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中国商业史（历史可以不那么沉闷，商业可以不那么高端，写给老百姓自己的书。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财富负责）

　　梳理中国千年的商业脉络
　　解读中国商业的发展历史
　　从夏商周时期单纯的物物交换，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乱
　　从汉唐之时商业大都市的崛起，到步入旺盛的宋元及明清时期

　　从鸦片战争后战火中蹒跚而行，到迎来新中国成立后强势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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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统合研究了自原始社会的商业萌芽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商史传奇。详略适度地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商业发展概况，用故事与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讲述重大商业事件中的细节及人物，并通过深度解析，全面阐释中国商史的起伏与演变，以宏观的角度展示中国商业史的演进线索及逻辑，同时在现代商业背景下突出表现相关商史常识和知识链接，集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能够让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商史有直观而独到的整体认知。

　　靳扬扬，女，河南焦作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现为江苏省文化馆馆员，长期从事商业文化相关研究工作，曾参与编撰多部相关著作。

　　前言·

　　中国商业史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又像一篇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离奇曲折，跌宕起伏，很难用一本书来形容它的全貌，我们也只能像提纲一样大致梳理一下脉络。
　　从原始社会矇眬的物品交换，到夏商周时期的商业萌芽阶段，从单纯的物物交换，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次飞跃，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纷乱，进入汉唐之后的辉煌，曾经一度出现了许多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中国商业史步入旺盛的宋元及明清(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时期，历经几百年间的洗礼，又在以后的百年耻辱中蹒跚而行，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复兴。
　　中国历代王朝大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故数千年以来推行以抑商为主的商业政策，帝王们喜欢对商业严加控制和并加之以富有主观色彩的干预，而古代所谓的对外贸易均带有天朝上国浓厚的政治和外交色彩，此种“商业”更多地承载着皇权的威武与恩赐。真正的商业只是滚滚商品经济洪流中的冰山一角，让我们且翻开这一角，从中窥探出商业发展的某些特质，以及商业史的灿烂气息。
　　中国商人向来不缺乏商业智慧，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哪怕再艰难坎坷，商人们就能创造出骄人的商业文明，而他们的商业思想对当今的从商者，甚至世界各国的商海弄潮儿们，也有着富有朝气的启示与策动力。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商贾一向在国家权力的夹缝中生存、成长、发展、沉沦，然后又崛起，为此，他们甚至不得不与官府打交道，保证商途的顺畅，即便是在今天，他们也仍然在延续这样的从业轨迹。
　　在我国历史上，那些比较兴盛的朝代也往往是商业繁荣的时期，尽管统治阶级瞧不起商人和商业，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人，正所谓“无商不通货财”，恰如《史记·货殖传》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加速器，所以不管自秦汉以来统治者如何重农抑商，都没能阻止商业的发展，商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农业立国让中国走向了衰败，重农政策把中国带向了落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即使在有的时期略有提升，但也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甚至到了清王朝，雍正帝还下谕重定四民之序，即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统治者仍然从伦理上强调商人地位的低下。这种忽略商业作用与地位的做法无疑是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所以从这方面讲，这种封建体制走向没落与灭亡也是必然的。
　　商业就是社会中的“鲶鱼”，它能激活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给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带来原动力，所以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中国的商业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研究商业史，不过是从中找到中国商业发展的线条，以期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考量本国商业的是非成败基因，寓古思今，在快节奏的今天，我们汲取商业人的智慧，继续走好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中国的原始社会经历了大约三百万年的漫长时期，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公社及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
　　在原始社会时期，恶劣的大自然是人们共同的“天敌”，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结合在一起以对抗灾害及野兽的侵袭，又由于当时生产力有限，尚不能形成分工。
　　部落是原始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部落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公社集体所有制”，这是由当时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和中期，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下，部落成员初始以采撷果实、猎取禽兽为生，故而在部落内只有基于生理因素的自然分工。社会分工尚未形成，更不会出现所谓剩余产品，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商品交换。
　　进入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渐渐开始出现生产物过剩。部落内部自给自足的状况开始改变，起源于原始部落以外的交换行为开始出现，一个部落拿偶然获得的某种剩余生活资料，去同其他部落交换，这也是初的自发的物物交换。
　　这些原始的交换极富偶然性。
　　据说，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通常是一个部落的代表把要交换的物品放在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交换场地，就远远地躲起来，不让交换对象看到，然后“偷偷地”看着对方把等价的交换物也放在交换场地，取走他原先放在那里的交换物品。等对方离去以后，他再过来拿走对方的交换物，如此，一个完整的物物交换过程就形成了。
　　可见，早期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并未成为他们日常经济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推动下，开始有了社会大分工，这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游牧部落分出来之后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比其他原始部落要多，而且物品的种类也更加齐全，大大超过了单纯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
　　他们在满足自己消费的需要之后，便积极地与其他部落“互通有无”，以自己的剩余产品——动物毛皮、肉类等，去和农业部落交换谷物、种子等。无疑，这种交换是双方都必须的。
　　于是交换也不再是偶然性的，而是进入常态化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推进，铁制工具得到了广泛使用，这种生产工具的革新与采用，使生产变得多样化和专业化，慢慢出现了铁器铸造、制陶、纺织、酿酒等多种细分出来的生产活动。于是引发了又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商品生产者不再依赖通过自己劳动的产品来维持生活，也因而出现了专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也渐渐变得自觉起来，交换的频率更高、范围更广、规模更大。
　　社会“大分工”，对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甚至为后来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在推动商品交换纵深发展之余，更为后来私有制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国古代商业早出现的具有“商味”的交换是在神农氏时期。
　　神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淮南子》中说他“教民播种五谷”，直接带领群众步入了农业社会阶段。又据《易经·系辞》记载：“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只有农产品生产的日益丰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方才有了可能。由此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大型的交换场所——早的“市”。有“市”则有“商”，故而使人人都得以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史记》中说：“神农以前，吾不知己。”可见，“神农”的出现才为“市”与“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有了交易的时间——日中，有了交易的地点——市，有了交易的主体——天下之民，又有了交易的产品——聚天下之货，商品流通的各个条件都已具备。以己之所需换彼之所需，以彼之所余换己之所缺，达到圆满的资源配置，终大家都满意了。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之后，继而也就出现了“商业”。这句话很好地指出了社会分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在原始社会，尚未有货币产生，交换也只是简单的有无互通，但已经是商业性的体验了。
　　或许，马克思的这段话也是对源自部落交换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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