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86395
编辑推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书中大量古籍文献、图片，资料极其丰富。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行量很大的陈光中教授《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一书基础上大幅度增写、重写和修改而成的，是陈先生关于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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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行量很大的陈光中教授《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一书基础上大幅度增写、重写和修改而成的，是陈先生关于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著作。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可供法学研究者、法学专业学生和法律实务工作者研读，也适合对司法制度史感兴趣的社会人士阅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本书从诉讼法学的视角、按专题分为十章，全覆盖地研究了古代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本书客观地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既是一部司法文明史，也是一部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研读古代司法制度，以史为鉴，有助于当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
目 录
目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之特点及其社会背景（代绪论）
**章司法机构
**节中央司法机构
第二节地方司法机构
第三节皇帝的司法权
第二章监察制度
**节监察机构的沿革
第二节监察机构的职能
第三节监察法律
第三章起诉制度
**节起诉的方式
第二节关于控告犯罪的政策
第三节对控告的受理
第四章强制措施
**节逮捕
第二节囚禁
第三节其他强制措施
第五章证据制度
**节古代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证据的种类
第三节证明
第六章初审程序
**节审判管辖
第二节法官及其责任
第三节代理人、讼师和官代书
第四节案件的审讯和刑讯
第五节保辜制度
第六节案件的判决
第七节审判期限
002
第七章审判救济程序
**节对申诉不服的复审
第二节申报上级的复审
第三节直诉制度
第四节死刑复核与复奏制度
第八章判决的执行
**节死刑的执行
第二节体刑的执行
第三节流刑与徒刑的执行
第九章监狱制度
**节监狱的沿革
第二节中国古代监狱管理制度
第三节录囚制度
第十章民事诉讼制度
**节古代民事诉讼概论
第二节古代民事诉讼的程序
第三节古代的民事调解
出版后记
在线试读
第二节 监察机构的职能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机构，职权可以概括为：纠察官邪，肃正纲纪；推鞫狱讼，究治不法；匡正君主，谏诤得失；监决囚徒，察明冤枉。由于监察机构在各个朝代的职能定位与重视程度不同，因而监察机构的权力与监督范围也有所变化，本节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其主要职能及其行使方式。
一、纠劾官邪，监督百官
监督百官，主要是监督官吏对朝廷颁布的律、令、敕、诏是否遵守并严格执行，以及督察官吏是否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廉洁奉公、爱护隶民。其中，察举、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是纠察百官的重点，也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接近于我们现代所说的行政监察。另外，随着地方权力的不断扩大，为加强中央集权，派史“巡察”地方成为定制。监察方式也经历了以考核为主的“上计”至后期以审查文卷为主的“照刷”。
（一）弹劾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监督的对象非常广泛，先秦时期为中央百官，秦汉时期为郡国二千石长吏及诸侯，唐宋时期为朝廷至州县的宰相及百官，元明清时期为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可谓天子之下，无所不监。随着监督对象的扩大，纠举弹劾的范围也逐步明晰。依据监察机构的职责和相关法律规定，古代监察官主要对实施以下不法行为的官吏纠举弹劾。
1. 违反法令，违诏擅权。即官吏是否依据律、令、敕、诏的规定履行职责，是否有超出规定之外的行为。
秦汉时期，由于中央集权初步确立，稳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是治吏的关键。因此，御史大夫对于官吏的“违诏擅权”就成为监察百官的重点，尤其是地方官吏拥权自重，危害中央集权。例如，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到各地视察，妄称奉命让鲁国和胶东地区铸铁煮盐。御史大夫张汤获知此事之后，奏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 。另外，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内在要求。东汉时，司直“助督录诸州”“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 即考察州郡的奏章虚实，纠举不法。
图2-3（左）张汤墓出土的张汤印 （右）张汤墓纪念碑
