通读者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阅读名著。但是，我们相信，经典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是不会被浮云遮蔽的。就《红楼梦》而言，近年来受热爱和受重视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2015年，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加入了“《红楼梦》专项调查”的内容，以问卷及样本采集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阅读《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情况做了调查，在红学史上首次提供了《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的较为直观的数据材料。结果显示：近三成的国民阅读过一遍或以上《红楼梦》原著，超过半数的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近七成的国民读过《红楼梦》相关作品。《红楼梦》在当代国民中的影响及受热爱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中有“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一项，大致分年度《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学术期刊类述评、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述评等几个子项，研究报告刊于每年的《红楼梦学刊》第1辑。据统计，在2017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类《红楼梦》论著80余种；各类期刊、报纸发表的和学位论文中的红学文章总量达到1000余篇；各类红学活动精彩纷呈，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博、朋友圈等各类自媒体上论曹品红文字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文学名著中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如果只从论文及论著数量考虑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个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学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冯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张庆善等先生以专家学者和学会领导的双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成为现实。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阅读、阐释与传播本身就是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可以说，“红学热”既是《红楼梦》经典魅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的重要推力。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曾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读、要了解、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以及红楼文化的爱好者与传播者都为《红楼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都值得尊重！但另一方面，在“红学”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乱象”，许多主观臆测、逻辑不通的观点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论”，据说已经超过百种；对《红楼梦》所隐“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谈红论曹”人士也在推波助澜。一些出于个人喜好或一时兴致而提出的缺乏逻辑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新奇观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大碍，但某些观点借助“讲坛”、论文或者专著等形式广为流传，由此造成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误解或不解，这是不利于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深入解读的。至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是本身对规范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将错就错，借一些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初衷或许是好的，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样，红学大繁荣的局面之下其实潜藏着严重的研究、解读失范的危机。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两会”报告中分别提出“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文化复兴和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正在努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更好地阅读经典并进一步研究经典，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有责任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鉴于目前红学领域乱象丛生的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文化与学术精神为己任，决定邀请一批年富力强、在红学界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从学术质量上把关，编辑、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希望持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为这个时代的红学研究贡献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丛书的宗旨，特做如下三点说明：，本丛书作者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如果采取历史阶段与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结合的角度，红学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阶段是1754—1901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阶段是1902—1949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真正开启了现代红学之先声。第三阶段是1949—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的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观念与社会政治批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标准。第四阶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从红学史来看，也重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化时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以红学研究第四阶段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代际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刘世德、张俊、张书才、段启明、张锦池、陈熙中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同时又是第四阶段的开创者。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以选集、文集或者丛书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经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了推动《红楼梦》再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红楼梦》经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新一代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前辈迥然有别，学术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尤其60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成为红学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一环。这批学人多年来的红学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难见全豹；著作也尚无团队化、规模化的“丛书”形式出现。鉴于此，本丛书将作者对象定为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希望化零为整，给这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出版平台，展现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代际”红学的特点！第二，本丛书推崇多元化的选题方向。如果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王国维开创了文学批评派、胡适开创了考证派，他们都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元培代表的索隐派以及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被余英时先生称为红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典范”；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开以西方哲学与美学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在小说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接着，周汝昌先生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将考证派红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1949—1978年，海外红学研究有索隐派复活的倾向，中国大陆红学研究则如前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占的主导地位。1978年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中国红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道，进入了多元研究的全新时代。