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46029丛书名: 启真·思想家
编辑推荐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瑞·蒙克是罗素的传记作者中**理解罗素专业著作的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精)》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展现了罗素与当时的思想界和英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精)》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展现了罗素与当时的思想界和英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内容简介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在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其思想对公共领域也有深远影响。蒙克的《罗素传》（两卷本）是迄今为止*全面、*好读的罗素传记，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本书是**卷，讲述其1872—1921年的成长、学习及研究历程。
该书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交织叙述了罗素的哲学著作、政治担当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蒙克不是去评价，而是用脉络清晰、无所不包的故事来说话，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该书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交织叙述了罗素的哲学著作、政治担当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蒙克不是去评价，而是用脉络清晰、无所不包的故事来说话，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目 录
部
章幽灵
第二章剑桥
第三章货物中的尸体
第四章整体与部分
第五章痛苦的宗教
第六章长夜
第七章重新唤醒的理想
第八章艰难而枯燥的思考
第九章困惑
第十章破碎的波浪
第十一章外部世界与内心之火
第十二章阿珀林纳克斯先生
第二部1914—
第十三章与众不同
第十四章打开硬壳
第十五章E太太
第十六章靡菲斯特
第十七章厌世者
第十八章重返哲学研究
第十九章监狱
第二十章自由之路
第二十一章回归
前 言
引言
“一个人究竟怎么用严肃的文字，并且在标注日期的情况下，解释疯狂与爱情呢？”
当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撰写罗杰?弗莱传记的过程心力交瘁，恼怒之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一生中享受了小说家特有的待遇，从内心深处描写稍纵即逝的意象、思绪和感觉，但是她发现，纯粹的外部记录构成了传记作者使用的素材，与这样的东西打交道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她不禁问道：怎样才能写出人物传记？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件并没有形诸文字，被记录下来？
当然，一般而言，关于传记的此类疑问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有的人具有天生的本领，可以描写和记录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内外兼顾，至少 给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即便不能解释，但至少描述了其生活中的“疯狂与爱情”。弗吉尼亚 ? 伍尔夫本人是其中一位（“只有一种经历 我不能描写，”她曾经写道，“这就是我自己的死亡过程”），伯特兰?罗素是另 外一位。
罗素一生著述很多，数量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他正式出版的文字卷帙浩繁 （*近完成的《伯特兰?罗素文献》列出的参考文献超过了3000项），他留下的文章和信件的数量之巨，甚至更加令人称奇。罗素**馆估计，该馆收藏的信件多达4万余封。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和文件。罗素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于1970年2月2日逝世，离他 98 岁生日仅仅几个月时间），几乎每天都动笔写作，使用的体裁各式各样，篇幅平均为两三千个单词。
在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献中，也许很多都与他本人有关。暂且撇开罗素为其自 传撰写的十余篇文章不谈，他的信件——特别是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 2000 余封 信件——记录了他的生活、观点和感觉，就详尽和专注程度而言，也许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与之比肩。由此可见，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撰写罗素传记的机会，揭示他人生中的一切（或者不管怎样说，许多）复杂性，揭示他表达爱情和表现疯狂的独特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出版的罗素传记都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本罗素传记是阿兰?伍德撰写的《伯特兰?罗素：充满激情的不可知论者》（该书1957年出版，当时罗素依然在世），当时这样的机会尚不存在。尽管伍德拥有优势，得到了罗素本人的合作和帮助，但是他没有接触罗素尚未出版的手稿和信件。因此，伍德缺乏进行深度探索的手段（就我们可以判断的情况而言，还缺乏 进行深度探索的兴趣），写出的东西仅仅涉及罗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带有很强 的安慰剂性质，是罗素本人那时希望见诸文字的内容。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罗素传记还有另外两种，一本是罗纳德?克拉克撰写的《伯特兰?罗素传》（1975 年），另一本是卡罗琳?穆尔黑德撰写的《伯特兰?罗 素》（1992年）。这两本著作对罗素的个人生活进行了更多研究，两位作者在资料和出版方面受到的限制比伍德少了一些。然而，两位作者都有同样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或多或少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建树缺乏兴趣。
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关于这个问题，近来讨论很多， 然而依我所见，人们对此的探讨常常出现方向性错误。对传记作者来说，需要回 答的问题不是作者的作品是否可以孤立地加以理解（当然，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 显示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而是能否在不了解其作品的情况下，理解作者的生活。传记不是服务行业，不从给文学批评提供的帮助中，也不从思想史或者任 何其他“学科”那里获得自身的目的。传记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体裁。正如理 查德?霍尔姆斯*近指出的，传记是“人类的一种理解艺术，是对人性的一种赞 美”。传记的目的正是为了理解它所描述的主人公。传记无须自称是理解作品的 前提条件；理解一个有趣的人足以给予传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理由。
