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

“欧洲的符号，就是拉丁文”，看似平常的表述背后，隐藏着欧洲方言与拉丁语争夺宗教与世俗权力长达一千余年的漫长斗争史。以话语为主的基督教礼仪，应当沿袭历史使用拉丁语，还是采用有助于信徒理解和参与的本地语言？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各执一词，这一争议甚至被上升到影响教会统一的教理问题的高度。著名欧洲中世纪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帕特里克·J.格里就这一问题抽丝剥茧，厘清了关于这一争论的中世纪语言史的脉络，并揭开狂热民族主义者制造的“民族神话”的真相。

《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中世纪史教授帕特里克·J.格里于2010年5月在耶路撒冷进行的“纪念梅内姆·斯特恩”历史讲座上的讲稿结集。《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从欧洲各国语言（主要是拉丁语以外的“方言”）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欧洲的方言与世俗权力的关系等角度入手，系统而深刻地阐释了中世纪早期的欧洲语言历史和民族史上的诸多问题，以及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彼此争夺的过程。

帕特里克·J.格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中世纪史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世纪史杰出教授。在中世纪史尤其是社会和文化等诸议题上贡献巨大，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欧洲民族奠基神话及其在现代欧洲的应用及影响。
刘林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欧洲中古史、史学史等方向的教学研究。

中译本序
序（伊扎克·辛）
导论
第一章 欧洲语言丰碑的创制
第二章 宗教与语言
第三章 新兴欧洲的方言与世俗权力
译后记
参考文献
索引

 感谢刘林海教授把我关于欧洲中世纪语言与权力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同的语言与语域，无论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共存于西欧，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也与中国的情况有质的不同。几千年来，虽然中国也存在各式各样的口语方言和语言，但文献传统的主流是，在文学表达、政府事务还有公共及私人通讯方面，则有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言。欧洲的语言都是由语音字母构成的，汉字则不同，是由语素构成的，是独立于语音的。在整个历史上，这使得文言文服务于一个统一的精英通信体系成为可能，也可以控制广大的区域而不用担心语言的不同。这个区域不但包括有着数百种口语方言的当今中国，还包括语言与中国非常不同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数个世纪里，拉丁语在西方扮演着类似的角色。然而，因为书写拉丁语的语音字母也可以用来记录和复制其他语域、方言和语言，对书面文献而言，用与标准拉丁文迥异的语言复制演说的书面文本也就更容易。再则，因为拉丁文并非总是、也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为政治和宗教通信的唯一合适语言，语码切换、引入方言术语乃至用方言书写全部文献，也就能作为吸引各共同体的不同元素的策略。
    在现代，语言与民族认同已经变得与政治和大众论题密切相关，而中国和欧洲在语言与权力关系研究的一个共同领域或许在于其方式。在早期中世纪的西方，语言的分别并没有制造明确的政治乃至文化共同体。然而，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在其政治修辞中日益将语言和民族认同相提并论。当然，说这些标准语言的人在宣称它们为其民族语言的国家里并不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用民族教育以取代地方或区域方言的过程就是必要的，推行的力度有时则相当大。正如自1930年代起，“国语”成为（中国）学校教育、媒体和正式论题的标准民族语言。在整个欧洲，某些优势方言，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人为的方言也成为民族教育和公共论题的标准。不仅如此，欧洲民族主义的压力导致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将这些现代语言投射到过去，以便声称这些语言事实上是古老的，并带有个体民族的独一无二的特性，经年不变。其结果是，如果不了解首先发现并误解它们的学术史，就无法了解中世纪早期的语言历史。这种学术史强行把它们变成一种错误意义上的民族史，而其遗产则继续对当今的欧洲施加压力。
帕特里克· J. 格里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全能的上主希望《圣经》在某些地区保持神秘，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人人都能轻易读懂《圣经》，很可能造成《圣经》较不受人敬重且更容易被忽略，或是被文化水平低的人做了错误的解释。”这段出自教宗格列高利七世之口的话语，充分体现了教会与一般民众在使用语言上的分歧。拉丁文变成神职人员的语言，基督教教会成为拉丁文的堡垒，借此牢牢掌握宗教权力，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教宗才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特定情况下，可在宗教仪式中使用本国语言。其实，拉丁文与通俗语言之间的争论可上溯到中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执政者在使用语言的问题上与教会多有龃龉，而这段历史被19世纪以来的后人解读为民族认同的开端，则是一种对历史和学术史的扭曲。帕特里克·格里教授在《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清晰阐述了这一争端的详细经过，并指出了狂热民族主义视角可能带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