红学史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作其实都写于80年代以后。本丛书所关注的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正是在前辈们所开创的广阔道路上蹒跚学步然后再渐渐稳步前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与前辈学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由于时代因素，中青年学者在传统国学功底方面，很难望老一辈学者之项背。但是，换一个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继承前辈学人在索隐、文学批评和考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检视、激活；再加上日新月异的资料检索手段，这些学者有条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可以说，几代学人不断累积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层出不穷的理论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出强大的推力，使红学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开拓与推进，从而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多元化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丛书立足于当下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红学现状，推崇多元化选题方向，不拘一格，鼓励形式多样的优秀著作出版。第三，本丛书坚持规范的学术标准。我们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所以本丛书对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标准。为了避免有失严谨、缺乏规范、违背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在本丛书中，编委会制订了如下标准：（1）不以作者的学历、身份、工作单位及研究角度为限，只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选题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无论是新材料的运用，还是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独到见解和相对正确的总结评价；（3）作品要能体现作者在红学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相关课题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状况要有相对全面的了解；（4）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论据要可靠充分，说理要逻辑严密，并且做到概念清晰、语言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总之，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的标准。作为古代小说的之作，《红楼梦》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均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的意义空间，值得反复研读和深入挖掘。我们愿以读书人的兴趣与学者的责任心，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向经典致敬！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该丛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导　言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关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余先生强调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之间虽有联系，但其分界则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他认同那种把意识形态分为消极、中立和积极三种类型的做法。贝尔（Daniel Bell）指出：“意识形态把思想转化为社会动力。”余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演绎：“这种说法似乎已暗示学术思想是‘体’，是‘义’的，而意识形态则是‘用’，是‘第二义’的。如果用西方概念来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妨说：学术传统是‘上层文化’（high culture）或‘高级思想’（higher level of thought），而意识形态则是‘下层文化’（low culture）或‘通俗思想’（popular thought）。不少人类学家与思想史家认为后者是从前者渗透下来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庸俗化与歪曲。”他举例说，先秦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孟、荀的著述）属于“上层文化”或“高级思想”的范畴，汉代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则显然是“下层文化”或“通俗思想”了。“三纲五常”（或《白虎通》所说的“三纲六纪”）自然是从先秦儒学中渗透下来的，但其中显然已有庸俗化与歪曲的成分。 所谓学术，则是对世界或文化的分析、整理、解释、阐述。 本研究无意于从学理上厘清“意识形态”一词的全部指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思想的一种存在形态，它具有一种普遍感召力、支配力，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思想形态。根据红学史本身的特殊性，《红楼梦》研究中关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以及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等，可以归入红学的“学术”层面，而关于小说的思想、精神、价值评估、人物评价、艺术分析等可归入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与《红楼梦》相交汇，既使这部小说的意义得以呈现，也使新的解读得以生成；既使《红楼梦》从明清说部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也使这小说离家出走；既使这部小说成为阐释中国文化的绝好标签，也使这部小说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它使这部小说既可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契合，从而使新思想的阐发经由传统经典而得以完成，它也使红学可以为庸俗的政治意识形态、乡愿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娱乐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同伐异的学风所利用，从而被工具化。余先生所梳理、阐释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的三分法、关于意识形态的“通俗思想”“庸俗化”“歪曲”等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清红学史上纷乱的阅读现象。导　言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关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余先生强调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之间虽有联系，但其分界则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他认同那种把意识形态分为消极、中立和积极三种类型的做法。贝尔（Daniel Bell）指出：“意识形态把思想转化为社会动力。”余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演绎：“这种说法似乎已暗示学术思想是‘体’，是‘义’的，而意识形态则是‘用’，是‘第二义’的。如果用西方概念来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妨说：学术传统是‘上层文化’（high culture）或‘高级思想’（higher level of thought），而意识形态则是‘下层文化’（low culture）或‘通俗思想’（popular thought）。不少人类学家与思想史家认为后者是从前者渗透下来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庸俗化与歪曲。”他举例说，先秦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孟、荀的著述）属于“上层文化”或“高级思想”的范畴，汉代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则显然是“下层文化”或“通俗思想”了。“三纲五常”（或《白虎通》所说的“三纲六纪”）自然是从先秦儒学中渗透下来的，但其中显然已有庸俗化与歪曲的成分。 所谓学术，则是对世界或文化的分析、整理、解释、阐述。 本研究无意于从学理上厘清“意识形态”一词的全部指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思想的一种存在形态，它具有一种普遍感召力、支配力，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思想形态。根据红学史本身的特殊性，《红楼梦》研究中关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以及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等，可以归入红学的“学术”层面，而关于小说的思想、精神、价值评估、人物评价、艺术分析等可归入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与《红楼梦》相交汇，既使这部小说的意义得以呈现，也使新的解读得以生成；既使《红楼梦》从明清说部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也使这小说离家出走；既使这部小说成为阐释中国文化的绝好标签，也使这部小说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具。它使这部小说既可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契合，从而使新思想的阐发经由传统经典而得以完成，它也使红学可以为庸俗的政治意识形态、乡愿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娱乐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同伐异的学风所利用，从而被工具化。余先生所梳理、阐释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的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的三分法、关于意识形态的“通俗思想”“庸俗化”“歪曲”等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清红学史上纷乱的阅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