但是，当传记的主人公是作家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熟知其作品， 是否可能理解其人呢？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答案是“不可能”。毋庸置疑， 就罗素的情况而言，如果不了解研究哲学的希望在他的人生和想象力中所起的作 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人。此外，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罗素哲学本身，就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自传》绪论中，罗素本人提供了理解他的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人 生的钥匙，描述了“支配我人生的三种激情，它们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强烈，具有压倒之势”：
它们是渴望爱情、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 这些强烈情感如同阵阵狂风，路径全无规则，将我刮到各处，让我掠过极度痛苦的深邃海洋，濒临绝望的边缘。
罗纳德 ? 克拉克和卡罗琳?穆尔黑德创作的传记关注了其中两种激情，他们将一种没有必要的限制强加于自身头上，无法充分理解“全无规则的路径”上出现的迂回曲折，无法把握罗素在此提及的“绝望”的准确性质。本书试图探索罗素描述的每一种“疯狂”具有的全部力量，从而以更正确的 方式勾勒出它们的路径，探讨他对爱情的需要，展示他对某些知识的渴望，揭示有时在他内心深处出现的参与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冲动。这些强烈的激情和紧张 状态存在于他的身上，驱使他时而放弃哲学转而追求爱情，时而放弃爱情转而追 求政治，时而放弃政治转而追求哲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要了解他对 人生道路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些激情和紧张状态所包含的力量。
为什么罗素觉得这些强烈的激情是互相冲突的？为什么它们形成的狂风将他 刮到截然相反的方向？为了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这些激情在什么程 度上是他就另外一个问题作出的别样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孤立状态和孤独心 态的敏锐感知。而且，他在内心深处对精神失常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从而让 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致伊迪斯》暗示了类似的感觉，罗素将这首诗歌放在 《自传》前面，**段内容如下：
我长期
寻求内心的平静，
我发现狂喜,
我发现苦难，
我发现孤独。
我发现噬咬心灵的孤单痛苦，
然而我没有发现平静。
罗素凭借这三种激情，通过与其他个体，与人类总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克服自己的孤独感。与其他个体的接触源于他受到精神失常的恐惧感的威胁，这种恐惧感使他担心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人类总体的交流源于孤独感给他 带来的威胁；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源于他日益严重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让 他的信仰不断丧失，成为他的哲学思想变化的特征（正如他所说的，“远离毕达哥拉斯”）。
我将努力去显示——而不是陈述——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以及潜伏其下的恐惧和焦灼。这就是说，我将以尽量明晰的方式，通过罗素自己的文字，展示他的人生和个性。因此，本书每一页几乎都包含两三段罗素本人的话语。我知道，许多读者将会认为，由此揭示的罗素的个性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展现这个人物。罗素具有许多令我钦佩的品质：例如，他智慧超群，哲学思想明晰而严谨，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然而，对许多对罗素抱有钦佩之情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去理解上述品质是如何与下述特 点共生共存的：他对身边的人表现出令人恐惧的冷酷，他内心深处潜伏着令人心 神不安的可怕仇恨。
罗素曾经告诉奥托琳，他觉得*“亲密的”小说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的罗果金——《白痴》中的那个角色，受到仇恨、失望和嫉妒的煎熬， 是饱经苦难、行为邪恶的谋杀者。我认为：这个方面揭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助 于我们理解罗素的性格。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这个方面与罗素对哲学的关注一 样，并未得到应有的强调。我的主要希望是，通过引述罗素自己的观点，说明这位《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位《数学原理》的合著者是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自 己的。如果说本书描绘的罗素肖像没有原来的那么迷人，那么我希望它是更复 杂、更有趣的，而且我相信它是更准确的。
“一个人究竟怎么用严肃的文字，并且在标注日期的情况下，解释疯狂与爱情呢？”
当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撰写罗杰?弗莱传记的过程心力交瘁，恼怒之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一生中享受了小说家特有的待遇，从内心深处描写稍纵即逝的意象、思绪和感觉，但是她发现，纯粹的外部记录构成了传记作者使用的素材，与这样的东西打交道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她不禁问道：怎样才能写出人物传记？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件并没有形诸文字，被记录下来？
当然，一般而言，关于传记的此类疑问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有的人具有天生的本领，可以描写和记录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内外兼顾，至少 给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即便不能解释，但至少描述了其生活中的“疯狂与爱情”。弗吉尼亚 ? 伍尔夫本人是其中一位（“只有一种经历 我不能描写，”她曾经写道，“这就是我自己的死亡过程”），伯特兰?罗素是另 外一位。
罗素一生著述很多，数量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他正式出版的文字卷帙浩繁 （*近完成的《伯特兰?罗素文献》列出的参考文献超过了3000项），他留下的文章和信件的数量之巨，甚至更加令人称奇。罗素**馆估计，该馆收藏的信件多达4万余封。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和文件。罗素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于1970年2月2日逝世，离他 98 岁生日仅仅几个月时间），几乎每天都动笔写作，使用的体裁各式各样，篇幅平均为两三千个单词。