隋朝，刘昉因违反诏令被御史梁毗弹劾。《隋书·刘昉传》载：文帝时京师饥荒，诏令禁酒，但舒国公使其妾租屋当垆卖酒，此事被治书侍御史梁毗所劾。唐朝，察举、弹劾官吏违法失职也是监察的重点。唐太宗《纠劾违律行事诏》中强调：“自今以后，官人行事与律乖违者，抑所司纠劾，具以名闻。” 通过此诏可以看到，统治者注重通过纠劾对官吏政事进行督察。
宋朝统治者也多次下诏强调御史要对官吏违犯法令的行为纠举弹劾。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诏曰：“新除省、台、寺、谏、监官，详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职事，如被选之人不徇循守法，敢有僭紊，其申谕中外，违是令者，执政官委御史台弹奏，尚书以下听长官纠劾以闻。” 八月再下诏：“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元朝《宪台格例》载：“诸官司刑名违错，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委监察纠察”。
明朝治吏严苛，史籍所载弹劾官吏的事例不少，如《明史》记载的一则纠劾官吏不守法令的事例：杨稷是杨士奇之子，杨士奇是正统初年内阁三相（“三杨”）之一，曾“逮事四朝，为时耆硕”辅助皇帝，建功立业，是有名的贤相。然而其子杨稷却依恃父亲，随意触法，经言官劾奏，终被正法。史料记载：“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有司乃论杀稷。”
2.贪污受贿，为政不廉。即官吏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谋取私利、贪赃枉法、迫害隶民。
历朝历代，贪污屡禁不止。据《册府元龟》有关“贪贿”的记载可知，自秦汉至唐五代，遭到惩办的高官要员达460名，这仅为高层权力斗争中败北的部分贪官。而实际犯贪命官如蝇聚臭、如蝗扑禾，堪称盖地铺天。至宋朝，贪赃风行，肃贪呼声高昂，官僚惊呼“黩货暴敛，十有六七”。元朝反映“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明、清则已形成“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弥漫天下”，可谓“无官不贪”。由此，肃贪成为各朝各代之要务，秦之御史至明清的都察院，便是肃贪的主要力量。
在古代历史上，有不少惩贪的案例。据《汉书》载：“望之多使守史自给车马，之杜陵护视家事。少史冠法冠，为妻先引，又使卖买，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经术，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倨）慢不逊攘（让），受所监臧（赃）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 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三月，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 玄宗时，李尚隐为御史大夫，积极纠举贪赃枉法的官吏，“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 宋朝，“诏狱史察赃吏” 是监察的核心所在，监察御史可以对贪赃枉法的宰相进行弹劾，且史籍所载弹劾宰相贪污受贿的事例较多。如殿中侍御史雷德骧弹劾宰相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庵侍，通宫掖，以得执政”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下诏：“如人吏受赂及故违条限，仍许御史台检举送大理寺，依法断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 元朝也以查处官吏为政不廉、贪污受贿为监察的重点。《宪例》第八至十条规定：“官为和买诸物，如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官吏将官物侵使，或移易借贷者”“官吏乞受钱物”等皆“委监察纠察”。另外，《行例》《察例》皆有类似规定。
明朝崇尚“重典治吏”，惩治腐败便是其重点规制的内容。《大明律·吏律》规定：“禄人枉法赃者，八十贯绞，不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以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凡官吏犯赃罪，一律不赦”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又在《醒贪简要录》中规定：“官吏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且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儆效尤。洪武年间，左副都御史李庆禁勋贵武臣子弟贩卖私盐害民。并劾权贵赵彝、蔡福、谭青、朱崇、费瓛、梁铭等贪暴黩货，使之受到严惩，一时权贵皆严惮之，号为“生李”，而“中外凛其风采” 。永乐时，监察御史周新，“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惊，目为‘冷面寒铁’。”后因查办锦衣卫指挥纪纲之贪赃，得罪权贵，被逮，“在道榜掠无完肤”临刑前仍大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时人称：“周新当代人” 。宣德年间，顾佐任右都御史，“纠黜贪纵，朝纲肃然。”同时，邵玘任南京左副都御史，大力整顿风纪，与顾佐齐名。《明史》上说：“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廉之足尚也卓矣”。 天顺年间，“御史李纲，历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四百余人，时目为‘铁御史’”。
