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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15906丛书名: 清华哲学文库
一、 儒学的基本思想/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儒家文明的价值意义/
二、 儒学复兴/
儒学复兴的运势与条件/
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
新儒家之后，儒学何为？/
三、 儒学与创新/
“创造性转化”观念的由来和发展/
文化传承创新对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 儒学与民族文化/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涵养培育民族精神/
发扬中华文化重视私德培养的传统/
重视和搞好中华民族的心灵建设/
新人文主义应更加具有道德意识/
五、 儒学与现代价值/
现代性的未来： 道德批判与人的文化努力/
启蒙反思三题/
追寻“继续启蒙”和“反思启蒙”的平衡/
从儒家的角度看普世价值问题/
六、 儒学与当代社会/
佛山女孩被轧事件的道德反思/
儒家的身体意识与当代器官捐献伦理/
“和”的观念与儒家思想/
经济问题的儒家视角/
七、 儒学与中国研究/
中国哲学话语的近代转变/
论学术创新与“接着讲”/
中国世纪与中国价值/
关于“中国路径”的历史文化研究/
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更需有世界眼光/
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八、 儒学与宗教/
宗教会通： 社会伦理与入世关怀/
儒家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
中篇国学
九、 国学热/
新世纪国学热的发展/
国学热与国学研究/
十、 国学经典/
国学的内容体系与分类/
张岱年先生开的一份“国学”书目/
关于张岱年先生的《中国文化精神》/
关于《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
子部文献的重要性/
十一、 国学分论/
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宋明学案： 为往圣继绝学/
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关学”的精神/
简论“浙学”/
关于闽南文化/
张南轩与乾淳理学/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
十二、 朱子学/
朱子学与近代科学发展的相关性/
朱子的学术思想与现代通识教育/
还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性/
“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
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
朱熹的历史与价值/
下篇散论
十三、 社会评论/
世纪之交话传统/
“非典”引发的哲学与文化的反思/
内圣外王——企业全球化的东方路径/
礼仪文明与世界城市/
孔子影视片拍摄的两个基本原则/
曲阜不宜建造大教堂/
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塑像很有意义/
乡愁的文化诠释/
十四、 谈教育/
人文学科与高等教育的危机？/
关于通识教育的发言/
“四书”教学的现状和前瞻/
清华国学院与清华大学——为清华国学院正名/
答《国学周刊》采访问/
十五、 游记/
九州儒学会行记/
东亚之行/
十六、 忆往/
关于杜维明与“儒学第三期”/
回忆90年代与庞朴先生的交往/
敬悼刘述先教授/
在张岱年先生墓前的讲话/
后记/
一、 儒学的基本思想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儒家文明的价值意义
一、 儒学的基本思想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孔子与其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主体部分，并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孔子与儒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与儒学在塑造中华文化及其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奠立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赋予了中国文化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礼仪之邦”就是突出了这个文明国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这一成熟的道德文明成为这个国家整体文化的突出特征，道德力量成为中华文明的最突出的软实力，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孔子与儒学的道德塑造力量。
那么，孔子思想中的哪些内容在中华文明中发挥了以上所说的作用？
一崇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话，见于《论语》，亦见于《尚书·武成篇》“惇信明义，崇德报功”，但《武成篇》的成熟时代可能稍晚。自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不断发展重视“德”的倾向，孔子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德”的重要性。孔子思想中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崇德就是把道德置于首要的地位，在任何事情上皆是如此，无论政治、外交、内政、个人，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处理和评价事务的根本立场，对人对事都须先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如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强调：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用政令领导国家，人民可以服从但没有道德心； 用道德和礼俗来领导国家，人民乐于服从而且有道德心。孔子不相信强力、暴力能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孔子的理想是用道德的、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和领导。孔子的这一思想也就是“以德治国”。这是孔子“崇德”精神最明显的例子。事实上，无论是涉及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孔子对道德理想、道德政治、道德美德、道德人格、道德修养的论述，处处都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了方便，以下我们只从仁、义、中、和四个基本观念入手，来呈现孔子道德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贵仁
在《论语》中，孔子在100多处谈到“仁”，“仁”是孔子谈论最多、最重视的道德概念，因此战国末期的思想界已经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孔子贵仁”(《吕氏春秋·审分览》)。贵仁是指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中最重视仁，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美德，也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仁的性质是仁慈博爱，仁在孔子也是全德之称，代表了所有的德行，仁在儒家思想中又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首要道德概念。仁的含义可见于《论语》中最著名的例子：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论语·颜渊》)孔子重视家庭伦理，但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把仁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世价值。仁有多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能恕，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扶弱以及珍爱生命、善待万物等。同时，仁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爱为道德之首，在2500年以来的历史中业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的最集中的表达。