在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献中，也许很多都与他本人有关。暂且撇开罗素为其自 传撰写的十余篇文章不谈，他的信件——特别是写给奥托琳?莫里尔的 2000 余封 信件——记录了他的生活、观点和感觉，就详尽和专注程度而言，也许只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与之比肩。由此可见，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撰写罗素传记的机会，揭示他人生中的一切（或者不管怎样说，许多）复杂性，揭示他表达爱情和表现疯狂的独特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出版的罗素传记都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本罗素传记是阿兰?伍德撰写的《伯特兰?罗素：充满激情的不可知论者》（该书1957年出版，当时罗素依然在世），当时这样的机会尚不存在。尽管伍德拥有优势，得到了罗素本人的合作和帮助，但是他没有接触罗素尚未出版的手稿和信件。因此，伍德缺乏进行深度探索的手段（就我们可以判断的情况而言，还缺乏 进行深度探索的兴趣），写出的东西仅仅涉及罗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带有很强 的安慰剂性质，是罗素本人那时希望见诸文字的内容。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罗素传记还有另外两种，一本是罗纳德?克拉克撰写的《伯特兰?罗素传》（1975 年），另一本是卡罗琳?穆尔黑德撰写的《伯特兰?罗 素》（1992年）。这两本著作对罗素的个人生活进行了更多研究，两位作者在资料和出版方面受到的限制比伍德少了一些。然而，两位作者都有同样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或多或少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建树缺乏兴趣。
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关于这个问题，近来讨论很多， 然而依我所见，人们对此的探讨常常出现方向性错误。对传记作者来说，需要回 答的问题不是作者的作品是否可以孤立地加以理解（当然，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 显示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而是能否在不了解其作品的情况下，理解作者的生活。传记不是服务行业，不从给文学批评提供的帮助中，也不从思想史或者任 何其他“学科”那里获得自身的目的。传记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体裁。正如理 查德?霍尔姆斯*近指出的，传记是“人类的一种理解艺术，是对人性的一种赞 美”。传记的目的正是为了理解它所描述的主人公。传记无须自称是理解作品的 前提条件；理解一个有趣的人足以给予传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理由。
但是，当传记的主人公是作家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熟知其作品， 是否可能理解其人呢？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答案是“不可能”。毋庸置疑， 就罗素的情况而言，如果不了解研究哲学的希望在他的人生和想象力中所起的作 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人。此外，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罗素哲学本身，就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自传》绪论中，罗素本人提供了理解他的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人 生的钥匙，描述了“支配我人生的三种激情，它们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强烈，具有压倒之势”：
它们是渴望爱情、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 这些强烈情感如同阵阵狂风，路径全无规则，将我刮到各处，让我掠过极度痛苦的深邃海洋，濒临绝望的边缘。
罗纳德 ? 克拉克和卡罗琳?穆尔黑德创作的传记关注了其中两种激情，他们将一种没有必要的限制强加于自身头上，无法充分理解“全无规则的路径”上出现的迂回曲折，无法把握罗素在此提及的“绝望”的准确性质。本书试图探索罗素描述的每一种“疯狂”具有的全部力量，从而以更正确的 方式勾勒出它们的路径，探讨他对爱情的需要，展示他对某些知识的渴望，揭示有时在他内心深处出现的参与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冲动。这些强烈的激情和紧张 状态存在于他的身上，驱使他时而放弃哲学转而追求爱情，时而放弃爱情转而追 求政治，时而放弃政治转而追求哲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要了解他对 人生道路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些激情和紧张状态所包含的力量。
为什么罗素觉得这些强烈的激情是互相冲突的？为什么它们形成的狂风将他 刮到截然相反的方向？为了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这些激情在什么程 度上是他就另外一个问题作出的别样回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孤立状态和孤独心 态的敏锐感知。而且，他在内心深处对精神失常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从而让 这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致伊迪斯》暗示了类似的感觉，罗素将这首诗歌放在 《自传》前面，**段内容如下：
我长期
寻求内心的平静，
我发现狂喜,
我发现苦难，
我发现孤独。
我发现噬咬心灵的孤单痛苦，
然而我没有发现平静。
罗素凭借这三种激情，通过与其他个体，与人类总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克服自己的孤独感。与其他个体的接触源于他受到精神失常的恐惧感的威胁，这种恐惧感使他担心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人类总体的交流源于孤独感给他 带来的威胁；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源于他日益严重的不可知论，这种不可知论让 他的信仰不断丧失，成为他的哲学思想变化的特征（正如他所说的，“远离毕达哥拉斯”）。
我将努力去显示——而不是陈述——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以及潜伏其下的恐惧和焦灼。这就是说，我将以尽量明晰的方式，通过罗素自己的文字，展示他的人生和个性。因此，本书每一页几乎都包含两三段罗素本人的话语。我知道，许多读者将会认为，由此揭示的罗素的个性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展现这个人物。罗素具有许多令我钦佩的品质：例如，他智慧超群，哲学思想明晰而严谨，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然而，对许多对罗素抱有钦佩之情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去理解上述品质是如何与下述特 点共生共存的：他对身边的人表现出令人恐惧的冷酷，他内心深处潜伏着令人心 神不安的可怕仇恨。