严嵩作为明朝重臣，在其得宠专权的二十年间，严氏父子贪赃枉法也是为严重，监察官反对严嵩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御史桑乔、给事中胡汝霖疏劾严嵩“秽行”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御史谢瑜疏论严嵩奸贪，“盛苞苴：者为才”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给事中王晔、御史伊敏生、郑芸、陈策、喻时，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先后交替上疏揭露严嵩大奸大贪。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御史何维柏“疏劾大学严嵩奸贪罪，比之李林甫、卢杞。”“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号哭，维柏意气自如。下诏狱，廷杖，除名”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御史王宗茂奏疏严嵩八大罪，“方宗茂上疏，自谓必死，及得贬，恬然出都” 。此后还有御史叶经、周冕、赵锦，给事中厉汝进、吴时来等监察官员不断上疏揭发严嵩贪污罪状。虽然许多监察官员因弹劾严嵩而遭迫害，但后御史邹应龙以确凿的证据再次上疏论劾严嵩父子的奸贪状，终于使嘉靖帝罢免了严嵩，下其子严世蕃于诏狱，后处死。
《清史稿》载李漱芳担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期间，“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
3.拥权懒政，怠于政事。即官吏是否有在职时不理朝政、不勤政、不作为的情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文）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 据《隋书·苏威传》载：“尚书右仆射苏威，因职事多不理，为御史所弹劾。”
宋朝监司专纠拥权懒政的官吏。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太宗发布诏令，诸路转运使“察部下官吏，有罢软不胜任，怠慢不亲事及黩货扰民者”上报朝廷。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高宗命监司察“县令治状显著即老懦不职者”，上其名以为黜罢。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令监司官出巡，凡州县官“奉行弗虔，职事不举者”，按劾以闻。
元朝《宪台格例》规定：“私盐酒面并应禁物货，及盗贼生发藏匿处所，若官司禁断不严，缉捕怠慢者，委监察随事纠察。”另外，元朝的科举制规定：“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如果“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即元朝的肃政廉访司、监察御史负责纠弹科举中怠于行使职权、不负责任的官吏。
清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谕：“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科道皆可尽言。”
4.结党营私，祸乱朝政。即是否有官吏互相勾结，结成党羽，谋取私利，祸乱朝政的情形。
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自唐中后期兴起之后，宋明清时期可谓愈演愈烈。宋朝，为了防范臣下结党营私，危害皇权，弹劾朝臣结党也是监察官吏的重点。咸平初年，宋真宗对宰相说：“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县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风，诚不可长。” 于是宋真宗降诏，申警御史台对这类行为进行纠察。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徽宗下诏：“交结权近，饬巧驰辩，沽誉进躁，阴构异端，附下罔上，腾播是非，分朋植党”，“仍令尚书省御史台觉察纠劾以闻。”
明朝，以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两京御史案为党争的开始。整个弘治年间，北京和南京发生两次大规模言官下狱及内阁、宦官和言官三大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明朝末期，党派林立，斗争不断，致使官场混乱，严重紊乱朝政。清朝统治者鉴于明末结党营私，吏治败坏的教训，特别强调对官僚结党的纠察，严惩结党营私的行为。《大清律例·职制》“奸党”条载：“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为奴，财产为官。” 《钦定台规》指出：“结党恶习诚朝廷之大患”，科道官要对“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宜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勿得畏怯贵要，瞻循容隐。” 为了防止各级官吏结党营私，法令严禁官吏私交私宴，无端庆贺馈赠的行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规定：“私交私宴者依议严行禁革,如仍前违禁私相交结，庆贺升迁，馈送杯币及无端设宴献酬，假馆陈乐，长夜酣歌者，科道官即行指实纠察，从重治罪。如科道官徇情容隐，不行纠参，一并治罪。”
清朝，参劾官员结党营私有名的是陈名夏案。陈名夏是清初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曾因与睿亲王多尔衮、满尚书谭泰等人结党擅权而屡被弹劾。在查处陈名夏案的过程中，诸多科道官员被裹挟其中，参与陈名夏的结党案。因此在陈名夏被大学士宁完我弹劾，并处绞刑两年后，顺治帝下旨对科道言官结党现象提出严厉警戒：“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以后务宜洗涤肺腑，痛除党比，不许仍前蹈袭妄陈。”
另外，古代仪礼的规定非常明确细致，并设有专职监督仪礼的官吏，纠举弹劾是否有不遵守殿廷之仪、祭祀之礼的情形。隋朝的殿中侍御史，专门纠举朝会时的百官失仪。唐朝在仪礼方面的监察，主要体现为知班和监督祭祀。知班，即主持百官上殿的序列和班次，由殿中侍御史主持弹劾包括：“或纵观敕目，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越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喧，或行立怠惰” 等行为。监督祭祀由监察御史行使，“职在审其器服，阅其牲牢，有不修不敬，则举劾闻奏。”