孔子不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把仁展开为两方面的实践原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亦称为恕，后者亦称为忠，孔子说忠恕便是他的一贯之道。从恕来说，自己所不想要的，决不要施加给别人。从忠来说，自己要发展、幸福，也要使他人发展、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与人”，即自己认为是好的，一定要施加给别人。这就避免了强加于人的霸权心态和行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想家梁漱溟提出，儒家伦理就是“互以对方为重”，以此来说明忠恕之道的伦理态度，就是说，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他者作为自我的实现对象。儒家伦理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者； 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这是仁的伦理出发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而在中华文明25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孔子仁学的这一教诲早已深入人心，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
三尊义
在孔子看来，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记·坊记》引孔子说“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孟子尤其重视义利之辨，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强调儒家的义的立场与功利追求的对立：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义都是指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原则及私利要求。孔子坚持认为，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其特征和品质是尊义、明义，任何时候都以义为上、为先，坚持道义高于功利。他把追逐功利看作小人的本质，提出争利必亡，“见利而让，义也”(《礼记·乐记》)的道德信念。这种义利之辨不仅是崇德的一种体现，更具体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这种关系，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国家。孔子的儒学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即国家不能只追逐财富利益，而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现代化的过程，在极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义利的平衡，使社会文化向着工具功利的一边片面发展，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偏向形成一种制约。
“义”不仅在孔子思想中在一般意义上指道德原则，在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的儒学中，“义”还被赋予了“正义”的规范含义。《礼记》中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便突出了义的这种规范意义。孔子弟子子思的学生孟子将仁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与“仁”并立的地位，使得此后“仁义”成为儒学中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在儒学中“义”的正义含义，是强调对善恶是非要做出明确的区分判断，对惩恶扬善下果断的决心。义不仅是个人的德性，也是社会的价值。就现实世界而言，仁导向社会和谐，义导向社会正义； 仁导向世界和平，义导向国际正义，二者缺一不可。
四守中
孔子很重视“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中的一个意义是“时中”，指道德原则的把握要随时代环境变化而调整，从而达到无时不中，避免道德原则与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应用实践能与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协调，避免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庸即是不变之常，尽管时代环境不断变化，尽管人要不断适应时代环境变化，道德生活中终归有一些不随时代移易的普遍原则，“中”就代表了这样的普世原则，这是孔子中庸思想更加强调的一面。
中庸思想更受关注的意义是反对“过”和“不及”。《论语》中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始终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中庸》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有智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容易犯的错误是“过”，而愚人、小人容易犯的过失是“不及”。孔子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庸》)，不倚就是不偏向过之或不及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中”即是不偏、不倚。虽然人类实践中的偏倚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庸的思想总是提醒我们注意每一时代社会的两种极端主张，力求不走极端，避免极端，不断调整以接近中道。由于极端往往是少数者的主张，因而中道才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选择。孔子弟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不仅把中庸作为实践方法，同时强调中庸具有道德价值，认为中庸是道德君子才能掌握的德性，这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事实上，道德上的差失无非都是对道德原则过或不及的偏离，这种中道思想和中庸之德赋予了儒家与中华文明以稳健的性格。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所主导的时代，都不曾发生极端政策的失误，这体现了中庸价值的内在引导和约束。
五尚和
孔子之前以及和孔子同时代的智者，都曾提出“和同之辩”，强调“和”与“同”的不同，和是不同事物的调和，同是单一事物的重复，和是不同元素的和谐相合，同是单纯的同一。这些和同之辩的讨论都主张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崇尚多样性，反对单一性。因为单一性往往是强迫的同一,而和合、调和意味着对差异和多样性的包容、宽容，这也正是民主的基础。
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还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既肯定差别又注重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这比早期的和同之辩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和谐观。
儒家经典《尚书》已经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奠定了中华文明世界观的交往典范。孔子以后，在“和合”观念的基础上，“和”的和谐意义更为突出，以和谐取代冲突，追求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60年前的万隆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中国曾积极参与其中，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基本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的思想产生于2500年前，孔子与儒家思想关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张，其基本特征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张对于远方的世界应“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就是主张发展文化价值和软实力来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