罗素曾经告诉奥托琳，他觉得*“亲密的”小说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的罗果金——《白痴》中的那个角色，受到仇恨、失望和嫉妒的煎熬， 是饱经苦难、行为邪恶的谋杀者。我认为：这个方面揭示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助 于我们理解罗素的性格。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这个方面与罗素对哲学的关注一 样，并未得到应有的强调。我的主要希望是，通过引述罗素自己的观点，说明这位《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位《数学原理》的合著者是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自 己的。如果说本书描绘的罗素肖像没有原来的那么迷人，那么我希望它是更复 杂、更有趣的，而且我相信它是更准确的。
媒体评论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在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其思想对公共领域也有深远影响。蒙克的《罗素传》(两卷本)是迄今为止*全面、*好读的罗素传记，南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本书是**卷，讲述其1872—1921年的成长、学习及研究历程。
极为感人……成功地描述了罗素的生平，交织叙述了罗素的哲学著作、政治担当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蒙克不是去评价，而是用脉络清晰、无所不包的故事来说话，这正是蒙克的成功之处。
——尼古拉斯·莫斯利，《每日电讯报》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蒙克是罗素的传记作者中**理解罗素专业著作的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安东尼·戈特利布，《旁观者》
该书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展现了罗素与当时的思想界和英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极为感人……成功地描述了罗素的生平，交织叙述了罗素的哲学著作、政治担当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蒙克不是去评价，而是用脉络清晰、无所不包的故事来说话，这正是蒙克的成功之处。
——尼古拉斯·莫斯利，《每日电讯报》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蒙克是罗素的传记作者中**理解罗素专业著作的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安东尼·戈特利布，《旁观者》
该书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展现了罗素与当时的思想界和英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线试读
10月第二周，他们终于抵达上海。罗素到了中国，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着迷。途中写信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阴郁基调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轻松的 愉悦氛围。他和朵拉一下船便感受到了热情，朵拉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他俩 受到款待，“就像国王和王后”。他们被直接送到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新闻发布会现 场，与当地记者见面，给予报纸的摄影师拍照的机会。次日，那些照片和报道出 现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谈到了对他俩的访谈，还谈到他俩的衣着、长相和其他 相关情况。
公众对他们两人很感兴趣，其强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公众的主 要兴奋点看来不是在罗素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贡献上，而是在他的社会和政治 思想上。“世界上*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到中国，我们非常高兴。”一名来自上海 的学生致信罗素，表达了对他的重要性的看法，这看来是中国人的普遍观点。如 果说俄国人希望给罗素上一堂人生哲学课，那么，中国人的态度似乎同样坚定， 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这样的东西。在上海短暂逗留的几天时间中，罗素接待了无数 访客，被所有的人视为睿智、博学的哲人。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若干 人致辞，对他表示欢迎。他后来写道，他被称为“第二个孔子”。那次宴会给他 留下一个经常谈及的记忆：他**次听到中国的古代音乐演奏，那种乐器被他描 述为“有点像吉他……但是被平放在桌子上”。一般说来，音乐不会给罗素留下 深刻印象，然而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种音乐“非常动听，非常精妙”。
罗素仅在上海住了一夜之后便宣布，自己喜欢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他写 道：“我那时才知道，受过教化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文明的人。”他见到的每个人 看来都充满睿智，滑稽幽默，不乏魅力。他的翻译赵元任让他感到特别惊讶。赵 元任全程陪同，将他的讲座和讲话译成中文。赵元任曾在美国待了 10 年，并且 完成了人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成了中文。他年 富力强，头脑聪明，而且反应机敏，妙语连珠，是罗素和朵拉的完美陪伴，两人 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看见罗素的一篇文章，题为《当下乱局之成因》（现在是《工业文明的前景》的**章），随即脱口而出：“怎么说呢，我觉得，当下乱局的成因是以前的乱局。”那样的睿智让人想起 18 世纪的英国绅士，正是罗素 *欣赏的类型。
罗素开始时失望地发现，他并不是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中国各地旅行，看一看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作为回报，他参加访谈，举行讲座， 满足人们希望见到他、聆听他的观点的迫切要求。首先，他们一行在杭州的西子 湖畔住了 3 个晚上。主人带领罗素和朵拉参观了附近岛上的乡村房舍和寺庙。罗 素发现，在中国，“看来没有谁相信宗教，甚至那些和尚也不相信”。这让他觉得 很有意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当时正在形成的印象：中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保留 着田园诗的韵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18 世纪的英格兰，恰如辉格主义者向往的某种天堂。
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假如 18 世纪的欧洲持续存在至今，没有出现产业 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它就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这里的人似乎是理性的享 乐主义者，谙熟获得幸福之道，通过对艺术感的强化培养，变得近乎完美。 他们与欧洲人大不一样，选择享乐而不是权力。