对于涉及上述行为的官吏进行弹劾时，西汉须经三公审核案验，再呈皇帝裁决。东汉初，刺史奏劾不再经由三公案验，直接奏事于皇帝。唐朝御史大夫可直接向皇帝奏劾，御史中丞或侍御史则要向台主“关白”后再行弹劾，监察御史和刺史则通常要经过主管官吏的审核后才能奏劾。 御史若弹劾“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则书而进之，并送中书门。” 弹劾时，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 明朝的御史弹劾百官“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既可以当面劾奏，也可以上书奏章。
古代监察官对于违法官吏的弹劾，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不仅使官吏畏惧不敢犯法，也使官场肃静、官风清廉而能够保持良好的秩序。如史载永乐年间顾佐“入为御史，……刚直不挠，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肃，……权贵人多不便之”。宣德年间，“顾佐被擢。为左都御史。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张孚敬撰《梦余录》中也说：“国朝顾佐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贪墨不法，许穿绯当御前，面加纠举，就行拿问，故都御史凡绯衣入朝之日，必有纠举，大臣莫不股栗。” 由此可见，纠举弹劾朝廷的不法官员，对整肃纪纲起了较大作用。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机构，职权可以概括为：纠察官邪，肃正纲纪；推鞫狱讼，究治不法；匡正君主，谏诤得失；监决囚徒，察明冤枉。由于监察机构在各个朝代的职能定位与重视程度不同，因而监察机构的权力与监督范围也有所变化，本节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其主要职能及其行使方式。
一、纠劾官邪，监督百官
监督百官，主要是监督官吏对朝廷颁布的律、令、敕、诏是否遵守并严格执行，以及督察官吏是否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廉洁奉公、爱护隶民。其中，察举、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是纠察百官的重点，也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接近于我们现代所说的行政监察。另外，随着地方权力的不断扩大，为加强中央集权，派史“巡察”地方成为定制。监察方式也经历了以考核为主的“上计”至后期以审查文卷为主的“照刷”。
（一）弹劾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监督的对象非常广泛，先秦时期为中央百官，秦汉时期为郡国二千石长吏及诸侯，唐宋时期为朝廷至州县的宰相及百官，元明清时期为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可谓天子之下，无所不监。随着监督对象的扩大，纠举弹劾的范围也逐步明晰。依据监察机构的职责和相关法律规定，古代监察官主要对实施以下不法行为的官吏纠举弹劾。
1. 违反法令，违诏擅权。即官吏是否依据律、令、敕、诏的规定履行职责，是否有超出规定之外的行为。
秦汉时期，由于中央集权初步确立，稳固和加强中央集权是治吏的关键。因此，御史大夫对于官吏的“违诏擅权”就成为监察百官的重点，尤其是地方官吏拥权自重，危害中央集权。例如，武帝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到各地视察，妄称奉命让鲁国和胶东地区铸铁煮盐。御史大夫张汤获知此事之后，奏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 。另外，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内在要求。东汉时，司直“助督录诸州”“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 即考察州郡的奏章虚实，纠举不法。
图2-3（左）张汤墓出土的张汤印 （右）张汤墓纪念碑
隋朝，刘昉因违反诏令被御史梁毗弹劾。《隋书·刘昉传》载：文帝时京师饥荒，诏令禁酒，但舒国公使其妾租屋当垆卖酒，此事被治书侍御史梁毗所劾。唐朝，察举、弹劾官吏违法失职也是监察的重点。唐太宗《纠劾违律行事诏》中强调：“自今以后，官人行事与律乖违者，抑所司纠劾，具以名闻。” 通过此诏可以看到，统治者注重通过纠劾对官吏政事进行督察。
宋朝统治者也多次下诏强调御史要对官吏违犯法令的行为纠举弹劾。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诏曰：“新除省、台、寺、谏、监官，详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职事，如被选之人不徇循守法，敢有僭紊，其申谕中外，违是令者，执政官委御史台弹奏，尚书以下听长官纠劾以闻。” 八月再下诏：“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元朝《宪台格例》载：“诸官司刑名违错，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委监察纠察”。
明朝治吏严苛，史籍所载弹劾官吏的事例不少，如《明史》记载的一则纠劾官吏不守法令的事例：杨稷是杨士奇之子，杨士奇是正统初年内阁三相（“三杨”）之一，曾“逮事四朝，为时耆硕”辅助皇帝，建功立业，是有名的贤相。然而其子杨稷却依恃父亲，随意触法，经言官劾奏，终被正法。史料记载：“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有司乃论杀稷。”
2.贪污受贿，为政不廉。即官吏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谋取私利、贪赃枉法、迫害隶民。
历朝历代，贪污屡禁不止。据《册府元龟》有关“贪贿”的记载可知，自秦汉至唐五代，遭到惩办的高官要员达460名，这仅为高层权力斗争中败北的部分贪官。而实际犯贪命官如蝇聚臭、如蝗扑禾，堪称盖地铺天。至宋朝，贪赃风行，肃贪呼声高昂，官僚惊呼“黩货暴敛，十有六七”。元朝反映“贪污害民者十盖七八”，明、清则已形成“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弥漫天下”，可谓“无官不贪”。由此，肃贪成为各朝各代之要务，秦之御史至明清的都察院，便是肃贪的主要力量。