孔子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以仁爱为道德之首，主张他者先于自我，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的中国，也仍然影响着当代的中国。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用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社会”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到访曲阜和孔府，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选择曲阜发表有关中华文化和孔子儒学的讲话，明确强调继承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弘扬儒家的美德和价值观，表明了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在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等讲话中指出，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肯定其中含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有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的部分。这些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文化与价值引领方面所做的重大宣示，显示出孔子及其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梦”内在地含有道德追求的目标，这是不可忽视的。21世纪中国的复兴必然同时是其固有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发展，在孔子和儒家传统及核心价值的影响下，对富强的追求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全部，对道德文明与世界和平的追求将永远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价值。
(本文系作者201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梦： 孔子与现代中国”学术交流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
儒家文明的价值意义
轴心时代的儒家文明延续了早期文明与西周人文思潮的发展，系统提出了文明的价值、德性，其中最主要的价值与德性都是针对人与他人、人与社群的关系而言。就其偏好而言，儒家文明显示出对仁爱、礼教、责任、社群价值的特别重视，这些价值经过后世哲学的阐发更显示出普遍的意义。
第一是仁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道德观念是“仁”。仁是自我对于他人的态度，对他人的关怀爱护，或对他人施以恩惠，故《国语》有所谓“言仁必及人”。从文字来说，中国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仁字说： “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明仁的基本字义是亲爱。清代学者阮元特别强调，仁字左边是人，右边是二，表示二人之间的亲爱关系，所以一定有两个以上的人才能谈到仁，一个人独居闭户，是谈不到仁的，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阮元的这一讲法是对仁的交互性特质的阐明。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观念，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仁者爱人，仁在孔孟思想中已经成为普遍的仁爱，超越了双亲的亲爱或对某些人的亲爱。当然，仁是爱，但爱不必是仁，因为爱如果是偏私的，则不是仁，仁爱是普遍的、公正无私的博爱。事实上，孟子更把仁扩大为“亲亲仁民爱物”，仁爱的对象已经从社会伦理进一步扩展到人对自然的爱护。中国的儒学，始终把仁德置于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首位。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仁的原始精神是要求双方皆以对方为重而互相礼敬关爱，即相互以待人之道来互相对待，以待人接物所应有的礼貌和情感来表达敬意和亲爱之情，展现了“仁”字所包含的古老的人道主义观念。儒家则将之扩大为博爱仁慈的人道伦理，但“仁”并不主张单方面主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必须尊重对方。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把儒家文化的伦理概括为“互以对方为重”，正是发挥了儒家传统仁学伦理的精神。
因而，仁的实践有其推广原则，解决如何推己及人，这就是忠恕之道，特别是恕。恕即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它可以保证因尊重对方而不会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他人，这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全球伦理的普遍原则。
第二为礼教。古代儒家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礼在古代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强调，礼的实践是行仁的基本方式。儒家思想是东亚轴心文明的代表，而轴心时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说与“礼”的文明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周的礼乐文明是儒家思想的母体，轴心时代的儒家以重视“礼”为其特色，充满了礼性的精神。礼性就是对礼教的本性、精神、价值的理性肯定。
在儒家看来，道德是在人与人交往的具体行为中实现的，这些行为的共同模式则为礼。礼是相互尊重的表达，也是人际关系的人性化形式。当然，古代历史文化的“礼”包含多种意义，古代礼书所载，更多的是属于士以上贵族社会的生活礼仪，规定着贵族生活与交往关系的形式，具有极为发达的形式表现和形式仪节。“礼尚往来”的古语正是指明古礼从祭祀仪式脱胎而发展为西周的交往关系的形式化规范体系。比较而言，古老的《仪礼》体系更多属于古代贵族生活的庆典、节日、人生旅程、人际交往的仪式与行为的规定。而后来的《礼记》则强调“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礼记·冠义》)，把礼作为行为规范体系，强调容貌辞气的规范和修饰是这一规范体系的基础，也是礼仪训练的初始入手处。古礼包含大量行为细节的规定，礼仪举止的规定，人在一定场景下的进退揖让、语词应答、程式次序、手足举措皆须按礼仪举止的规定而行，显示出发达的行为形式化的特色。这些规定在一个人孩提时起开始学习，养成为一种自律的艺术，而这种行为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文明和教养。子夏甚至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做到了恭敬有礼，才能四海之内皆兄弟，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历史表明，礼之“文”作为形式节目，是可变的，随时代环境而改变； 礼之“体”则是不变的基本精神原则。可以说，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培养了一种“礼教精神”，它起源于祭祀礼仪，而渐渐从宗教实践中独立出来成为人世的社会交往之礼； 它包括上古以来各个时代的各种礼俗表达，但又是超越了那些具体仪节的普遍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礼性精神。礼的文化包括三个层面，即礼的精神、礼的态度、礼的规定。我们可以说，儒家文明的“礼”是以“敬让他人”为其精神，以“温良恭俭让”为其态度，以对行为举止的全面礼仪化修饰与约束为其节目的文明体系。无论如何，礼不仅对个人修身有其意义，对社会更有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的移风易俗的作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好礼”则体现了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行为方式。
第三为责任。古代儒家的德行论非常发达，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忠信仁义孝惠让敬，都是个人与他人、社会直接关联的德行，这些社会性德行的价值取向，都是要人承担对于他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如孝是突出对父母的责任，忠是突出尽己为人的责任，信是突出对朋友的责任等。责任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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