结束了在杭州的访问之后，罗素和朵拉到了南京。在那里，罗素给中国科学 协会举办了题为《爱因斯坦的新引力理论》的讲座。随后，两人顺着长江而上， 经过 3 天航行，到达了汉口。罗素回忆说：“在长江上航行的那几天非常愉快，与 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所闻形成截然对比。”朵拉写给她母亲的信件也证实了这一印 象。朵拉告诉母亲：“中国的风景堪称天堂，无与伦比，恰如中国绘画，远处雾霭 朦胧的山岭总是依稀可见。我觉得，长江肯定可以跻身世界上*漂亮的河流之列。”
两人离开汉口之后，到了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一个重要的商业、工业 和教育中心。当时，长沙正在举行一次教育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哲学家约翰 ? 杜 威。杜威在 1 年之前接受中国讲座协会——罗素也是受到该机构的邀请——邀请 来到中国，并且已经接受了再待 1 年的请求。罗素和杜威是在湖南省省长举行的 一次宴会上相遇的；多年以来，杜威在公开场合对罗素有过多次善意之举，但是 私下里看来并不喜欢罗素。根据美国自由主义作家锡德尼 ? 胡克的说法，“杜威 对罗素的恶感始于中国……杜威觉得，罗素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他喜欢杜威，超过了他在 1914 年见到的其他任何美国人，“现在我觉得他无法忍受”。
会议组织者本来希望说服罗素在长沙逗留 1 周，举行讲座，与人交流。但是， 罗素和朵拉已在中国旅行了两周，心情愉快，然而身体疲惫，希望休息一段时 间，所以很想到北京去安顿下来。因此，两人决定，只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根据 罗素的回忆，为了补偿他拒绝留下带来的结果，在那天的 24 个小时中，他举行 了 4 场讲座，发表了两次宴会致辞，午餐之后还有一次讲话。
四场讲座全都涉及同样的主题，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他对俄国的印象， 分析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后以《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为题结 束。在他的听众之中，当时是年仅 26 岁的学生。根据的说法（保 留在他当时撰写的一封信件中），正如人们预料的，罗素“采取了支持共产主义 的立场，但是反对工农专政”：他说，应该使用教育这个方式改变有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必要 限制自由，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和暴力革命。
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 法作为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当时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1911 年的革命——罗素 倾向于认为，它与英国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类似——让中国在理论上是一个君主 立宪国家，但是其实大体上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孙中山领导着信奉温和社会主义 的国民党，罗素——与约翰 ? 杜威一样——希望国民党在那场权力之争中获得 胜利。1920 年秋天，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可能性**的结果；第二， 尽管持怀疑态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实现。 学生和政治进步人士普遍觉得，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许多人向苏维埃俄国 寻求指导。在罗素的听众中，许多人认为这位《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 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它至少可以在严肃的意义上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 理想抗衡。
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罗素给奥托琳写了一封长信，记录了那次旅行，谈到了 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初步印象。他请她准备几份打字稿，分别寄给克里福德 ? 艾伦、伊丽莎白（他的嫂子）、科莱特以及《国家》的主编休 ? 马辛厄姆。他说，如果马辛厄姆愿意，可以将文稿刊登出来。“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随后可以 寄给他更有趣的东西——我本人倾向于后一个方案。”到头来，马辛厄姆原文照 登了那封长信，使用的标题是《中国的幸福》。
那时，罗素在中国还不到 3 周时间，甚至尚未到达北京，他描述的中国印象可 能有为时过早之嫌。在那封信件中，罗素勾勒了文明程度极高的人物画像，他们 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过于精致，过于从容，难以抵抗现代世界的种种野蛮做法。但 是，剩下的旅途中，罗素定格的这种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俄国，他将西化 视为一种疾病；在中国，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那种疾病传播开来之前，看到在*健 康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风貌。在他的信件中，在中国的欧洲人仿佛被描述成某种 致命痛苦的载体。在上海，“欧洲人看上去几乎个个病态，面目可憎”。在长沙， “欧洲人拥有一些工厂，一些银行，一些传教团体，一家医院——按照西方方式损 害和修复身心的东西一应俱全”。他报告说，在长沙大约有 300 个欧洲人，接着，他 仿佛以告诉病人好消息的医生的口气补充说：“不过，欧化尚未大规模漫延开来。”
10 月的*后一天，罗素和朵拉一行终于抵达北京。罗素的以上心态很快表 现出来：他们两人反复要求，使用二手中式家具布置他们的寓所，不用给他们提 供的欧式家具。罗素和朵拉决定，尽量与北京的欧洲人圈子保持距离。罗素写 道：“在东方的英国人完全与环境脱节，打马球，上俱乐部，从 18 世纪传教士的 著作中获得对本地文化的看法，以鄙视英国乡下人的智性的态度，鄙视东方人的 智性。”罗素没有刻意表示，他和朵拉是已婚夫妻，对这样做给传统的欧洲感造 成的冒犯，两人都深感高兴。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上流人士因此完全避开他们两 人。他们两人受到中国主人的极大尊重；相比之下，他们公开对抗传统的两性关 系和婚姻观念带来的偏见显得微不足道。在北京，欧洲的外交官员、商人及其各 色人等频频发出邀请，让他们有应接不暇之感。