在古代历史上，有不少惩贪的案例。据《汉书》载：“望之多使守史自给车马，之杜陵护视家事。少史冠法冠，为妻先引，又使卖买，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经术，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倨）慢不逊攘（让），受所监臧（赃）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 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三月，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 玄宗时，李尚隐为御史大夫，积极纠举贪赃枉法的官吏，“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 宋朝，“诏狱史察赃吏” 是监察的核心所在，监察御史可以对贪赃枉法的宰相进行弹劾，且史籍所载弹劾宰相贪污受贿的事例较多。如殿中侍御史雷德骧弹劾宰相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庵侍，通宫掖，以得执政”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下诏：“如人吏受赂及故违条限，仍许御史台检举送大理寺，依法断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 元朝也以查处官吏为政不廉、贪污受贿为监察的重点。《宪例》第八至十条规定：“官为和买诸物，如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官吏将官物侵使，或移易借贷者”“官吏乞受钱物”等皆“委监察纠察”。另外，《行例》《察例》皆有类似规定。
明朝崇尚“重典治吏”，惩治腐败便是其重点规制的内容。《大明律·吏律》规定：“禄人枉法赃者，八十贯绞，不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以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凡官吏犯赃罪，一律不赦”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又在《醒贪简要录》中规定：“官吏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且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儆效尤。洪武年间，左副都御史李庆禁勋贵武臣子弟贩卖私盐害民。并劾权贵赵彝、蔡福、谭青、朱崇、费瓛、梁铭等贪暴黩货，使之受到严惩，一时权贵皆严惮之，号为“生李”，而“中外凛其风采” 。永乐时，监察御史周新，“敢言，多所弹劾。贵戚震惊，目为‘冷面寒铁’。”后因查办锦衣卫指挥纪纲之贪赃，得罪权贵，被逮，“在道榜掠无完肤”临刑前仍大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时人称：“周新当代人” 。宣德年间，顾佐任右都御史，“纠黜贪纵，朝纲肃然。”同时，邵玘任南京左副都御史，大力整顿风纪，与顾佐齐名。《明史》上说：“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廉之足尚也卓矣”。 天顺年间，“御史李纲，历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赃吏四百余人，时目为‘铁御史’”。
严嵩作为明朝重臣，在其得宠专权的二十年间，严氏父子贪赃枉法也是为严重，监察官反对严嵩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御史桑乔、给事中胡汝霖疏劾严嵩“秽行”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御史谢瑜疏论严嵩奸贪，“盛苞苴：者为才”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给事中王晔、御史伊敏生、郑芸、陈策、喻时，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先后交替上疏揭露严嵩大奸大贪。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御史何维柏“疏劾大学严嵩奸贪罪，比之李林甫、卢杞。”“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号哭，维柏意气自如。下诏狱，廷杖，除名”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御史王宗茂奏疏严嵩八大罪，“方宗茂上疏，自谓必死，及得贬，恬然出都” 。此后还有御史叶经、周冕、赵锦，给事中厉汝进、吴时来等监察官员不断上疏揭发严嵩贪污罪状。虽然许多监察官员因弹劾严嵩而遭迫害，但后御史邹应龙以确凿的证据再次上疏论劾严嵩父子的奸贪状，终于使嘉靖帝罢免了严嵩，下其子严世蕃于诏狱，后处死。
《清史稿》载李漱芳担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期间，“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
3.拥权懒政，怠于政事。即官吏是否有在职时不理朝政、不勤政、不作为的情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贾逵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文）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 据《隋书·苏威传》载：“尚书右仆射苏威，因职事多不理，为御史所弹劾。”
宋朝监司专纠拥权懒政的官吏。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太宗发布诏令，诸路转运使“察部下官吏，有罢软不胜任，怠慢不亲事及黩货扰民者”上报朝廷。 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高宗命监司察“县令治状显著即老懦不职者”，上其名以为黜罢。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令监司官出巡，凡州县官“奉行弗虔，职事不举者”，按劾以闻。