可是，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亲自去结识和理解中国人。对罗素和朵拉两人来 说，“中国的问题”与产业主义问题密切联系。在各自访问俄国的过程中，两人 以不同方式，就这个问题形成了深刻印象。朵拉后来回忆在中国度过的那段日子 时写道：“我们两人清楚地看到，我们那时生活在前工业化的文明中。”因此，作 为两人在俄国的经历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中形成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驯服”工 业化发展，使其与我们珍视的文明匹配？这时，这个问题被确定为另外一个问题，在调整自身、面对现代世界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中国人是否可以保留让自己如此愉快的某些品质呢？ 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为了帮助中国，我愿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这项任务很难。中国是一个艺术之邦，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说， 想象一下奥古斯都 ? 约翰和利顿 ? 斯特雷奇统治之下的大英帝国，“你就可以对中 国在 2000 年中如何被人统治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概念”。当年在狱中，他曾经 详细对比了维多利亚人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差异，对比了一方的活力和能量与另 外一方的无精打采的艺术感。在他的脑海里，这样的对立以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对 比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他看到，完全忽视当代生活的雅致的愉悦导致的 危险；中国人让他看到，如果扩大那些愉悦、排除其他东西，也可能导致危险。 他告诉奥托琳：“中国人常常提醒我奥斯卡 ? 王尔德**次出庭时的情景。他觉 得，睿智可以让他度过任何难关，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被一台并不在乎人的价值 的巨大机器控制。”
在国立北京大学，罗素在讲座中介绍了哲学和数理逻辑，而且还就《心的分 析》这个话题，重复了他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他不 久前发表的关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关系的言论互相冲突，然而罗素还是将讲稿 寄给了乔治 ? 艾伦和昂温书社出版。他还增加了一篇序言，特别指出，在讲座提到 的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是我到中国之前撰写的，读者不要拘泥于其地理位置的精 确性。我使用的‘中国’仅仅是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遥远的国度’，以此说明读 者不熟悉的事物”。大约在同一段时期，他致信三一学院，希望辞去实际上并未履 行的讲师职务。他后来说，他那样做的“原因是，我明目张胆地生活在罪孽中” 。
这是一个**之举。从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写作为生，从一定程度上说， 他无法将许多时间用于他在狱中思考过的那类哲学问题。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断 了这条后路呢？我倾向于认为，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其一，在受到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影响之后，他对哲学产生了幻灭感；其二，在他的感情层面 上，生儿育女的渴望取代了哲学的地位。1917 年，他曾经表示，希望重拾哲学研究，将其作为重新思考“永恒事物”的一种需要；到了 1919 年，他阅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一直存在这类永恒事物，等着他重新进行研究。在《数理逻辑引论》和《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他虽然强调说，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心智集中关注抽象的形式，但是依然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这样的形式。然而， 在荷兰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讨论之后，在关于约阿希姆著作的书评中，在 1920 年 初期撰写的其他文章中，他开始大力强调逻辑学的语言性质，坚持认为，逻辑学 不是研究永恒的抽象形式，只是对语言的分析而已。根据这个观点，没有什么 “永恒事物”可让哲学家去寻求庇护。
因此可以说，他后来概括描述的“脱离毕达哥拉斯之举”——即对数学世界 的实在持越来越不相信的态度——是在 1919 年底完成。那时，他接受了一个观 点，让逻辑学和数学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到那时为止，它对 罗素来说已经不再是感到遗憾的问题了。其原因在于，到他访问中国时，他人生 中*急切的冲动是生儿育女。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愿意牺牲三一学院的职位，以便和朵拉一起，生活在“罪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角度看，在自我定位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罗素 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当哲学家转向当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内在原 因说明，两者为什么不能兼顾。假如他和朵拉于 1921 年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夫妻， 或者说，假如剑桥大学的上流社会的两性道德观念与实际情况不同，他也可能不 会在当父亲或者让学者之间做出选择。假设的情况与实际的状态不同；假如他没 有觉得，为了满足要孩子的愿望，他不得不放弃三一学院的职位，那么，他是否 会保留讲师职位，继续自己作为学院派哲学家的生涯呢？
公众对他们两人很感兴趣，其强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公众的主 要兴奋点看来不是在罗素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贡献上，而是在他的社会和政治 思想上。“世界上*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到中国，我们非常高兴。”一名来自上海 的学生致信罗素，表达了对他的重要性的看法，这看来是中国人的普遍观点。如 果说俄国人希望给罗素上一堂人生哲学课，那么，中国人的态度似乎同样坚定， 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这样的东西。在上海短暂逗留的几天时间中，罗素接待了无数 访客，被所有的人视为睿智、博学的哲人。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若干 人致辞，对他表示欢迎。他后来写道，他被称为“第二个孔子”。那次宴会给他 留下一个经常谈及的记忆：他**次听到中国的古代音乐演奏，那种乐器被他描 述为“有点像吉他……但是被平放在桌子上”。一般说来，音乐不会给罗素留下 深刻印象，然而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种音乐“非常动听，非常精妙”。
罗素仅在上海住了一夜之后便宣布，自己喜欢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他写 道：“我那时才知道，受过教化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文明的人。”他见到的每个人 看来都充满睿智，滑稽幽默，不乏魅力。他的翻译赵元任让他感到特别惊讶。赵 元任全程陪同，将他的讲座和讲话译成中文。赵元任曾在美国待了 10 年，并且 完成了人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成了中文。他年 富力强，头脑聪明，而且反应机敏，妙语连珠，是罗素和朵拉的完美陪伴，两人 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看见罗素的一篇文章，题为《当下乱局之成因》（现在是《工业文明的前景》的**章），随即脱口而出：“怎么说呢，我觉得，当下乱局的成因是以前的乱局。”那样的睿智让人想起 18 世纪的英国绅士，正是罗素 *欣赏的类型。