元朝《宪台格例》规定：“私盐酒面并应禁物货，及盗贼生发藏匿处所，若官司禁断不严，缉捕怠慢者，委监察随事纠察。”另外，元朝的科举制规定：“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如果“所在官司迟误开试日期，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纠弹治罪。” 即元朝的肃政廉访司、监察御史负责纠弹科举中怠于行使职权、不负责任的官吏。
清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谕：“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科道皆可尽言。”
4.结党营私，祸乱朝政。即是否有官吏互相勾结，结成党羽，谋取私利，祸乱朝政的情形。
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自唐中后期兴起之后，宋明清时期可谓愈演愈烈。宋朝，为了防范臣下结党营私，危害皇权，弹劾朝臣结党也是监察官吏的重点。咸平初年，宋真宗对宰相说：“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县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风，诚不可长。” 于是宋真宗降诏，申警御史台对这类行为进行纠察。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徽宗下诏：“交结权近，饬巧驰辩，沽誉进躁，阴构异端，附下罔上，腾播是非，分朋植党”，“仍令尚书省御史台觉察纠劾以闻。”
明朝，以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两京御史案为党争的开始。整个弘治年间，北京和南京发生两次大规模言官下狱及内阁、宦官和言官三大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明朝末期，党派林立，斗争不断，致使官场混乱，严重紊乱朝政。清朝统治者鉴于明末结党营私，吏治败坏的教训，特别强调对官僚结党的纠察，严惩结党营私的行为。《大清律例·职制》“奸党”条载：“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为奴，财产为官。” 《钦定台规》指出：“结党恶习诚朝廷之大患”，科道官要对“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宜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勿得畏怯贵要，瞻循容隐。” 为了防止各级官吏结党营私，法令严禁官吏私交私宴，无端庆贺馈赠的行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规定：“私交私宴者依议严行禁革,如仍前违禁私相交结，庆贺升迁，馈送杯币及无端设宴献酬，假馆陈乐，长夜酣歌者，科道官即行指实纠察，从重治罪。如科道官徇情容隐，不行纠参，一并治罪。”
清朝，参劾官员结党营私有名的是陈名夏案。陈名夏是清初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曾因与睿亲王多尔衮、满尚书谭泰等人结党擅权而屡被弹劾。在查处陈名夏案的过程中，诸多科道官员被裹挟其中，参与陈名夏的结党案。因此在陈名夏被大学士宁完我弹劾，并处绞刑两年后，顺治帝下旨对科道言官结党现象提出严厉警戒：“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以后务宜洗涤肺腑，痛除党比，不许仍前蹈袭妄陈。”
另外，古代仪礼的规定非常明确细致，并设有专职监督仪礼的官吏，纠举弹劾是否有不遵守殿廷之仪、祭祀之礼的情形。隋朝的殿中侍御史，专门纠举朝会时的百官失仪。唐朝在仪礼方面的监察，主要体现为知班和监督祭祀。知班，即主持百官上殿的序列和班次，由殿中侍御史主持弹劾包括：“或纵观敕目，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越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喧，或行立怠惰” 等行为。监督祭祀由监察御史行使，“职在审其器服，阅其牲牢，有不修不敬，则举劾闻奏。”
对于涉及上述行为的官吏进行弹劾时，西汉须经三公审核案验，再呈皇帝裁决。东汉初，刺史奏劾不再经由三公案验，直接奏事于皇帝。唐朝御史大夫可直接向皇帝奏劾，御史中丞或侍御史则要向台主“关白”后再行弹劾，监察御史和刺史则通常要经过主管官吏的审核后才能奏劾。 御史若弹劾“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则书而进之，并送中书门。” 弹劾时，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 明朝的御史弹劾百官“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既可以当面劾奏，也可以上书奏章。
古代监察官对于违法官吏的弹劾，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不仅使官吏畏惧不敢犯法，也使官场肃静、官风清廉而能够保持良好的秩序。如史载永乐年间顾佐“入为御史，……刚直不挠，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肃，……权贵人多不便之”。宣德年间，“顾佐被擢。为左都御史。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张孚敬撰《梦余录》中也说：“国朝顾佐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贪墨不法，许穿绯当御前，面加纠举，就行拿问，故都御史凡绯衣入朝之日，必有纠举，大臣莫不股栗。” 由此可见，纠举弹劾朝廷的不法官员，对整肃纪纲起了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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