罗素开始时失望地发现，他并不是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中国各地旅行，看一看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作为回报，他参加访谈，举行讲座， 满足人们希望见到他、聆听他的观点的迫切要求。首先，他们一行在杭州的西子 湖畔住了 3 个晚上。主人带领罗素和朵拉参观了附近岛上的乡村房舍和寺庙。罗 素发现，在中国，“看来没有谁相信宗教，甚至那些和尚也不相信”。这让他觉得 很有意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当时正在形成的印象：中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保留 着田园诗的韵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18 世纪的英格兰，恰如辉格主义者向往的某种天堂。
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假如 18 世纪的欧洲持续存在至今，没有出现产业 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它就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这里的人似乎是理性的享 乐主义者，谙熟获得幸福之道，通过对艺术感的强化培养，变得近乎完美。 他们与欧洲人大不一样，选择享乐而不是权力。
结束了在杭州的访问之后，罗素和朵拉到了南京。在那里，罗素给中国科学 协会举办了题为《爱因斯坦的新引力理论》的讲座。随后，两人顺着长江而上， 经过 3 天航行，到达了汉口。罗素回忆说：“在长江上航行的那几天非常愉快，与 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所闻形成截然对比。”朵拉写给她母亲的信件也证实了这一印 象。朵拉告诉母亲：“中国的风景堪称天堂，无与伦比，恰如中国绘画，远处雾霭 朦胧的山岭总是依稀可见。我觉得，长江肯定可以跻身世界上*漂亮的河流之列。”
两人离开汉口之后，到了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一个重要的商业、工业 和教育中心。当时，长沙正在举行一次教育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哲学家约翰 ? 杜 威。杜威在 1 年之前接受中国讲座协会——罗素也是受到该机构的邀请——邀请 来到中国，并且已经接受了再待 1 年的请求。罗素和杜威是在湖南省省长举行的 一次宴会上相遇的；多年以来，杜威在公开场合对罗素有过多次善意之举，但是 私下里看来并不喜欢罗素。根据美国自由主义作家锡德尼 ? 胡克的说法，“杜威 对罗素的恶感始于中国……杜威觉得，罗素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他喜欢杜威，超过了他在 1914 年见到的其他任何美国人，“现在我觉得他无法忍受”。
会议组织者本来希望说服罗素在长沙逗留 1 周，举行讲座，与人交流。但是， 罗素和朵拉已在中国旅行了两周，心情愉快，然而身体疲惫，希望休息一段时 间，所以很想到北京去安顿下来。因此，两人决定，只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根据 罗素的回忆，为了补偿他拒绝留下带来的结果，在那天的 24 个小时中，他举行 了 4 场讲座，发表了两次宴会致辞，午餐之后还有一次讲话。
四场讲座全都涉及同样的主题，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他对俄国的印象， 分析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后以《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为题结 束。在他的听众之中，当时是年仅 26 岁的学生。根据的说法（保 留在他当时撰写的一封信件中），正如人们预料的，罗素“采取了支持共产主义 的立场，但是反对工农专政”：他说，应该使用教育这个方式改变有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必要 限制自由，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和暴力革命。
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 法作为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当时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1911 年的革命——罗素 倾向于认为，它与英国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类似——让中国在理论上是一个君主 立宪国家，但是其实大体上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孙中山领导着信奉温和社会主义 的国民党，罗素——与约翰 ? 杜威一样——希望国民党在那场权力之争中获得 胜利。1920 年秋天，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可能性**的结果；第二， 尽管持怀疑态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实现。 学生和政治进步人士普遍觉得，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许多人向苏维埃俄国 寻求指导。在罗素的听众中，许多人认为这位《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 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它至少可以在严肃的意义上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 理想抗衡。
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罗素给奥托琳写了一封长信，记录了那次旅行，谈到了 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初步印象。他请她准备几份打字稿，分别寄给克里福德 ? 艾伦、伊丽莎白（他的嫂子）、科莱特以及《国家》的主编休 ? 马辛厄姆。他说，如果马辛厄姆愿意，可以将文稿刊登出来。“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随后可以 寄给他更有趣的东西——我本人倾向于后一个方案。”到头来，马辛厄姆原文照 登了那封长信，使用的标题是《中国的幸福》。
那时，罗素在中国还不到 3 周时间，甚至尚未到达北京，他描述的中国印象可 能有为时过早之嫌。在那封信件中，罗素勾勒了文明程度极高的人物画像，他们 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过于精致，过于从容，难以抵抗现代世界的种种野蛮做法。但 是，剩下的旅途中，罗素定格的这种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俄国，他将西化 视为一种疾病；在中国，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那种疾病传播开来之前，看到在*健 康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风貌。在他的信件中，在中国的欧洲人仿佛被描述成某种 致命痛苦的载体。在上海，“欧洲人看上去几乎个个病态，面目可憎”。在长沙， “欧洲人拥有一些工厂，一些银行，一些传教团体，一家医院——按照西方方式损 害和修复身心的东西一应俱全”。他报告说，在长沙大约有 300 个欧洲人，接着，他 仿佛以告诉病人好消息的医生的口气补充说：“不过，欧化尚未大规模漫延开来。”
10 月的*后一天，罗素和朵拉一行终于抵达北京。罗素的以上心态很快表 现出来：他们两人反复要求，使用二手中式家具布置他们的寓所，不用给他们提 供的欧式家具。罗素和朵拉决定，尽量与北京的欧洲人圈子保持距离。罗素写 道：“在东方的英国人完全与环境脱节，打马球，上俱乐部，从 18 世纪传教士的 著作中获得对本地文化的看法，以鄙视英国乡下人的智性的态度，鄙视东方人的 智性。”罗素没有刻意表示，他和朵拉是已婚夫妻，对这样做给传统的欧洲感造 成的冒犯，两人都深感高兴。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上流人士因此完全避开他们两 人。他们两人受到中国主人的极大尊重；相比之下，他们公开对抗传统的两性关 系和婚姻观念带来的偏见显得微不足道。在北京，欧洲的外交官员、商人及其各 色人等频频发出邀请，让他们有应接不暇之感。
可是，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亲自去结识和理解中国人。对罗素和朵拉两人来 说，“中国的问题”与产业主义问题密切联系。在各自访问俄国的过程中，两人 以不同方式，就这个问题形成了深刻印象。朵拉后来回忆在中国度过的那段日子 时写道：“我们两人清楚地看到，我们那时生活在前工业化的文明中。”因此，作 为两人在俄国的经历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中形成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驯服”工 业化发展，使其与我们珍视的文明匹配？这时，这个问题被确定为另外一个问题，在调整自身、面对现代世界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中国人是否可以保留让自己如此愉快的某些品质呢？ 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为了帮助中国，我愿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这项任务很难。中国是一个艺术之邦，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说， 想象一下奥古斯都 ? 约翰和利顿 ? 斯特雷奇统治之下的大英帝国，“你就可以对中 国在 2000 年中如何被人统治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概念”。当年在狱中，他曾经 详细对比了维多利亚人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差异，对比了一方的活力和能量与另 外一方的无精打采的艺术感。在他的脑海里，这样的对立以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对 比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他看到，完全忽视当代生活的雅致的愉悦导致的 危险；中国人让他看到，如果扩大那些愉悦、排除其他东西，也可能导致危险。 他告诉奥托琳：“中国人常常提醒我奥斯卡 ? 王尔德**次出庭时的情景。他觉 得，睿智可以让他度过任何难关，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被一台并不在乎人的价值 的巨大机器控制。”
在国立北京大学，罗素在讲座中介绍了哲学和数理逻辑，而且还就《心的分 析》这个话题，重复了他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他不 久前发表的关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关系的言论互相冲突，然而罗素还是将讲稿 寄给了乔治 ? 艾伦和昂温书社出版。他还增加了一篇序言，特别指出，在讲座提到 的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是我到中国之前撰写的，读者不要拘泥于其地理位置的精 确性。我使用的‘中国’仅仅是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遥远的国度’，以此说明读 者不熟悉的事物”。大约在同一段时期，他致信三一学院，希望辞去实际上并未履 行的讲师职务。他后来说，他那样做的“原因是，我明目张胆地生活在罪孽中” 。
这是一个**之举。从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写作为生，从一定程度上说， 他无法将许多时间用于他在狱中思考过的那类哲学问题。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断 了这条后路呢？我倾向于认为，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其一，在受到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影响之后，他对哲学产生了幻灭感；其二，在他的感情层面 上，生儿育女的渴望取代了哲学的地位。1917 年，他曾经表示，希望重拾哲学研究，将其作为重新思考“永恒事物”的一种需要；到了 1919 年，他阅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一直存在这类永恒事物，等着他重新进行研究。在《数理逻辑引论》和《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他虽然强调说，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心智集中关注抽象的形式，但是依然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这样的形式。然而， 在荷兰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讨论之后，在关于约阿希姆著作的书评中，在 1920 年 初期撰写的其他文章中，他开始大力强调逻辑学的语言性质，坚持认为，逻辑学 不是研究永恒的抽象形式，只是对语言的分析而已。根据这个观点，没有什么 “永恒事物”可让哲学家去寻求庇护。
因此可以说，他后来概括描述的“脱离毕达哥拉斯之举”——即对数学世界 的实在持越来越不相信的态度——是在 1919 年底完成。那时，他接受了一个观 点，让逻辑学和数学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到那时为止，它对 罗素来说已经不再是感到遗憾的问题了。其原因在于，到他访问中国时，他人生 中*急切的冲动是生儿育女。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愿意牺牲三一学院的职位，以便和朵拉一起，生活在“罪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角度看，在自我定位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罗素 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当哲学家转向当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内在原 因说明，两者为什么不能兼顾。假如他和朵拉于 1921 年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夫妻， 或者说，假如剑桥大学的上流社会的两性道德观念与实际情况不同，他也可能不 会在当父亲或者让学者之间做出选择。假设的情况与实际的状态不同；假如他没 有觉得，为了满足要孩子的愿望，他不得不放弃三一学院的职位，那么，他是否 会保留讲师职位，继续自己作为学院派哲学家的生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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